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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强调义。他认为古代圣贤治天下，一定把仁义放在首位，而不急于追求功利。他说：“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送张仲隆序》，《朱子文集》卷七五）在朱熹看来，讲仁讲义，那就万事合宜；讲功讲利，那就要亡人之国，自灭其身。因此，他反复颂扬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要人们正义明道，把体认儒学伦理、成圣成贤当作头等大事，而不要去谋利计功。他说：“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关于王良打猎的那个故事，他完全同意孟子的评价，说是不能“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答陈同甫》，《朱子文集》卷三六）。
  陈亮则强调功利与“适用”，认为人才在使用中才可以见出能否，军力和财力在使用中才可以见出盈虚。他主张广泛地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拒敌御侮各方面的问题，批判当时信奉道学的儒生麻木不仁，处于“艰难变故”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却只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只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其结果必将“尽废天下之实，百事不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他愤慨地责问朱熹：如果什么事情都“担当”不起来、“开廓”不出去，仁义又在什么地方呢？关于王良打猎的那个故事，陈亮说：驾车有法度，发必命中，才能称为“君子之射”，哪有拉弓搭箭，瞄住目标却又甘心空手而返的人呢（《与朱元晦秘书书》，《陈亮集》卷十一）？
  与义利之辨相联系的是王霸之争。
  朱熹认为三代以上，尧、舜、禹等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密旨”相传授，只有天理，没有人欲，行的是仁义之政，所以是“王道”；三代以下，不能谨守尧、舜、禹相传的“密旨”，立心之本全在功利，虽然也有成就，但尧、舜、周公、孔子之道不行，不是天理之正，因此是“霸道”。在他看来，历史是不断退化的，三代以下的中国史完全漆黑，尤其是汉唐，“只是架漏牵补”，勉强度日，就像王良第二次打猎一样，“获禽”虽多，但车驾得不正，既不值得肯定，更不值得羡慕（《答陈同甫》，《朱子文集》卷三六）。
  既然否定三代以下的中国史，则许多对中国历史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也就要一概否定。据朱熹说，管仲的“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从动机到行为都不怎么样（《朱子文集》卷三六）。汉高祖被斥为有“私意”；唐太宗则被说成是“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朱子文集》卷三六）；魏徵（580—643）被认为“全只是利”（《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在朱熹看来，三代以下的好人，只有一个诸葛孔明（181—234）可以肯定。你有“功”吗？但是，“天理人欲之分，则有毫厘必计，丝发不差者”。只要你的动机中“有一毫利心”，“便是霸者之习”，就要严肃批判，“皆秉法义以裁之，不少假借”（《答陈同甫》，《朱子文集》卷三六）。他主张以“尧、舜相传之心法”为准则，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就汉祖、唐宗心术微处，痛加绳削”（《朱子文集》卷三六）。
  陈亮坚决反对朱熹的看法。他说：程颢等人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这一说法，本来就不能使人心服；近世儒者进一步说什么“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是一种谬论。针对朱熹的历史退化观，他驳斥道：“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八）
  辩论中，陈亮在汉唐不如三代这一点上，对朱熹有所妥协，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三代以下的历史，坚持“道”没有什么神秘，也不难获得，就同阳光普照大地一样，开眼就可见到。如果认为三代以下，“道”未尝一日得行，岂不是认为二千年之间，所有的人都是瞎子吗？这是对朱熹的很有力的反驳。陈亮又进一步指出，三代时的人心也不是都“净洁”，不是“都无利欲”，这就直捣朱熹的老巢了。
  对于朱熹否定的许多三代以下人物，陈亮都给予充分评价。管仲协助齐桓公进行改革，使齐国国力大振，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苻坚任王猛为宰相，压制豪强，发展生产，统一了黄河流域。陈亮满怀感情地叹息说：“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他高度肯定汉高祖和唐太宗，称赞他们的“大功大德”。他并由此推论，汉高祖、唐太宗的动机也一定有好的地方，“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这里，陈亮表现出了一条和朱熹相对立的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标准，这就是功利。
  分歧还表现在做人的理想上。
  朱熹要陈亮做儒者。淳熙十一年（1 184），陈亮因事被捕入狱。在他出狱后不久，朱熹立即写信，要他“痛自收敛”，抛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以后，他又反反复复地说：只有学儒，才能成人，离开了儒者之学，就要“叛弃绳墨，脱略规矩”，传播开去，就要坏人心术，使得义利之别不明、舜跖之路不分。
  陈亮则神往于做一个建功立业的“英雄”。在回信中，他说：研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同异，讲究自我反省，考较礼仪细节，搞什么积累、涵养，这些，我陈亮比起你们这些儒者当然不如，但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麤（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八）。他更明确表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
  在其他问题上，朱熹和陈亮之间也存在许多分歧。例如：朱熹主张理在天地之先，陈亮则主张理在事物之中，认为“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朱熹认为人的圣贤智愚决定于先天的气禀，陈亮则认为决定于后天的锻炼。他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气有精粗。”（《陈亮集·又乙巳春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