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伦理根本论。他认为只要倡明道学，发挥儒学伦理整饬人心的作用，那么，南宋朝廷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及民族问题，都不难解决。
  一、从“外攘”为重到“内修”为重
  建立在北方的金王朝初期是一个奴隶主贵族政权，它对宋王朝发动战争，目的在于攫取财富和掳掠人民做奴隶。女真贵族在其占领区推行奴隶制，任意烧杀，霸占土地、金帛、子女。掳掠去的人民被锁上铁链，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等处换马。这种情况，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使中原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对待金王朝的态度上，朱熹有前后期的不同。前期，金兵南侵，南宋王朝面临覆灭危机，朱熹主张抵御金兵，反对议和。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任右相，朱熹曾献分兵北伐之策，希望恢复中原。但是，朱熹担心贸然北伐会导致兵败失利，也不敢盛倡此议。在《癸未垂拱奏札二》中，朱熹分析战、守、和三策说：“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战诚进取之势，而亦有轻举之失；守固自治之术，而亦有持久之难；至于和之策则下矣！”他认为徽、钦两个皇帝都被金兵俘虏去了，“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和不得。
  朱熹建议拒绝敌人的一切引诱，固守江淮一带，合战守二计为一。他说：“守固而有以战，战胜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显然，重点在守。那么，何时北伐呢？朱熹主张“蓄锐待时”，等待时机。
  战与守的是非视环境和条件而定，不具备进攻条件时主守是正确的。但是，金兵正蹂躏着中原地区，一切爱国者都不应该忍受这种“南共北，正分裂”的局面。积极创造条件，由固守发展为进攻，收复中原，这是抗战派的路线；长期满足于“自治”，不思进取，这就是偏安妥协了。
  当时有一个盛行的口号叫“内修外攘”，即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攘除金虏。朱熹极为赞同，认为“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复仇之义不可一日缓”。但是，随着宋金关系的缓和，朱熹愈来愈多地希望保持南宋王朝的安宁。乾道三年（1167），孝宗为了加强边备，派人到淮上视察城壁，下令修筑扬州城，遭到偏安派的反对。谏议大夫陈良祐认为此举无益，徒招敌人之疑。朱熹赞同陈良祐等人的意见，认为从此边事将不能“久宁”。乾道六年（1170），宰相虞允文建议乘钦宗在北方死去的机会，派使臣去金，索回北宋在洛阳、巩县一带的皇陵区，也遭到朱熹的反对，他写信给当时正任吏部员外郎的张栻，要他规劝孝宗，“较时量力”“不为小人邪说所乱，不为小利近功所移”。
  朱熹当时有两怕：一怕“仇敌外侮”，二怕“民心内摇”。随着南宋王朝和农民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朱熹对后者的担心愈多，恢复中原的希望也就被推得愈远。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在《与陈丞相书》中列举南宋王朝的各种“内忧”，特别提出“民穷兵怨”的问题。淳熙十五年（1188），他把这种担心上奏孝宗，声称“一有不虞，臣窃寒心”。奏章中说：“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一一）他要求南宋统治者作政策的根本改变：“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同年，他对门徒说：“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前期，朱熹以“外攘”“恢复”为重；后期，则以“内修”“自治”为重。重点变了，对秦桧的评价也就有所不同。乾道九年（1173），他指斥秦桧之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认为南宋军民“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愤慨是正当的。为此，朱熹曾于淳熙九年（1182）在永嘉砸过秦桧祠。但是，到了后期，却逐渐肯定秦桧。他说：秦桧“归来主和，其初亦是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朱熹所不满的只是“和”得过于“草草”，一“和”到底，“犹己奉之，荡不为一毫计”。有时，他甚至赞誉秦桧“有骨力”，“所引皆是好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朱熹认为处理民族问题，不应该依仗武力，而要“修文德以来之”。基于这一观点，他对抗战派常有指责。他批评岳飞“恃才不自晦”，似乎岳飞不是死于秦桧的陷害，而是死于他自己的骄傲和躁进。神宗时，王安石任用王韶收复了被西夏占据的熙河地区，共一千八百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从未有过的大胜利。朱熹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他说：熙州是广漠之乡，有了没益处，没有也不是损失。他批评神宗：“只管好用兵”，“费了无限钱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朱子语类》，卷一二七）不仅如此，连汉武帝抗击匈奴侵扰，朱熹也斥之为“好大喜功”（《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由于抗金军事一再失利，朱熹到晚年愈感恢复无望。庆元四年（1198）之后，他公开表示：孝宗初年主张“和议”的人都是“端人正士”，而抗战派则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辈。虞允文是抗金名将，但是却被朱熹辱骂为：“其实无能，用着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他认为“复仇”“雪耻”一类口号在高宗初年喊喊是可以的，到了孝宗时期，就喊不响了。他说：“孝宗即位，锐意雪耻，然事已隔，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乾道元年（1165），朱熹曾经说过靖康之耻“虽万世而必报”，显然在对金态度上，朱熹的早年与晚年有大幅度的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晚年，朱熹也仍然怀念中原，以不能亲见恢复中原为憾。绍熙五年（1194），他曾感慨地叹道：“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显示出他贯彻始终的爱国感情。
