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孟子讲过一个故事：赵简子派王良为他的嬖臣奚驾车打猎，整天打不到一只禽兽。奚回来报告：“王良是天下最低劣的驾车人。”有人把奚的话告诉王良，王良要求再来一次。结果，一个早晨打了十只禽兽。奚回来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好的驾车人。”赵简子于是派王良专门为奚驾车，王良拒绝说：“我不为小人驾车。”《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肯定王良的做法，认为按法度驾车，即使打不到禽兽也没有关系，不按法度驾车，即使打到的禽兽堆积如山，也不能干。
  孟子这个故事讲的是义利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是一场开始得很早而又绵延不断的争论。
  孔孟倡义，反对言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战国时，各诸侯国纷纷变法，梁惠王曾经满腔热情地欢迎孟子，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期望孟子能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办法来，但孟子却迎头一盆凉水浇了过去，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与孔孟相反，墨子（前468—前376）、荀子、韩非等则不反对言利。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他认为，义不能和利分离。当有人和他谈起义时，他就诘问：“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鲁问》）荀子认为人不能没有义，也不能没有利，但义要占支配地位。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荀子的学生韩非则激烈地攻击孔孟的仁义，指责其为“乱国之俗”（《韩非子·五蠹》）。他宣称，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对自己有利。
  义利之辨随着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结束而沉寂，但是，到了北宋却再度趋于激烈。神宗时，王安石锐意变法，他明确表示，要讲求“富强之术”，为国家“兴利除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司马光则指责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司马温公文集》卷七四）。苏轼（1037—1101）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说：一个国家的存亡，“在乎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苏东坡续集》卷十一）。程颢则在《论王霸疏》中称：尧、舜得“天理之正”，“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实行的是“王道”；齐桓公、晋文公、管仲等假借仁义，实行的是“霸道”，是“仲尼之徒”所羞于提到的，因此，不值得效法（《明道文集》卷一）。这样，哲学上的义利之辨就和政治上的王霸论争结合起来了。显然，朱熹、陈亮之间的辩论是先秦、北宋以来这一论争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