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淳熙二年（1 175）以后的一段时期，宋金关系继续处于稳定状态。但是，南宋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却尖锐起来了。在政治上，有“内修”派和“外攘”派的斗争；在思想上，有道学派和事功学派以及道学反对派的斗争。
  “内修”派将稳固南宋统治作为首务。朱熹的道学体系适应这一需要，因而得到推崇。淳熙三年（1176），参知政事龚茂良称赞朱熹“操行耿介”，孝宗任命朱熹为秘书省秘书郎，掌管图书收藏等事务。秘书省是宋王朝的所谓“储蓄秀异之才”的地方，朱熹一再推辞，不久，有人反对。孝宗写了手诏给龚茂良，认为朱熹是“虚名之士，恐坏朝廷”，于是朱熹被派主管武夷山冲祐观。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次推荐朱熹，想让他到朝廷上来做官。参知政事赵雄提出，不如让他到地方上做点事。结果，被改派为知南康军（军是宋代的一种地方行政单位），管理地方行政。朱熹一再推辞，但朝廷不准，他只能动身，在铅山等候命令。
  南康有一个白鹿洞书院，位于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与嵩阳、岳麓、睢阳并称为四大书院。后来就逐渐废圮。朱熹到任后，访求遗址，重加修建，招收学生，并为之制订学规，包括“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以及“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多方面的内容。明清时期，书院林立，大都沿用这套学规。
  南康地瘠民贫，这年又发生旱灾，百姓纷纷流亡，朱熹想起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约737—约791）的两句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钱”，非常感慨。为了催缴赋税，朱熹对下级吏役采取了“监禁”“断遣”的严厉措施。这年冬天，有人写信责备朱熹“烦刑暴敛”，他本来就不愿意在南康做官，遂上书要求辞职，附信要求担任白鹿洞书院洞主。
  同年，南宋各地大旱，孝宗要地方守令说明民间利病。朱熹就此上奏，提出赋税苛重等问题，指责孝宗：“欲恤民则民生日蹙，欲理财则财用日困，欲治军则军政日紊，欲恢复土宇则未能取中原尺寸之土，欲报仇雪耻则未能系单于之颈而饮月氏之头。”（《庚子应诏封事》，《朱子文集》卷一一）据朱熹分析，其原因在于：宰相诸人失职，皇帝亲近并且共谋国家大事的人只是“一、二近习之臣”，他们使得皇帝“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
  “隆兴和议”签订以后，孝宗不甘心自此罢休。他推行理财备战方针，企图恢复中原。在思想上，他倾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事功学派，对道学则有些厌弃，认为儒生“不达时变”，不知道治理天下和国家的根本。朱熹所批评的，正是孝宗当时确定的国策。因此，他估计皇帝一定大怒，做好了贬官和流放的准备。在致吕祖谦的信函中称：“此间只有三五担行李，及儿甥一两人，去住亦不费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答吕伯恭》，同上书卷三四）果然，孝宗读后大发脾气，命宰相赵雄分析。赵雄说：朱熹是个狂生，词穷理短，处分他反而替他扬了名，不如大度包容。吕祖谦也动员得到皇帝喜欢的大臣周必大（1 126—1204）出来帮着说话，朱熹才得以免除处分。
  淳熙八年（1181）三月，浙东旱灾，发生饥荒，朱熹因宰相王淮推荐，被任命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本年末，朱熹在延和殿见到孝宗，连上七道奏札，把当时社会矛盾和天灾的根源归结为孝宗“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他大讲其天人感应之说，要孝宗反躬引咎。（《辛丑延和奏札》，同上书卷一三）在南康时，朱熹曾要求孝宗为白鹿洞书院题额，颁给高宗御书石经和《九经注疏》，当时受到反对，“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这次见孝宗前，王淮又派人建议他不要向皇帝提这件事，但朱熹在奏札中，还是提出了这一要求。
  淳熙九年（1182）正月，朱熹巡视绍兴、婺州、衢州等地。他发现灾情空前严重。浙东全境，饥民数目在一百三十万人以上。朱熹认真办理荒政，参劾不力官吏和地方豪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朱熹也错误地参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
  唐仲友是浙中金华的著名学者。他治学范围较广，自地理、刑政、军赋以至经史、传记等都是研究的对象，治理台州期间，“锄奸治恶甚严”。他的政治主张和坚持抗金的陈亮（1143—1194）同调，很看不起朱熹那一套。因此，朱熹到台州后，就轻信诬告，拼凑大量罪名，在孝宗面前告了五状，连他刊刻荀子（约前313—前238）、扬雄（前53—18）、王通（即文中子，584—617）、韩愈等人的著作也列为罪状。不仅如此，又逮捕官妓严蕊，非刑逼供，强迫她承认和唐有不正当关系。在弹劾状子中，朱熹还牵连攻击到了宰相王淮和推荐唐仲友任江西提刑的吏部尚书郑丙等人。这就不能不引起郑丙等人的反击。
  同年，在王淮支持下，郑丙上疏孝宗，指出近年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史纪事本末》卷八〇）。监察御史陈贾当面对孝宗说：近世讲道学的人大都言行不一。孝宗采纳陈贾的意见，朱熹被解职。淳熙十年（1183），朱熹回到福建，在武夷山修建精舍，广泛招收门徒。由于受到郑丙等人的指责，又亲身感受到浙东事功学派蓬勃发展的气势，此后一段时间内，朱熹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批判浙东事功学派。
  当时，在浙东和浙中，存在着几个崇尚功利主义或倾向于功利主义的学派，即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因为地属两浙东路，所以统称浙东学派。