  二、“怀德”与“畏威”
  秦汉以后，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在它们强大力量的打击下，有的王朝衰落了，有的王朝倒塌了。这些事实，迫使统治者及其思想家逐渐懂得，必须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
  朱熹生活的年代，先后发生农民、茶贩、饥民等各类造反约二十次。朱熹生活的福建，更是“每三四年一次发作”。卫博在《定庵类稿》称：“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自建炎四年（1130）起，先后发生范汝为、管天下、杜八子、何白旗、姜大老等领导的多次造反。这些情况，像梦魇一样沉重地压在朱熹的心头。淳熙七年（1180），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生民日益困苦，无复聊赖。草茅有识之士，相与私议窃叹，以为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两年后，他在《上宰相书》中又说：“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徒，其已事可见也。”显然，农民起义的威胁使朱熹经常忧惧不安。
  朱熹主张适当地减轻对人民的税收，借以调节矛盾，稳定社会。宋代税目繁多，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各样的附加税。朱熹愤愤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在《庚子应诏封事》中，他直率地向孝宗指出当时巧取滥收的严重情况，所谓“纳米收耗”，可以一倍、再倍地往上加；所谓“预借官物”可以一年、两年以至三年、四年地往上增。他要求南宋统治者改变这种状况。淳熙九年（1182），他在《上宰相书》中说：“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以复收。”几年后，他又向最高统治者进言：“得财失民，尤为不可。”（《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一一）贪婪的统治者不知餍足地追求财富，常常因此失去民心，从而失去一切。朱熹很懂得这一点。淳熙六年（1179），李揖在广西造反，出榜宣布，“不收民税十年”。义军的这一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称李揖为李王，称宋军为“贼”。对此，朱熹评论说：“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朱熹一生多次办理过“荒政”。孝宗隆兴四年（1168）春夏之间，福建浦城饥民揭竿而起，朱熹即向知府请求，运粮借给饥民。这样，就使浦城举义的饥民孤立无援，不久即被扑灭。同年冬收获之后，借粮的百姓还回了粮食，朱熹即会同地方官在当地建立社仓。其办法是：平时借粮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荒年借粮利息减半，大荒之年完全不收利息。朱熹认为此法可以“下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与王漕书》，《朱子文集》卷二七），因此于淳熙八年（1181）要求孝宗通令各地普遍设立，奉旨颁行。
  为了防止农民“从乱”，朱熹积极主张清丈土地。他清楚地看到了税收问题上的不合理现象，也清楚地看到了对待“经界”的不同态度：豪家大姓、县吏乡司等不以为便，“独有贫民下户，欲行此事，有同饥渴”（《与张定叟书》，《朱子文集》卷二七）。他表示要为“贫民”着想，声称“今之为县，真有爱民之心者，十人则十人以经界为利”（《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对于南宋政府的地方官吏，朱熹做过尖锐的抨击，说他们“漠然无意于民”，甚至说他们“视民如禽兽”。他本人则一贯主张“仁民”“爱民”。淳熙九年（1182），南宋政府尚书省所下文书中有“严行督责”一词，朱熹大为激动。他立即上书说：“督责二字，考之前史，则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论督责税赋状》，《朱子文集》卷二一）他对孝宗说：官府固然应该禁止农民的“强借劫夺”，但“亦须先示存恤之意，然后禁其为非，庶几人心怀德畏威，易以弹戢”（《论督责税赋状》，《朱子文集》卷二一）。在朱熹看来，一个“德”，一个“威”，必须二者兼备，老百姓的“不轨”行动才易于“弹戢”。
  在农民规规矩矩时，朱熹主张施之以“仁爱”，但是，当农民揭竿造反时，朱熹就主张“围掩搜捉”“尽力扑讨”了。曾经有人建议他：为政应当以宽为本，以严作为辅助手段。朱熹不同意，他说：“某谓当以严为本。”儒家一贯标榜“不忍”之心。朱熹这时却说：“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
  朱熹重视刑与法的作用，主张用严刑、重刑。他说：“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诫。”（《朱子语类》卷七八）对先秦法家学派，朱熹颇多攻击，但是对其主张严刑峻法，朱熹却颇为欣赏。据他说，刑法轻就会助长老百姓的“悖逆作乱之心”，只有用严刑、重刑，才能使人们“不敢肆意于为恶”。（《戊申延和奏札》，《朱子文集》卷一四）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刺面涂墨、割鼻、砍足、破坏生殖机能等残酷的刑罚。这几种“肉刑”在汉文帝和隋文帝时代先后被废除，但是，朱熹却主张恢复后两种刑罚。淳熙七年（1180），他在南康明确规定，缺食的农民只能上门赊借，如果发生了“妄行需索，鼓众作闹，至夺钱米”等情况，就一定要“追捉根勘，重行决配”。接着，他又宣布，对于那些“扇惑聚众”“劫掠居民财物米谷”的农民处以严重的刑罚：抢一疋布，流放三年；抢十疋，处以绞刑；如果手持木杖，即使没有抢到财物，也要流放三千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中说：“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朱熹的思想体系内显然有申不害（约前385—前337）、韩非（约前280—前233）的成分。
