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明何乔新《道南祠记》载：“矧七闽僻在南服，自薛令之以进士举，士知科目之荣矣；自欧阳詹以文学显，士知文章之重矣。至于道学之说，则概乎未闻。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传之学于遗经，其学则行于中州，未及南国。（龟山）先生以绝伦之资，生于此邦，闻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学焉，穷探力索，务及其趣。及辞归，程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传而得豫章，再传而得延平，三传而得紫阳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绍孔孟之绝绪，其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九峰蔡氏、北溪陈氏相继而兴，闽之道学遂与邹鲁同风，其波及四方者，皆本于闽。呜呼盛哉，揆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一是当时福建地方偏僻，文化开发较迟，道学之说尚“概乎未闻”，是杨时去河南向二程学习，才把它载道而南，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李侗，李侗再传给朱熹；二是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博大精深的考亭学派，使“其道益光”；三是在蔡元定、黄勉斋、蔡沉、陈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福建的文化“相继而兴”，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成为堪与孔孟家乡相媲美的“海滨邹鲁”，而杨时则是学连洛闽的关键人物。
  据《宋史·列传》载：“熙宁九年（1076），（杨时）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于寝门，而以书讣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杨时去见程颢、程颐，是游酢带去的。游酢比杨时早九年（1072）从学于大程，而且后来又与杨时共同传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二人同为程门高弟。朱熹既是游酢的二传弟子（曾拜游酢的外甥及学生黄中为师），也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曾拜杨时学生的学生李侗为师）。游酢的《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也是理学的重要著作。因此朱熹曾有一副对联称赞游酢、杨时对理学南传的贡献：“道南首豸山（游酢的号），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但是为什么人们要把“闽学鼻祖”和“程氏正宗”归功于杨时呢？
  一是因为游酢去世得早，影响较小。游、杨二人是同年（均为1053年出生），同预乡荐（1072年），又是亲家（游酢的女儿是杨时三子杨遹的妻子），但游酢比杨时早十二年去世，讲学较少，且门人凋零，在传播“洛学”方面影响较小。
  二是游酢的知名弟子不多，著作较少且流传不广。杨时首创东林书院，“前后共留十有八载”。（《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还在各地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弟子遍及东南，如罗从彦、邹德久、王蘋、吕本中、陈渊、李郁、胡宏（传张栻，创立湖湘学派）、胡寅、张九成等。他们散居东南各地，使东南儒学的水准很快就赶上了北方。加上北宋沦亡之后，“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尤其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后，东南区域遂成为中国儒学的中心，杨时的著作在门人弟子的广泛搜集下也及时得到出版和流传，在南宋时就有20卷本、28卷本和35卷本行世，明清后刻本就更多了，这是游酢所无法企及的。
  三是游酢后来出入禅佛，被许多学者误认为不是醇儒。《宋元学案·廌山学案》全祖望按语云：“其遗书独不传，其弟子亦不振。五峰（胡宏）有曰：‘定夫为程门罪人，何其晚谬（指学禅），一至斯矣。’”而杨时入程门后，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尤其是在程颐“以罪流窜涪陵，其垂言之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龟山集》），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的情况下，杨时仍尊“洛学”不变，因而受到程颐赞赏：“学者皆流于夷狄（指佛学），惟谢（良佐）、杨（时）二君长进。”（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
  正因如此，《宋史·杨时传》说：“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朱熹也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肯定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
  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浚在《道南书院记》中对“吾道南矣”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惟龟山先生之行，（程子）特发为‘吾道南矣’之叹。所谓南者，非道始之南，乃道终归于南也。嗟乎！先生之归，岜但儒道随之而南哉！曾几何时，而世道亦从而南，中原遂沦于夷狄，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幸而奎文道脉中兴于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鸣于欧闽之间，使天下后世，知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世行之而无弊者，其功大矣。后人推原所自，咸归功于龟山先生。”据《宋元学案》记载，宋元两代福建理学家共156人，“东接其传于邹鲁，而南及濒海之闽，而后中原文献，十九在闽。”（耿定力《重建朱文公祠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时不愧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