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建立在北方的金王朝初期是一个奴隶主贵族政权，它对宋王朝发动战争，目的在于攫取财富和掳掠人民做奴隶。女真贵族在其占领区推行奴隶制，任意烧杀，霸占土地、金帛、子女。掳掠去的人民被锁上铁链，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等处换马。这种情况，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使中原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对待金王朝的态度上，朱熹有前后期的不同。前期，金兵南侵，南宋王朝面临覆灭危机，朱熹主张抵御金兵，反对议和。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任右相，朱熹曾献分兵北伐之策，希望恢复中原。但是，朱熹担心贸然北伐会导致兵败失利，也不敢盛倡此议。在《癸未垂拱奏札二》中，朱熹分析战、守、和三策说：“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战诚进取之势，而亦有轻举之失；守固自治之术，而亦有持久之难；至于和之策则下矣！”他认为徽、钦两个皇帝都被金兵俘虏去了，“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和不得。
  朱熹建议拒绝敌人的一切引诱，固守江淮一带，合战守二计为一。他说：“守固而有以战，战胜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显然，重点在守。那么，何时北伐呢？朱熹主张“蓄锐待时”，等待时机。
  战与守的是非视环境和条件而定，不具备进攻条件时主守是正确的。但是，金兵正蹂躏着中原地区，一切爱国者都不应该忍受这种“南共北，正分裂”的局面。积极创造条件，由固守发展为进攻，收复中原，这是抗战派的路线；长期满足于“自治”，不思进取，这就是偏安妥协了。
  当时有一个盛行的口号叫“内修外攘”，即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攘除金虏。朱熹极为赞同，认为“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复仇之义不可一日缓”。但是，随着宋金关系的缓和，朱熹愈来愈多地希望保持南宋王朝的安宁。乾道三年（1167），孝宗为了加强边备，派人到淮上视察城壁，下令修筑扬州城，遭到偏安派的反对。谏议大夫陈良祐认为此举无益，徒招敌人之疑。朱熹赞同陈良祐等人的意见，认为从此边事将不能“久宁”。乾道六年（1170），宰相虞允文建议乘钦宗在北方死去的机会，派使臣去金，索回北宋在洛阳、巩县一带的皇陵区，也遭到朱熹的反对，他写信给当时正任吏部员外郎的张栻，要他规劝孝宗，“较时量力”“不为小人邪说所乱，不为小利近功所移”。
  朱熹当时有两怕：一怕“仇敌外侮”，二怕“民心内摇”。随着南宋王朝和农民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朱熹对后者的担心愈多，恢复中原的希望也就被推得愈远。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在《与陈丞相书》中列举南宋王朝的各种“内忧”，特别提出“民穷兵怨”的问题。淳熙十五年（1188），他把这种担心上奏孝宗，声称“一有不虞，臣窃寒心”。奏章中说：“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一一）他要求南宋统治者作政策的根本改变：“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同年，他对门徒说：“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前期，朱熹以“外攘”“恢复”为重；后期，则以“内修”“自治”为重。重点变了，对秦桧的评价也就有所不同。乾道九年（1173），他指斥秦桧之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认为南宋军民“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愤慨是正当的。为此，朱熹曾于淳熙九年（1182）在永嘉砸过秦桧祠。但是，到了后期，却逐渐肯定秦桧。他说：秦桧“归来主和，其初亦是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朱熹所不满的只是“和”得过于“草草”，一“和”到底，“犹己奉之，荡不为一毫计”。有时，他甚至赞誉秦桧“有骨力”，“所引皆是好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朱熹认为处理民族问题，不应该依仗武力，而要“修文德以来之”。基于这一观点，他对抗战派常有指责。他批评岳飞“恃才不自晦”，似乎岳飞不是死于秦桧的陷害，而是死于他自己的骄傲和躁进。神宗时，王安石任用王韶收复了被西夏占据的熙河地区，共一千八百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从未有过的大胜利。朱熹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他说：熙州是广漠之乡，有了没益处，没有也不是损失。他批评神宗：“只管好用兵”，“费了无限钱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朱子语类》，卷一二七）不仅如此，连汉武帝抗击匈奴侵扰，朱熹也斥之为“好大喜功”（《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由于抗金军事一再失利，朱熹到晚年愈感恢复无望。庆元四年（1198）之后，他公开表示：孝宗初年主张“和议”的人都是“端人正士”，而抗战派则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辈。虞允文是抗金名将，但是却被朱熹辱骂为：“其实无能，用着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他认为“复仇”“雪耻”一类口号在高宗初年喊喊是可以的，到了孝宗时期，就喊不响了。他说：“孝宗即位，锐意雪耻，然事已隔，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乾道元年（1165），朱熹曾经说过靖康之耻“虽万世而必报”，显然在对金态度上，朱熹的早年与晚年有大幅度的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晚年，朱熹也仍然怀念中原，以不能亲见恢复中原为憾。绍熙五年（1194），他曾感慨地叹道：“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显示出他贯彻始终的爱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