  据朱熹说，南宋时期经常出现“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和“地客杀地主”的情况，他要求南宋王朝诏令各级官吏，“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戊申延和奏札》，《朱子文集》卷一四）。这就是说：“上”可以压“下”，“尊”可以凌“卑”，“下”和“卑”受了压迫和欺侮，只能忍着，不能到衙门里去告，“虽直不右”，有理也不替你伸张公道。
  朱熹关于“仁民”“爱民”的种种标榜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判断一个思想家不应该根据他为自己编织的幻想，而要掌握其全部体系，揭示其实质，分析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
  三、以“讲明义理”治天下
  在治国方略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大体分为两派：一派重道德，一派重事功。朱熹属于前者，主张以“讲明义理”治天下。
  在宋代，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对此，有人主张实行“井田”制，有人主张“限田”。贺州人林勋作《本政书》，设想一夫占田五十亩，每十六夫为一井。朱熹认真地阅读过该书，也对历史上传述的“井田”制作过研究，结论是一时做不到。至于“限田”，他则称之为“戏论”！
  中国古代有法治和人治之争。朱熹强调人治。他说：“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朱子语类》卷九八）北宋时，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法”，司马光等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在这一问题上，朱熹和司马光等基本一致。他说：“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在朱熹看来，宋太祖时代的许多法令条目就是照抄五代，“多仍其旧”，“可因则因”，他把这称之为“英雄手段”。有门徒问他，如果他当权了，该怎样对待“祖宗成宪”？朱熹回答说：“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有时，朱熹也承认祖宗之法，“因事制宜”，可以“变而通之”，显示出他不同于顽固派。但是，他认为这种“变通”不能违背儒学的根本原则。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朱熹贬多于褒。他说：王安石“本是正人”，其心“固欲救人”，恭维他是“不世出之资”。但是，他却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说他“别起得许多弊”，“有以召乱”，甚至蛮横地指责王安石是北宋衰亡的“罪之魁”。据朱熹分析，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的指导思想不端正，“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北宋时，陈瓘著《四明尊尧录》、陈师锡著《遗帖》，对王安石多所攻击，朱熹认为他们都没有抓住要害。在朱熹看来，王安石的问题在于汲汲于“财利兵刑”一类事情，“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为事”。（《读两陈谏议遗墨》，《朱子文集》卷七〇）
  当时，南宋的抗战派为了抵御女真族的侵扰，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积极主张改革内政，富国强兵，走先秦时管仲（？—前645）、商鞅（约前390—前338）等人走过的路。对此，朱熹嗤之以鼻。为了阻止孝宗受到影响，他在《戊申封事》中直斥“管、商功利之说”为“陋”。战国时，李悝（约前455—前395）主张勤谨耕作，增加农业产量，商鞅改革土地制度，对于国家的富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朱熹看来，皆“无教化仁爱之本”，“可罪”！
  朱熹认为，治理天下国家有本有末。他说：“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什么是本呢？据朱熹表示，那就是“三纲”“五常”等儒学伦理。他在《戊申延和奏札一》中称：“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朱熹强调：“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宋王朝不应该像“夷狄”那样发展军事实力，而要充分发扬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政治的力量、法律的力量都比不上伦理道德，“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论语集注·为政第二》）。
  怎样才能充分发扬伦理道德的作用呢？朱熹认为这就要大力提倡道学，使人人包括皇帝在内都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他一再对皇帝说：“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在朱熹看来，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人心”，尤其是皇帝之心。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十一），就可以开万世太平之基了。
  朱熹很陶醉于他的这一思想。他说：“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朱子语类》卷十三）据朱熹说，等到“识义理”之人多起来的时候，“政治”就上去了。
  朱熹一生孜孜矻矻于建立道学体系，其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