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原板荡”“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心邪僻”，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危急存亡关头。为了拯救社会和思想危机，杨时不仅寓政治、伦理等于学术之中，极力用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重新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且明德修身，践履崇实，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爱国恤民、忠孝勤廉的榜样。
  他关心国运民瘼，“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此段未出注者皆出于《龟山集》）在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廷昏庸，吏治腐败，暴政虐民，杨时勇敢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在《余杭所闻》中尖锐指出：“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同情劳动人民，在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同时，他尖锐地批评了军政之不修：“王师所过，民被其毒，有甚于盗贼。百姓至相谓曰：‘宁被盗贼，不愿王师入境。’”他还强烈地抨击苛政猛于虎：“自政和以来，官吏以‘应奉’为名，取民无有限极。”当蔡京、王黼等为迎合皇帝赵佶荒淫奢侈的生活需要而强令东南各地搜罗进贡奇花异石、珍宝古玩时，他敢于上表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宋史·杨时传》）他主张“爱人节用”，提出“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主张毁弃茶盐二法，或宽禁之，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民众负担。他说：“今日茶租钱……若未能尽驰，其禁犹当可宽也。”认为爱民就必须使民有常产，安居乐业，提出“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使天下务有常产”。他还曾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宋哲宗绍圣四年（1098），杨时任浏阳知县期间，先是出现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后又连降暴雨，大片农田被淹，而朝廷仍照征赋税，百姓苦不堪言。杨时不计个人得失，先后写了《上程漕书》《与州牧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朝廷反映实情，为民请求赈济。自己则带头把平日节省下来的俸禄捐给灾民。同时按令开放官仓，把三千多石谷子发放给灾民，使灾民度过了饥荒。因为这件事，杨时被漕使胡师文妄加“不催积欠”的罪名而丢了官职，但他毫不懊悔。
  在余杭任县令时，权倾朝野的“六贼”之首蔡京夺占良田为其母建风水宝地，强行竣湖蓄水。杨时闻之，查明真相后上奏朝廷，终止了蔡京的害民之举。一个“七品芝麻官”，敢于同当朝太师叫板，充分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精神和正直无畏的胆略。
  政和二年（1112），杨时任萧山县令，以民岁苦旱，率百姓修筑湘湖以灌九乡。成湖37000多亩，湖堤长80余里，可灌溉农田146800余亩，“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以疗饥”“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萧山县志·人物传》）
  建炎二年（1128），杨时七十六岁，上书告老。高宗准告，赐对衣、金带、紫金鱼带，又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考虑到福建交通不便，土瘠田薄，民生艰困，乃推辞曰，但“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其“永为优免”。（陈延统《杨文靖公文集序》）
  他主战爱国，敢于抗佞排和。杨时晚年立朝，正值北宋危亡之秋，他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闻金人南侵，杨时连上《论金人入寇》二疏，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两项积极建议。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包围汴京，杨时上疏力主抗金，提出立统帅、肃军政、责宰臣不忠、罢庵寺防城、谨号令等七项建议，又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直斥三路统帅童贯弃军而归，致使金骑得以长驱而前的误国之罪，表现了非凡的见识与勇气。二月，负责首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被罢，激起开封军民的极大愤慨，太学生陈东率领诸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忧其致乱”，欲行武力镇压时，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面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当时各路勤王兵马赶到，但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欲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二十州之地。杨时“极言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提出宜召种师道、刘光世问以方略的积极主张。之后，他又上书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但均未被采纳。对此，胡安国曾经指出：“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他安贫乐道，清正廉明。在《书含云寺示学者》一诗中，他谆谆告诫后学：“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他虽然当过秘书郎直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胡安国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敞庐优屋皆若可以托宿，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缊袍，皆若适于体，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他秉承先祖杨震“清白传家”的家风，正色立朝，清正廉明，并以此告诫子孙。他自己官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正三品），五个儿子、六个孙子都是进士出身，都从政，全家收入算是很高的，可是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添置一份产业，以至于杨时告老还乡后，“子孙满前，每食不饱，亦不改其乐”。杨时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
  他明德修身，崇孝尽孝。杨时非常重视孝行的品质修养，强调“孝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孝思堂记》）他“性至孝，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继母尤谨”。（吕本中《杨龟山先生行状》）二十四岁中进士，“以疾不赴任”。在家期间，除了著书讲学之外，便是精心孝敬父亲、继母与祖母，设计了许多适合老人胃口，既养生又富有文化内涵的菜肴。他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敞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抒发了自己不企慕“位重金多”，只希望能够平安地生活在县北龟山的“箪瓢陋巷”，朝夕孝敬侍奉亲人，以取得他们的欢心。
  此外，他还在《端午日》《与游定夫》《感怀寄乡友》《久不得家书》等诗文中表达了孝亲怀乡的思想感情。父亲和继母去世后，他都先后辞官回家，各守孝三年。
  告老还乡后，他亲自修订了《弘农杨氏家谱》，定下了十条家训：“一训父慈；二训子孝；三训臣忠；四训夫义；五训妇从；六训友恭；七训敬长；八训择友；九训睦族；十训和邻。”这些家训，涵盖了杨时关于忠孝立身、为人处世、治家从政等方面的内容和理念，对其后裔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时的这些优秀品质，对后人影响极深。如杨时的学生胡寅，“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升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宋史·儒林传》）朱熹的三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德祐间奉使元军被拘，后浮海至温州，拥立益王抗元，入闽开府南剑州，募兵复邵武，泉州陈龙复、福州林琦等均起兵响应。德祐二年秋（1276），丞相文天祥如闽，道出龟山墓下，感公倡道模范天下，取酒以祭之，并写下了《祭龟山先生》文。又谒龟山先生祠为杨时画像题赞曰：“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五星聚奎，鼻祖为祖。毁弃三经，和议排阻。邹鲁鸿传，道南有补。”后文天祥兵败被执，慷慨就义，陈、林等均赴难。将乐溪南人萧明哲追随文天祥抗元，被授督府架阁监军，举兵出江西，收复万安、龙泉等地，亲身进入野坡地联络各山寨义军抗元，后兵败被俘，临刑骂不绝口，闻者壮之。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之：“诸生旧短褐，张目视寇仇。高谊依然在，白骨更何忧。”杨时的门人后学，也多能清廉爱民。如赵善佐为将乐县令时，“廉勤自约，奉法爱民，不妄费公家一钱”。（《嘉靖延平府志》卷十）杨时热心教育、尊师好学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如罗从彦四十一岁时，“闻同郡龟山杨先生继绝学于河洛，筮仕萧山”，即“慨然鬻田，徒步请谒”，（李侗《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师事龟山公二十余年，尽得不传之秘，居乡授徒，循道寂寞”。（明柯潜《罗豫章先生文集序》）清朱任弘曾说：“居恒溯八闽理学源流，久心企龟山先生倡始之功。开草昧，启瞳朧，自是醇儒辈出，朱子爰集其成。今天下咸尊朱学矣，亦知朱传自李，李传自罗，罗传自杨，杨则洛之正宗也。杨于程所谓见而知之，朱则闻而知之，已授受有本，俾一线圣脉，如日经天。朱之学行，杨之学当并行而不悖。”（《杨文靖公文集》序）故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说：“无龟山则无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