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宋王朝处于社会经济和生产高度发展的时期，文化也焕发异彩，在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国力却十分孱弱。
  宋王朝建立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的分裂割据之后。前者使赫赫炎炎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后者造成了连续五十余年的混乱，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出五个朝代、十个割据政权。官僚们今日臣晋，明日降汉，后日下拜于周，几乎不知道儒学长期标榜的“忠义”等伦理为何物。这种情况，迫使宋朝统治者一开国就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太祖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问他的宰相赵普（922—992）说：“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八易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怎样汲取唐末到五代这一段的历史经验，为宋王朝制订“长久”之计，这不仅是赵匡胤，也是宋代一切有远见的思想家所关心的。道学，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
  宋王朝制订的国策是：防内重于防外，集权中央。太宗赵光义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忧也。”（《宋史·宋绶传》）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朝统治者对辽、西夏和金等边境民族的侵扰，长期采取妥协政策。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答应每年向辽方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国乘灭辽余威，率军攻宋，包围北宋首都开封。第二年，金兵攻破开封，俘虏太上皇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建炎元年（1127），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后，便仓皇南逃，直到建炎四年（1130），才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偏安政权。绍兴九年（1139），秦桧（1090—1155）代表高宗赵构接受和议：宋向金称臣，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疋。但不久金人便撕毁和议，再度侵宋。绍兴十年（1140），宋军在对金兵的作战中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捷，但高宗和秦桧却撤回宋军。绍兴十一年（1141），金兵再度南侵，宋王朝派使臣“再三叩头，哀求甚切”，高宗并保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朝统治者才答应议和，签订协议，要赵构“世服臣职”。
  宋王朝的另一项国策是“不抑兼并”，以致少数人大量占有土地，“千顷而不知止”。广大农民却“无立锥之地”，不断沦为“佃客”，被迫向地主缴纳五成至八成的地租，忍受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利贷剥削。此外，还要承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从事无偿的劳役，生活极为困苦。和王安石（1021—1086）同时的青年诗人王令（1032—1059）在《梦蝗》一诗中写道：一面是“一身万椽家”，一面则是“贫者无室庐”；一面是“一口千仓储”，一面则是“贱者饿无食”。这正是宋代社会贫富悬殊、贵贱迥别的生动写照。
  严重的社会不公必然引起激烈的反抗。太宗淳化四年（993），川蜀地区爆发以王小波（？—994）和李顺（？—994）为首的起义。史载王小波曾说：“吾疾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义军所至之处，没收地主和土豪的财富，除其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皆分给贫苦人民。（《梦溪笔谈》卷二五）徽宗宣和二年（1120），东南地区又爆发以方腊（？—1121）为首的起义。誓师时，方腊慷慨陈词：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果子弟们耕田纺织，终年劳苦，得不到一点粮食、布帛，却被父兄们掠夺一空，稍不如意，还要鞭笞酷虐，至死不惜。面对这种情况，难道能甘心吗？起义群众轰雷似的回答：“安有此理！”（《容斋逸史》）起义后，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杀官吏，“劫富室”，焚烧官舍、学宫、僧院，并迅速攻克杭州。方腊起义之后十年，湖湘地区又爆发了钟相（？—1130）、杨幺（？—1135）领导的起义，除提倡“均贫富”外，还要求“等贵贱”。钟相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起义军把宋王朝的法律称为“邪法”，坚决打击地主、官吏，没收其财产以实现“均平”。结果，“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六）。
  宋王朝还面临着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日益壮大的市民。当时，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盛况说：“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弄去处，通宵不绝。”生活在这一环境里的市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秦楼楚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世界观，公然宣称：“钱之为钱，人所共爱。”“钱如蜜，一点也甜。”这种情况，严重冲击着旧的秩序和旧的观念。程颢在《论十事箚子》中惊呼：“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类或踰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教不足以旌别贵贱，既无定分，则奸诈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
  迫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北宋中期，王安石曾进行改革。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元气”，事物的发展总是“新故相除”，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经济上，他主张抑制兼并，限制一部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特权，并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王安石的改革虽然旨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也强调“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仍然遭到以司马光（1019—1086）为代表的旧党的反对，终致失败。
  儒学历来具有调节矛盾、规范行为、安定社会的功能。为了防止臣民的僭越、篡夺和造反等“不轨”行动，堵塞物质欲望对于世人的普遍引诱，限制皇帝、皇室、贵族、官僚对权力的滥用，宋朝的思想家们力图复兴和改造儒学，以便进一步加强儒学伦理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力量。
  隋唐时期，佛学曾经是重要的统治思想，但是，佛教“无父无君”的思想，对传统的儒学伦理又有所破坏。中唐以后，由于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尖锐化，也由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韩愈提出道统说，力图打击佛学，复兴儒学。但是，韩愈的弟子李翱在崇儒的同时，又吸收佛学的某些部分，力图补充和改铸儒学。宋王朝建立后，这一复兴和改铸儒学的趋势继续发展。赵匡胤当皇帝不久，就亲自写作《孔子赞》，以示崇儒。同时，宋朝统治者也崇佛、崇道，提倡三教兼容与合流。真宗赵恒更称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三教之设，其旨一也”。这种情况，鼓励了思想家们去做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的工作。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学为主体，吸收佛道思想，虚构了一个以“无极”为本原的宇宙生成体系，提倡“主静”“无欲”，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祖师。神宗时，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和程颐站在旧党一边，指责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大骂“介甫（王安石）之学”是“坏了后生学者”的“大患”。他们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大讲《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宣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并且进一步吸收佛学，提出一个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
  在历史发展中，一切现实、合理的事物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丧失自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统治阶层内部斗争加剧、思想紊乱和行为失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宋王朝要为既定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辩护，必然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论证，从而教育全体社会成员，规范其行为，以“理”为主要范畴的道学体系便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这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铸儒学的时代，这个任务是由朱熹最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