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书最初名为《朱熹及其哲学》，正如书名所示，分两部分，一部分写其生平，一部分写其哲学思想，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我访问日本京都大学期间，压缩、改写原书，增写经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朱熹与后世（含日本、朝鲜、越南、西方世界）等内容，更名《朱熹》，200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为该社《中国思想家宝库》中的一种。此次由香港开源书局、东方出版社分别出版繁体版和简体版，更名为《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正文未做大的改动，但增加了个人多年来所写关于儒学和宋明道学的8篇文章，作为附录。为保存当时旧貌，一般也未做改动。
  儒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长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宋、明时期，学者吸收先秦时期的老、庄之学和汉唐时期的佛学，发展为宋明道学。其中，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与南宋的朱熹创立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派，形成“理学”，后世通称程朱学派。南宋的陆九渊与明代的王守仁（阳明）以“心”为最高范畴，形成“心学”，后世通称陆王学派。“理学”和“心学”成为宋明道学中对峙的双峰，它们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的代表性品类。由于二者共同以“理”作为重要范畴，因此，习惯上通称它们为“宋明理学”。但是，细致考辨起来，二者对世界本体、道德本体的认识各不相同，其认识论、修养论也自有特点，因此，个人认为，将二者加以区别，各自命名，比较合适，否则，易于造成认识和叙述上的某些混乱与困难。
  本书以写“理学”为主，但是也谈“心学”和南宋时期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希望在和“心学”以及“陈学”的比较和联系中谈“理学”，借以彰显其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区别。在哲学思想之外，也谈朱熹的生平、社会政治思想、经学、史学、文学、教育诸方面的思想，谈其对中国后世，对日本、韩国、越南以及西方世界的影响。朱熹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希望本书在不大的篇幅内，能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完整地分析其成就和局限，揭示其思想体系中的合理内核、真理颗粒与有益成分，再现其历史面貌和地位。时空变异，文化价值在流传中也不断变异，希望本书既能严格、准确地表述朱熹思想在当时当地的历史价值，也能表述它在流传中产生的后世价值和当代价值。
  哲学源于生活，源于现实。一切哲学概念、范畴、命题、结论都有其现实的生活基础。例如：水流必向下，火焰必向上，朱熹从这些自然现象中抽象出了必然性、规律性的概念，得出了“理必当如此”思想，企图以此论证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又如，目能视，耳能听，舌能辨五味，这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形成的生理本能，王阳明企图以此论证，见父知孝、见弟知悌，是不学而能、不假外求的天赋“良知”。由此，朱熹和王阳明分别抽象出“理”和“心”这两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并且在其上建筑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倘若依据这一路径分析，理学、心学的特质及其区别就易于豁然开朗。否则，离开生活，离开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往往云遮雾罩，越说越玄，越说越糊涂，不知所云。本书希望改变此前某些哲学史论著的通弊，采用比较明白易懂的写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意识与物质、心与物），孰为第一性，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多年来，哲学史家们据此将众多的哲学理论区分为唯物、唯心两派，并由此形成了固定的分析和写作模式。近年来，人们出于对这一模式的简单化、绝对化、机械化的处理不满，因此，又常常忽视或回避这一基本问题，正在探索新的分析模式。本书没有放弃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考察，并企图按照中国哲学和朱熹思想的特点加以阐述，是否得当，欢迎讨论，欢迎批评。
  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哲学史研究，喜欢将历史对象分为两类。扬之则置之九天，大谈其优点、成就，讳言其缺点、不足；抑之则置之于九渊，不言或少言其正确和可以肯定的方面。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本书不以这种方法为然，论人论事，力求真实、公正，不偏不倚，最大限度地接近论述对象，而又能不使读者迷失其本质和主次。
  附录所收文章，有几篇似可一提。
  禅宗是佛学的一个重要的宗派，土生土长，具有中国特色。它既前所未有地普及了佛学，同时也破坏了佛学。它为“心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其在佛学史上的地位，和“心学”在宋明道学史上的地位也颇多相像。本书附录所收拙文《禅宗的“作用是性”说和朱熹的批判》，既是一篇研究禅学的文章，也是一篇研究“心学”的文章。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长期被认为是王学左派，其理由之一是该学派中有樵夫、窑工等劳动者，附录中的拙文《韩贞的保守思想》解剖了窑工韩贞的思想，证明其人并无所谓“人民性和异端色彩”，至今还未看到学界对此文的批评或讨论。《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是对侯外庐、杨荣国、吕振羽、嵇文甫等哲学大家有关看法的全面挑战。当年的《新建设》编辑部送请外老审阅，外老不仅同意发表，而且决定调我到他所领导的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其襟怀，其气度，其爱才之心，都令我至今感念不忘。任继愈先生当时正主编《中国哲学史》，特意派人持函，向我借阅韩贞的著作《韩乐吾先生集》，后来在其《中国哲学史》第3册中采纳了拙文的见解。不过，到目前为止，哲学史界坚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也还大有人在。可以进一步讨论关于王学（也就是心学），近年来的评价越来越高，看来有认真读书、重新讨论的必要。蒋介石是王学的虔诚崇拜者，一生服膺其“知行合一”说，但是晚年到了台湾，却尖锐地批判王学是“极端唯心主义”。这一现象，仅见于其日记，向不为人所知。拙文《蒋介石和宋明理学》阐述了相关情况，希望引起学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