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光宗一朝是道学家们得势的时候。
  光宗登基的同月，朱熹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二书作序。这两本书，他经营多年，修改多次，现在才觉得满意了。在序言中，朱熹自称他的书有助于“国家化民成俗”和“学者修己治人”。同时，拟好了皇帝召对时的奏章，准备提出“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等九条建议。但是，光宗没有召见他，这道奏章也就没有递上去。四月，朱熹再次上奏要求辞去秘阁修撰。十一月，被任命为漳州知州。朱熹对光宗存有希望，推辞一次之后就接受任命。
  绍熙元年（1190）二月，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上书，歌颂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指责孝宗时期“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他要求光宗下令停止对道学的批判，“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二）刘光祖的上书标志着风向的转变，自此，南宋朝廷展开了对道学反对派的批判。
  漳州流行佛教和鬼神迷信，朱熹到任后，一律严加禁止。据记载，平时传经、礼塔、朝岳之会，附鬼为妖、迎游街市等风习都不得不收敛起来。同年，光宗命朱熹在漳州清丈田亩，试行“经界”。由于官户、豪强、寺院等依仗权势，不交赋税，或用隐蔽田产等办法逃避赋税，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因此，朱熹对“经界”是热心的。但是，“经界”触及大地主的利益，朝廷上下都有不少人反对，宰相留正因此动摇，“经界”中辍。绍熙二年（1191）正月，朱熹长子去世，他便以此为理由辞职请祠。五月，到崇安邻邑建阳买屋住下。
  在建阳，朱熹非常关心朝廷上对道学反对派的批判。当时，留正顾虑士大夫阶层中因此出现朋党，不愿采取过分措施，朱熹认为君子与小人，“非此胜彼，即彼胜此”，多次致函留正，要他“乘隙疾攻”。这一时期，他急于和人辩论，开始和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通信，建议叶适张大嘴巴说话，直截了当，辩论到底，“不须得如此遮前掩后，似说不说，做三日新妇子模样”。（《答叶正则》，《朱子文集》卷五一）其间，留正曾任命他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告辞》推崇他可以做“世之师”“时之帅”。但是，朱熹都不肯就任。留正没有将“经界”坚持到底，半途而废，朱熹对此始终耿耿于怀，致函表示决不再进“相公之门”。直到绍熙五年（1 194），光宗下旨说：“长沙巨屏，得贤为重。”当时徭民正在长沙一带造反，朱熹怕蔓延开来，才于四月赴任。到任后，朱熹首先修复著名的岳麓书院，每两天去一次，督促学生攻读儒学经籍。
  同年，光宗、李皇后和太上皇孝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李皇后是个悍妒泼辣的女人，她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同意。此后，她就挟制着皇帝不去朝见孝宗，孝宗有病，二人也不去探望。五月，朱熹起草奏章，建议光宗立即谢罪改过。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递上去，孝宗就去世了。孝宗死后，光宗不肯去治丧，朝内朝外议论纷纷。七月，知枢密院事赵汝愚（1140—1196）和知阁门事韩侂胄（1152—1207）共同定策，请太皇太后（高宗赵构的皇后）下诏，宣布光宗退位做太上皇，由其子赵扩即位，史称宁宗。同月，宁宗召朱熹赴行在（京城）奏事。当朱熹闻命就道，匆匆赶路的时候，宁宗又任命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要他既当顾问（待制），又当教师（侍讲）。《告词》称朱熹为“儒宗”，给予高度肯定。
  朱熹这次“超越非常”的任命是赵汝愚推荐的结果。
  赵汝愚出身皇族，曾先后任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等职。对抗战，赵汝愚认为“其志甚美，而其事甚难”。当孝宗积极谋划北伐时，赵汝愚就力倡“自治”。在思想上，他推尊儒学，曾在廷对时说，只要“以六经为诸儒之倡”，就可以“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彭龟年《贺江西赵漕启》，《止堂集》卷一四）。
