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隆兴和议”之后，金王朝忙于巩固内部统治，无力南侵，宋金关系暂时稳定，朱熹得以潜心研究道学。
  李侗在世的时候，向朱熹传授过“未发之中”的问题。《礼记·中庸》篇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的作者认为：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有一种精神实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到了它，人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宋朝的许多道学家都很注意体察“未发之中”，杨时以之传授给李侗，李侗以之传授给朱熹，但是，朱熹当时的兴趣在章句和训诂，没有注意理解。李侗死后，他追思老师的传授，觉得似懂非懂。为了弄懂李侗所传，朱熹便和张浚之子，时在潭州的张栻通信讨论。
  张栻年轻时就酷爱道学，后来又到衡山从学于著名道学家胡宏（1106—1162）。这时，他正在潭州讲学。乾道三年（1167）九月，朱熹亲到潭州探访张栻，直到这年十二月，他才回到崇安。在以后的几年内，朱熹和张栻继续通信讨论，二人互有影响。
  《孟子》一书记载说：齐王见有人牵牛，准备宰了祭钟，便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那恐惧发抖的样子，这样毫无罪过就被置于死地。孟子（约前372—前289）以此证明人都天赋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道德观念，称为“四端”。胡宏就此发挥，将齐王“不忍”杀牛之心称之为“良心之苗裔”，主张由此“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这前者发现良心苗裔的功夫就称作“致察”或“察识”，后者的功夫就称为“操存”或“存养”。张栻曾经写过一篇《艮斋铭》，讲的就是先致察，后操存的道理。朱熹盛赞这种修养方法。他当时觉得，这种方法非常方便简捷，书可以不读，言语可以不用，既不必寻师求圣，也不必“多闻博观”，只要“默会诸心”就可以了。朱熹这一时期的修养论有点类似于禅宗的“直指本心”，不立文字的成佛论，因此，他高兴地写信告诉别人说：“原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毫末耳。”后来，王阳明（1472—1529）曾盛赞朱熹这一时期的有关观点，视为“晚年定论”，引为同调。
  朱熹在接受张栻影响的同时，也认为他的思想“失之太高”，没有阶级和次第，使得湘中学者流于虚谈。此后，他经过了一段废寝忘食的思索，又取程氏兄弟（程颢、程颐）著作研读，终于否定了张栻的看法。他认为，人在喜怒哀乐诸情未发时就要涵养，不能等待已发时再去察识。乾道六年（1170），朱熹编次和张栻讨论“已发”“未发”等问题的信稿为《中和旧说》。序言中，朱熹检讨当年的看法，认为不仅自误，而且为害极大，不可不戒。
  朱熹曾在乾道三年（1167）被南宋政府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候补）。乾道五年（1169）五月，朝廷催促朱熹到职，他因脚气病严重，上状辞谢，同时以“家贫亲老”为理由，要求得到管理庙宇一类的祠职。七月，魏元履因上疏阻止孝宗宠臣曾觐还朝无效，写信责备宰相陈俊卿，结果，被免去管理太学的职务，降为台州教授。朱熹替魏元履不平，认为“士大夫以言见逐，非国家美事”，更加不愿意到朝廷就职。同年十二月，南宋政府召朱熹赴朝。他以母亲一年前去世，丧制未终，推辞不赴。乾道九年（1173）五月，宰相梁克家对皇帝表示：“朱熹屡诏不起，宜蒙褒录。”孝宗也说：“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于是将朱熹的秩位升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但是，朱熹却上表说，自己承当不起。直到淳熙元年（1174）六月，才表示接受。
  朱熹之所以不愿赴朝，除了儒家有为父母守制三年之说外，主要是因为他愈来愈感到提倡道学的必要，正埋头于著述。他在致吕祖谦（1137—1181）函中说：“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后世，庶小有补于天地之间，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成。”（《朱子文集》卷二五）这一阶段，是朱熹思想的形成和确定时期。他编写了大量书籍，计有：《程氏遗书》《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及《古今家祭礼》等十一种，可见他这一时期在钻研道学上的辛勤。
  淳熙二年（1 175）四月，婺州（今金华）学者吕祖谦自浙江来访。他讲学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尤其爱好司马迁（前145—？）的《史记》，开启浙东事功学派的先声，和朱熹有不一致的方面；但是，他对道学也有浓厚兴趣。到崇安后，他和朱熹共同选取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语录共六百二十二条，编为《近思录》，作为道学的入门书。十天后，吕祖谦回浙江，朱熹送到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不久，抚州金溪人（今江西金溪）陆九渊（子静）及其兄陆九龄（子寿）（1132—1180）应邀来聚，共同讨论道学中的问题，双方激烈争辩。陆九渊批评朱熹之学“支离”，朱熹批评陆九渊之学“太简”。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朱熹道学体系形成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