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时，积极评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及其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深刻影响。他肯定了儒学思想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强调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念，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上海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哲学系教授蔡尚思在《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一文中也认为：“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四大派，濂洛关闽四大派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学，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把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为此他赋诗赞曰：“鲁南有孔孟，闽北出杨朱。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杨时是将乐本地的一位先贤，在他身上体现了封建社会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杨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为学之法、为人之要、为官之德和处世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时代价值。
  （一）杨时文化为将乐打造了一张靓丽的名片
  杨时集“道学、经济（古代指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文章（指诗文）、气节（指道德）四者合而为一”。（清张伯行《杨龟山先生文集》序）杨学被认为是“孔颜道脉、程子箴规”“真大儒之学”“真有用之学”，成为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理学思想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东传韩国、日本，在东亚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宋宣和五年（1121）十月，宋使臣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出使高丽，国主便问：“龟山先生今在何处？”次年，高丽国王派三位特使到汴京朝拜大宋皇帝，既为国事又为求道。在觐见皇帝后，就立即拜会杨时，向他请教儒学。
  理学传入韩国后，出现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韩国朱子学，并成为韩国的主流思想。在李退溪学习和研究中国朱子学的过程中，每每提及杨时。如他读了南宋真德秀编的《心经》和明人胡广编的《性理大全》中杨时的论述，“始知性理体段自别”和“心法之精微”；（《增补退溪全书》，此段以下未注者皆出此）他按照杨时关于读《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的教导进行学习，并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如他在答李宏仲同学的回信中说：“昔有人请杨龟山讲当读何书，龟山曰：‘读《论语》。’其中问《论语》中何者为要切，龟山曰：‘皆要切，但熟读可也。’朱子每称叹此语，以劝学者。”在这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按杨龟山的启迪学习《论语》的体会：“于言仁处求仁之理，言义处求义之理，言孝悌忠信处求孝悌忠信之道，逐处研究，逐事践履，积久渐熟，以至于融通，发现所谓大要大旨者将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在《重答黄仲举》论及关于读《大学》问题中，李退溪认为“龟山以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乎为政也”，并说《大学》一书，“存心出治之本”“修己治人，体用该载，则固然矣”。李退溪还依据杨时对《西铭》的解释向朝廷进献《圣学十图》。此外，对于杨时关于心性修养的方法，李退溪在《退溪丛书》中也有阐述：“要之，明道言静，即敬字之意。伊川恐学者未悟，故加别白焉。其后如龟山、如豫章、如延平一派，皆于静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而上蔡谓‘多着静不妨’，此非明道之教乎？至和靖‘始终一个敬字做去’，岂非伊川之教乎？”正因为如此，李退溪的弟子申瀷等在《祭退溪先生》文中称：“昔我先生，待士有诚。念兹作人，爰择老成。龟山雅望，允属先生。左训右箴，教告敦至。”他们认为，李退溪一生德高望重有如杨时，才得到先王的厚待和学生的尊敬。由此可见杨时在李退溪和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011年8月，韩国大邱市李甲奎教授带领十多名师生到将乐考察时说：“我们是特地来寻韩国儒学文化的根的。”并留下“韩国晚生，吾欲立雪”的题词，可见杨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至今犹在。在日本东京博物馆，至今还保留着一幅日本著名画家狩野常信（1636—1713）所创作的杨时像。该画为彩色立式画像，画中的杨时端然拱立，怀抱典籍，目光深邃而略带忧郁，衣袖宽大而直线下垂，与下身的衣裳相衔。深色的头巾，与略为浅色的服饰形成层次不同的色彩效果，极具特色。
  宋以降，福建以“理学名邦”“海滨邹鲁”的盛誉驰名海内外，杨时有筚路蓝缕之功。将乐也因杨时，享有“龟山故里”“闽学之源”的美誉。杨时文化为将乐打造了一张靓丽的名片。
  如今杨时后裔约有二百多万，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以“龟山后裔”自诩，遵循杨时祖训，爱国爱民，清白传家，积极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贡献。他们纷纷来将乐寻根谒祖，投资办厂，旅游观光。杨时文化已经成为团结杨氏宗亲的强大凝聚力。
  （二）杨时尊师重教、砥砺名节的精神和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明弘治《将乐县志》风俗篇载：“至宋龟山载道南归，而乡邑重道，读书进取，间有魁元，砥砺名节，后先相望。”也就是说，在杨时文化的影响下，将乐县形成了两个优良风气：一是读书重教；二是讲究名节。仅数万人口的将乐小县，在宋代就出了四位尚书、三位侍郎、四十七名进士，不仅人数多，而且口碑好，没有一个贪官。
  杨时尊师重教，不仅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还在将乐衍生了一个传统节日——光斋节。据明万历《将乐县志》土风篇载：“三月三日，乡塾盛馔延师，以议束礼，名曰光斋。”此节源于杨时与蔡安礼同年考上进士之后，为谢师恩，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在老师杨希旦所教书的“西斋”宴请老师，以光耀西斋并报答师恩，后来逐渐演化为“光斋节”，可谓古代将乐的教师节。
  此外，杨时讲学传道，注重将个人理想和时代社会相结合，坚持经世致用，反对学校单纯按文章分数高低评定人才优劣，提出“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为此作人要何用”的见解，对于当今的教育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可以从杨时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中汲取精华，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如今，“杨时文化进校园”活动，正在将乐广大中小学广泛、深入、持续地开展，为弘扬杨时文化发挥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杨时爱国爱民、敢于担当、勤政廉政的作风，为当今公职人员树立了道德标杆
  杨时为官五十余载，始终严于修身，爱国爱民，敢于担当，勤政廉政，初心不改，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丰碑，也为所有公职人员树立了道德标杆。无论对于修身做人，为官用权，还是干事创业，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杨时忠诚干净担当的高尚品德，把对党忠诚、爱国爱民、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融入党性修养全过程，贯穿于工作各方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为广大干部群众带好头。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应从杨时文化中汲取营养，知廉耻，明是非，辨善恶，增强道德修养，常念为人之本，常修为公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敬畏之心，常做好事实事，真正做一名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四）杨时的家训家规以及形成的优良家风，极大地丰富了当今家庭文化的内涵
  杨时一生严于修身，恪守道德底线，更是重视立族训，制家规，用严谨的家风教育子孙。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主持修编了将乐杨氏第一部族谱——《弘农杨氏族谱》，制定了十条家训。其中的爱国守法、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妻互信、择友待友、睦族和邻等内容，对于当今的家庭教育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这些家训家规，严格规范了杨时家人及其后裔、族人立身处世、为官做人的准则，成为他们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种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杨时后裔英才辈出。各地的杨时后裔也谨遵祖训，恪守家规，并不断丰富家风文化的内涵，忠以报国，孝以养亲，读书进取，砥砺名节，传承祖德，因而瓜瓞连绵，英才辈出。中纪委、国家监察部、省纪委网站等也制作了《程门立雪·书香传家》和《千秋师表·百世所师》的专题片，推介杨时的孝行廉风和家训家规；《中国纪检监察报》也曾发文进行过专题报道。
  “道之南矣开闽海，万古龟山重泰山。”尽管杨时逝世已经九百余年了，但是，他那尊师孝亲、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爱国恤民、勤政廉政、敢于担当的精神，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承。杨时是将乐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