南平市图书馆

宋明理学，我们在习惯上也称之为“宋明道学”。中国儒家的前辈两千多年以前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和动物区别在什么地方？
  孟子讲过一段话，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讨论人和动物的差别，“几希”是很小很小的意思。儒家学派认为，人和动物的重要差别之一就在于人有道德伦理观念。所以说，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儒家学派就开始讨论人的道德伦理观念问题：道德伦理是什么？从哪里来？它和自然、和人类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人类和社会它的作用是什么？宋明理学就是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回答。因此，宋明理学我们可以称它为道德哲学，它是从哲学上来回答道德的问题。
  中国儒学的发展经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先秦的儒学，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先秦儒学之后，唐代是佛学盛行的历史时期。中唐以后，有些学者将佛学加进儒学，出现“援佛入儒”的现象。到了宋朝，中国的儒学吸收了唐代佛学的内容，就发展成为宋明新儒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宋明理学”。可以说不了解“宋明理学”就不可能了解儒学和中国文化。
  “宋明理学”的最高的范畴是“理”，或者称之为“道”，或者称之为“性”。“宋明理学”是将儒学的伦理观念哲学化，将伦理上升为天地的本源，人性的本源，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修养方法，它的目的是希望人成为“圣人”和“贤人”。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和古希腊哲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教人认识自然，成为智者，成为很聪明的人。而中国古代哲学呢？它教人认识人的本身，成为道德完美的“圣人”。
  “宋明理学”有两大流派，一派叫“朱熹学派”，或者称为“程朱学派”，北宋的程颐、程颢弟兄二人和南宋的朱熹所创建的学派。“朱熹学派”的基本思想就是三个字，“性即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的“性”降到人心中，就成为“理”。这个理从哪儿来的？朱熹认为这个“理”是老天爷降到人心里来的。它是独立于人的感觉之外的一种客观精神。我这样讲，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抽象，用现代语言来讲，朱熹所讲的“理”，实际上是规律和伦理二者的综合。
  朱熹举例说，我们现在坐的椅子一定要有四只脚，如果四只脚的椅子你抽去一只脚，那么这把椅子一定要倒下来。另外，朱熹还讲过，我们大家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照镜子，镜子是可以照人的，脸洗干净了没有，这就要照镜子。没有哪一个傻瓜拿着木板子来照的。朱熹还讲水一定是往下流的，那火焰呢？一定是往上烧的。朱熹讲的这几个现象都是自然界的必然现象。
  朱熹实际上讲的是自然界的规律。四只脚的椅子为什么抽掉一只脚要倒，这在今天的物理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镜子可以照人，木板子不能照人，这在物理学上也是可以解释的。朱熹学派所讲的“理”具有必然性，具有规律的内容。
  朱熹所讲的“理”有双重含义：一种“理”叫“在物之理”，就是刚才讲的椅子、镜子、水、火这些“物”所具有的“理”。同时，还有“在心之理”，在人的头脑里面，或者说，在人的思想里面的这种“理”。这种“理”叫什么？就是通常所讲的忠、孝、仁、义这样一系列的道德伦理概念。所以说，朱熹所说的“理”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讲的是物质的规律，物的必然性，另外，就是讲的人的道德伦理观念。朱熹的“理”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和人的道德伦理综合在一起，用人必须遵守规律来论证人必须服从忠、孝、仁、义这样一些伦理道德观念。
  朱熹认为，这个“理”是天赋于人，老天爷给人的，人人先天具足，生下来就什么都有，什么都完美无缺。那么，为什么人还有千差万别呢？主要是由于“气禀”不同，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叫气，有的人“金气”多一点，有的人“水气”多一点，有的人可能别的什么气多一点，或少一点，这种情况，叫“气禀之偏”，偏于某一方面了，不全了，不完美无缺了。
  另外，朱熹认为，还有人的物质欲望这个因素也会影响人的天赋之“理”的表现，朱熹把它叫作“物欲之私”。一个“气禀”，一个“物欲”，使人先天具有的这种“理”被蒙蔽了，遮盖了。怎么办？朱熹认为，有两条路线可以解决。一条路线叫向外用功，一条路线叫向内用功。什么叫向外用功呢？就是“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格”的物多了，穷的理多了，你的天赋之“理”也就恢复了，回来了。朱熹所说的这个“格”字，你可以把它当成研究去理解。今天研究一件事，一个物，明天你再研究一件事，一个物；今天你去讨论、探索一个道理，明天再去探讨另外一个道理。朱熹认为，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要一件件，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去研究，去探索，这个叫“格物”。
  朱熹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在探讨、研究自然和社会各种事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读书，就是说，你要去探讨真理，首先要做的是读书，特别要读儒家学派的书。
  今日格物，明日格物，这叫向外用功。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叫向内用功，什么意思？就是要省、察、克、治。省是反省自己。察，考察自己。克是克服自己。治，是治理管好自己。这些讲的都是人的自我道德修养。朱熹提倡，要用一种很严肃、很诚恳的精神去进行省、察、克、治等，自我修养。态度很严肃，很诚恳，这叫“主敬”，“敬”就是要严肃，要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和我们今天提倡“敬业”精神的“敬”，意思差不多。
  向外用功也好，向内用功也好，干吗呢？目的是把人的各种欲望，特别是不正当的物质欲望去掉，把老天爷给你的伦理道德观念保存起来，发扬起来，这就叫“去人欲、存天理”。朱熹认为这样做了之后，人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成为圣人，成为贤人了。
  朱熹还提出来，“要先知后行”。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首先要知，比如说你从北京到贵阳来，你首先要了解一下贵阳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才能从北京到贵阳，所以要“先知”，将“知”放在第一位，先要认识，先要了解，然后你才能够行，去进行道德修养。
  朱熹的学问是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长期在思想界占据着主流和统治地位，统治者觉得这一派的学说很稳妥，很正当，没有多大弊病，也没有偏激不当之处，所以除了南宋后期一段很短的时间外，统治者大都提倡这一学派，表彰这一学派。