  金华学派的创始人是吕祖谦，他在淳熙八年（1181）逝世，其弟吕祖俭和学生们发展了他思想中的功利主义一面。这种情况使朱熹非常忧惧。他批评吕祖俭等抛弃六经、《论语》、《孟子》而推崇司马迁，不去“穷理尽性”却大谈历史的发展变迁，丢掉了“治心修身”的个人修养而好事喜功，“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与刘子澄》，《朱子文集》卷三五），“真是不成模样”（《答孙季和》，同上书卷五四）。
  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叶适（1150—1223），其先驱人物有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等。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抗金，在学术上注重研究史学和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实用价值的学科。朱熹指责这个学派“专就利害上计较”。有人告诉朱熹，永嘉学派的人都喜爱隋末的王通，朱熹批评说：“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亮。他一生力主抗金，恢复中原，多次上书反对偏安妥协。在哲学上，他坚持唯物论；在伦理学上，他提倡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认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讲求富国强兵之学，不应该低头拱手、慢步缓语地去讲什么道学。淳熙九年（1182），陈亮到衢州、婺州之间探访朱熹，此后二人就经常通信，成为好友，但观点却长期尖锐对立。
  对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发展，朱熹既感到“可恶”“可恨”，又感到“可畏”“可骇”“可虑”。他多次惊呼：“顷来议论一变，如山移河决”，说是“今日之病，唯此为大”。（《答吕子约》，同上书卷三六）陈亮坚决回击朱熹的挑战，在书信中展开激烈的辩论，这就是思想史上有名的“义利、王霸之辩”。它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
  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任右相、留正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二人都推崇道学，因此，朱熹又得到提拔，被任命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事务。南宋政府在《告辞》中对朱熹说：“尔好古道，据正不回”，要他“行尔尽心之学”。这一《告辞》对朱熹是很大的鼓励。淳熙十五年（1188）二月，朱熹拿出了他经营多年，未敢示人的《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义》，显然，他认为时机合适。同年五月，王淮被罢去左相职务。朱熹听到消息，高兴至极，带病赶路入朝。路上，有人提醒他说：“正心诚意”这一类的话，皇帝最讨厌听，千万不要讲！朱熹回答说：我生平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怎么能有意不讲，欺骗皇帝呢！在见到孝宗时，朱熹上了五道奏札，要求孝宗按照道学原则进行自我修养：“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延和奏札》五，同上书卷一四）朱熹表示自己衰朽多病，不能出任江西提刑一职，因此，被任命为兵部郎官。这一任命不合朱熹的心意，便以“足疾”为由要求请假治疗。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过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林栗斥邵雍为“不知而作”，朱熹则赞美其为“高深闳阔，精密微妙”（《答林黄中》，《朱子文集》卷三七），二人意见不合。这时，林栗便上疏弹劾朱熹本无学术，自号道学，实为乱人之首。周必大、薛叔似、叶适等出面为朱熹辩护。结果，孝宗两面调和，林栗被派出知泉州，朱熹仍然出任江西提刑。七月，经考绩磨勘，南宋政府决定将朱熹提升两级。
  九月，南宋政府召朱熹赴朝。这一年，陈亮视察了京口和金陵，再次上书，劝孝宗筹划北伐。他鼓励朱熹应召，但是，朱熹却回信要陈亮不要“撺掇”，让他好在山里当“闲汉”，“咬菜根”“了却几卷残书”。同年冬，陈亮到铅山探访爱国将领辛弃疾（1 140—1207），二人约朱熹在赣、闽交界处的紫溪见面，朱熹却要他们先寄一份谈话提纲给他，以免成为闲应酬。届期，辛、陈二人践约前往，朱熹不到。
  12月1日，朱熹上《戊申封事》，强调首先要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认为：“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虏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他特别激烈地攻击道学反对派，说是十余年来，“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同上书卷一一）。当朱熹的这道奏章送到的时候，孝宗已经睡了，赶忙起来秉烛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这一年，孝宗已经六十二岁，做了二十五六年皇帝，他已经厌倦了，准备传位给儿子赵惇，起用朱熹的目的是要他为赵惇讲说经书。
  自王淮罢相之后，南宋朝廷中的道学反对派就处于不利地位，但仍有一定力量。这时，有人指斥道学为“邪气”，朱熹得悉之后，要求辞免新职。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南宋政府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他接受祠职，要求辞去秘阁修撰。就在这个时候，孝宗退位做太上皇，光宗赵惇即位，道学派和道学反对派之间的形势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