  朱熹入朝后，于十月四日上奏札五道，要求宁宗经常向太上皇问安视膳，博取光宗欢心，同时要宁宗热心儒学，居敬持志。在奏事过程中，朱熹曾以眼昏、耳聋、足弱为理由，当面向宁宗要求，辞去侍制及侍讲职务。宁宗手批说：“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朱熹这才表示“仰遵圣训”。当时，临安一度出现大风沙，朱熹立即声称是“阴聚包阳，不和而散之象”，要求宁宗克己自新。同时，他开始为宁宗讲《大学》。宁宗概括朱熹所编讲章的要点是“求放心”。“求放心”见于《孟子》一书，孟子认为人心本善，要把迷失了的善心找回来。朱熹兴奋至极，叩头称谢。回去之后，马上又上了一道《乞进德札子》，要宁宗“日用之间，语默静动，必求放心”“亲近儒学”“以古之圣贤自期”。退朝后，朱熹对门人说：“皇帝可与为善，愿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四上）
  宁宗即位后，因为皇宫被光宗占着，便下令修葺东宫。但是，朱熹不赞成，建议停罢这项工程。他要求宁宗“流涕伏地，抱膝吮乳”，向光宗请罪，同时要求宁宗禁止左右干预朝政。宁宗不悦，批给朱熹一张条子，大意是：朕怜卿年事已高，方此隆冬，难以站着讲书，已安排卿主管宫观。这份“御批”表面上很体贴朱熹，实际上把他从自己身边赶开了。赵汝愚企图阻止这份“御批”下达，并以“罢政”相要挟，宁宗不许。两天后，韩侂胄派内侍将“御批”交给朱熹，朱熹酸溜溜地上表称谢，说是蒙皇上“矜怜”“无任感恩”，得旨免谢。宁宗最初是宠信朱熹的，他的态度变化反映了韩侂胄日益扩大的影响。
  韩侂胄的母亲是高宗皇后的妹妹，他本人是宁宗皇后韩氏的叔祖父，属于外戚一流，因拥立宁宗有功被任为枢密院都承旨。他的受重用，日益遭到朱熹、赵汝愚等人的反对，双方矛盾日深。驱逐朱熹正是这一矛盾尖锐化的标志。年末，朱熹回到建阳考亭。
  赵汝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曾经扬言做过一个梦：其中有孝宗授给他汤鼎，他背着白龙升天等情节。庆元元年（1195），李沐上奏，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结果，赵汝愚被免去相位。不久，胡纮再次上疏，指责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受鼎，假梦为符”，结果，赵汝愚被赶出朝廷，发遣到永州地方居住。
  赵汝愚的罢相和发遣是对于道学家的沉重打击，朱熹气得发狂。他写了数万字的奏章，攻韩保赵。他的子弟、门徒害怕惹祸，纷纷劝阻。朱熹让亲信门徒蔡元定占卜，得了个凶卦。朱熹吓得说不出话来，将奏章烧了，改号“遁翁”，并上书要求病休。
  与此同时，在韩侂胄的支持下，展开了对朱熹道学集团的抨击。刘德秀、张贵模等人连续上书，谴责道学为“伪学”，要求销毁道学家们的“语录”。叶翥主持科举考试，凡考卷中提到“义理”的一概不取。宁宗并下令：推荐官吏，必须声明不是伪学之人；科举考试，必须书面保证不是伪学。十二月，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其君”“不忠于国”等六大罪。其中，当赵汝愚病死衡州、朝野交庆的时候，朱熹却带着门徒百余人在野外号哭，并且在诗中写道“除是人间别有天”，这就不仅是怨望和不满的问题了。他还指责朱熹霸占建阳县学，贪占故人家财，引诱尼姑二人做小老婆，一年之间，接受贿赂以万计，甚至说朱熹“寓以食菜事魔之妖术”，是“大奸大憝”等等。他要求撤去朱熹的职名，罢去其“祠禄”，将其亲信门徒蔡元定送外地编管（《四朝闻见录》丁集）。沈继祖之后，余嚞进一步上书，要求将朱、蔡二人逮捕来京，斩首示众。结果，宁宗采纳沈继祖的建议，剥夺了朱熹的职名和“祠禄”，将蔡元定逮捕，送道州（今湖南道县）编管。
  沈继祖等人的指责严重失实。例如“除是人间别有天”，原是朱熹于淳熙十一年（1184）所作记游诗《武夷櫂歌》中的一句，沈继祖指为同情赵汝愚之死，显系穿凿附会。但是，朱熹却一概不加申辩。庆元三年（1197）初，他两次上表，连“习魔外之妖言”“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一类极为无稽的罪名都承认下来，说沈继祖对他的揭发“谅皆考核”，自称是一个只知道传播“伪学”的“腐儒”，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朱子文集》卷八五）。蔡元定出发往道州了，朱熹和门徒去送行，借酒浇愁，朱熹居然喝得昏然醉睡。
  闰六月，刘三杰上书，指责赵汝愚与朱熹结成死党，图谋不轨，伪学已经发展为逆党。九月，宁宗下诏，凡荐举改官，一律不用“伪学之人”。十二月，设立伪学登记簿，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五十九人登记在案。至此，韩侂胄发动的反道学行动取得胜利。
  庆元四年（1198），蔡元定在道州去世，朱熹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惫。他一面加紧研读道家著作《参同契》，期望道士的“金丹”能使他长生，一面念念不忘编《礼书》。这时，他左眼失明，右眼模糊，找人抄稿子，到处遭到拒绝，又害怕为韩侂胄等人得知，招来“焚坑之祸”。但是，他还是表示，必须把《礼书》编好之后才能瞑目。
  庆元六年（1200），朱熹泄泻不止。三月初九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