  朱熹学派之外另外一个学派就是“阳明学派”——明朝的浙江人王阳明所创立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南宋的陆九渊，所以又称为“陆王学派”。贵州的学者，贵州的百姓可能都知道“阳明学派”。昨天我们到贵阳，下午就参观“阳明祠”。我也了解到，贵阳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修文，修文有“阳明洞”，是王阳明修养的地方。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特别在文教方面留下了深刻影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之一。
  “阳明学派”跟“朱熹学派”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朱熹认为“性即理”，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还说什么“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什么是“心”？讲的不是存在于人体内的永远跳动的物质的心，而是讲的人的感觉和知觉。王阳明认为，人的感觉、知觉和人的伦理观念是同一体。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证：耳朵是人一生下来就能听，具有很高的听力，眼睛是人一生下来就能看，具有很高的视力，这就叫“耳自聪，目自明”，是人的天赋生理功能，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每个人都是这样，除了先天的遗传的残疾人，正常的人一生下来都如此，王阳明把人的这种能力叫“良能”。由此，王阳明认为人有一种天赋道德观念，见父必定知孝，见兄必定知悌，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在王阳明学派看来，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忠、孝、仁、义这些道德观念，和人的生理功能是综合体，是一致的，叫“良知”。
  既然人生下来耳朵就能听，眼睛就能看，与生俱来，本无欠缺，不必他求，人人如此，自然，不需要再去学习，不需要再去追求，这就叫“心即理”。与“心即理”相联系的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人的天赋道德观念，人一生下来，就有道德观念，它是完整的，不学而知，不虑而能，既不需要学习，而且也不需要思考。这样的话，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道德观念是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后天培养的话，那么向内用功，恢复这个“良知”就可以了，何必要像朱熹那样主张向外用功，费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万事万物呢！这个恢复天赋“良知”的过程，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
  王阳明主张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要去研究天，研究地，研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而是首先要发明、找到天赋的人的本心。如果你能将道德观念作为自己的主宰，懂得道德观念是怎么回事，那么人的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欲望就会自动消除。这就是所谓“主于道，则欲消”。所以“阳明学派”和“朱熹学派”都主张“去人欲，存天理”。但是，途径不同。朱熹是主张格物穷理，一件件事物去研究，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地去探讨，而王阳明则主张，只要把人的本心所具有的道德观念恢复了，发现了，那么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欲望自然就会消除。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先要知然后才能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不分先后。
  阳明学派以朱学的反对派的面貌出现，他强调人的感觉、知觉，人的思维，也就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在反对权威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些方面起过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由于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强调人的感觉、知觉，而人的感觉、知觉又因人而异，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因此历代的统治者对王学总是不放心。觉得它有可能从这里出现一个缺口，产生一些异端的思想，所以历代统治者大部分不把王阳明学派列为正宗的儒学。
  明清以来“程朱学派”“陆王学派”经常互相攻击。其争论的要点如下：
  第一，“支离”与“简易”之争。王阳明这一派批评朱熹那一派“支离”。什么叫“支离”？就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道德观念，直接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寻就可以了，干吗兜着圈子、绕着弯子去了解天地万物，这叫“支”，“支”就是兜圈子，绕弯子。“离”，就是离开了培养道德观念这个根本的目的。为什么镜子可以照人，木板子不能照人，你研究了半天，把原理搞清楚了，对你培养道德观念有何作用？王阳明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对着竹子观察、研究，想从竹子的生长悟出道德应该怎么培养，怎么成为圣人、贤人。大家想，你对着竹子在那里发呆，在那里朝思暮想，当然对你的道德观念的形成没有作用。所以说，王阳明认为朱熹的办法“支离”。“支”，走了岔路，绕了弯子，“离”，离开了道德培养这个根本目的。
  朱熹学派批评陆王学派“简易”：不必研究万事万物，也不必读书穷理，太简单，太容易了。
  第二，“宗经”与“六经注我”之争。朱熹主张，“六经”，孔子、孟子的著作是“理”的最完备的体现，世上的人，都必须将六经和孔、孟著作做根本，做规范，不能离开，更不能背弃。“阳明学派”认为，“宗经”、读经都并不太重要，如果我掌握了“道”，把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问题解决了，“六经”不过是对我自己思想的一个解释罢了，这叫“六经注我”。按照这一说法，圣人孔子、孟子讲的话，不过是我心里面想讲的话。在这里，“我”处于第一位，作为标准、作为规范的就不是“六经”，不是孔子、孟子的话，而是“我”了。
  第三，“读书穷理”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争。朱熹主张“读书穷理”，要多读书，一书不读，则缺乏一份道理。“阳明学派”由于强调首先要发明人的本心，所以不那么强调读书，特别不强调多读书，苦读书，其末流就产生一个偏向，叫什么？“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根本不用去看，“游谈无根”，海阔天空地神聊、神侃，没有根据。
  第四，“窒欲”与“认欲为理”之争。“朱熹学派”主张人的欲望是坏东西，要尽可能把它堵塞了，窒息了。他认为“阳明学派”有可能产生一个偏向，就是把人的欲望，人的生理欲望看成是合理的，符合伦理道德的。
  这两个学派在明清时代互相批评，互相攻击，一直吵嚷不休。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点。希望大家对于“宋明理学”，对于“朱熹学派”和“阳明学派”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概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