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追随二程，尊师重道，在洛学向闽学的过渡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被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
  明何乔新《道南祠记》载：“矧七闽僻在南服，自薛令之以进士举，士知科目之荣矣；自欧阳詹以文学显，士知文章之重矣。至于道学之说，则概乎未闻。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传之学于遗经，其学则行于中州，未及南国。（龟山）先生以绝伦之资，生于此邦，闻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学焉，穷探力索，务及其趣。及辞归，程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传而得豫章，再传而得延平，三传而得紫阳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绍孔孟之绝绪，其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九峰蔡氏、北溪陈氏相继而兴，闽之道学遂与邹鲁同风，其波及四方者，皆本于闽。呜呼盛哉，揆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一是当时福建地方偏僻，文化开发较迟，道学之说尚“概乎未闻”，是杨时去河南向二程学习，才把它载道而南，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李侗，李侗再传给朱熹；二是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博大精深的考亭学派，使“其道益光”；三是在蔡元定、黄勉斋、蔡沉、陈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福建的文化“相继而兴”，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成为堪与孔孟家乡相媲美的“海滨邹鲁”，而杨时则是学连洛闽的关键人物。
  据《宋史·列传》载：“熙宁九年（1076），（杨时）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于寝门，而以书讣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杨时去见程颢、程颐，是游酢带去的。游酢比杨时早九年（1072）从学于大程，而且后来又与杨时共同传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二人同为程门高弟。朱熹既是游酢的二传弟子（曾拜游酢的外甥及学生黄中为师），也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曾拜杨时学生的学生李侗为师）。游酢的《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也是理学的重要著作。因此朱熹曾有一副对联称赞游酢、杨时对理学南传的贡献：“道南首豸山（游酢的号），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但是为什么人们要把“闽学鼻祖”和“程氏正宗”归功于杨时呢？
  一是因为游酢去世得早，影响较小。游、杨二人是同年（均为1053年出生），同预乡荐（1072年），又是亲家（游酢的女儿是杨时三子杨遹的妻子），但游酢比杨时早十二年去世，讲学较少，且门人凋零，在传播“洛学”方面影响较小。
  二是游酢的知名弟子不多，著作较少且流传不广。杨时首创东林书院，“前后共留十有八载”。（《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还在各地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弟子遍及东南，如罗从彦、邹德久、王蘋、吕本中、陈渊、李郁、胡宏（传张栻，创立湖湘学派）、胡寅、张九成等。他们散居东南各地，使东南儒学的水准很快就赶上了北方。加上北宋沦亡之后，“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尤其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后，东南区域遂成为中国儒学的中心，杨时的著作在门人弟子的广泛搜集下也及时得到出版和流传，在南宋时就有20卷本、28卷本和35卷本行世，明清后刻本就更多了，这是游酢所无法企及的。
  三是游酢后来出入禅佛，被许多学者误认为不是醇儒。《宋元学案·廌山学案》全祖望按语云：“其遗书独不传，其弟子亦不振。五峰（胡宏）有曰：‘定夫为程门罪人，何其晚谬（指学禅），一至斯矣。’”而杨时入程门后，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尤其是在程颐“以罪流窜涪陵，其垂言之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龟山集》），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的情况下，杨时仍尊“洛学”不变，因而受到程颐赞赏：“学者皆流于夷狄（指佛学），惟谢（良佐）、杨（时）二君长进。”（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
  正因如此，《宋史·杨时传》说：“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朱熹也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肯定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
  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浚在《道南书院记》中对“吾道南矣”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惟龟山先生之行，（程子）特发为‘吾道南矣’之叹。所谓南者，非道始之南，乃道终归于南也。嗟乎！先生之归，岜但儒道随之而南哉！曾几何时，而世道亦从而南，中原遂沦于夷狄，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幸而奎文道脉中兴于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鸣于欧闽之间，使天下后世，知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世行之而无弊者，其功大矣。后人推原所自，咸归功于龟山先生。”据《宋元学案》记载，宋元两代福建理学家共156人，“东接其传于邹鲁，而南及濒海之闽，而后中原文献，十九在闽。”（耿定力《重建朱文公祠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时不愧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
  （二）整理师说，倾力著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学
  传统儒学到北宋已显得衰弱僵化，正如明何乔新所说：“孔孟既殁，吾道之不传久矣，士之为学，其卑者溺于训诂，而不知性命道德之微；其高者淫于佛老，而惑其元虚空寂之说，岂复知有所谓道学哉。”（何乔新《道南祠记》）明代倪俊在《重建风雩桥记》中也曾慨叹：“自孟子没，圣人之道不传。世俗之儒，泥于章习，淫于佛老，逞私智以就功名，决性命以饕富贵，其于修正治人之道则懵然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时敢于担当，尽其一生致力于明道、传道、卫道，以图恢复孔孟之道的本来面貌，并根据时代要求做出新的解释，使之成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伦理思想。
  首先，他致力于编辑二程语录。二程讲授孔孟绝学于河洛时，没有著作传世。仅靠门人将其所讲授的东西以语录的形式记载下来。杨时在给游酢的信中曾说：“旧本西人传之已多，惟东南未有此书，欲以传东南学者，不叙其所以，恐异时见其文有异同不足传信也。”（《龟山集》卷十九）他还说：“先生语录传流寝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其可疑者……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以传后学，不为无补。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可见，他致力于编撰二程语录的目的，乃在于试图通过这一书籍，把“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的纯正二程理学传给后学。因而，他不仅对二程语录做了认真的校订，而且述而有作，“变语录而文之”，即用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语录改写成《河南程氏粹言》（以下简称《粹言》）。后来，《粹言》又因战火而散失，只好重新再来。杨时81岁时，游酢已去世。杨时在《答胡康候》其二中仍称：“伊川语录在念，未尝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旧日惟仲素编集备甚，今仲素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贼火，已托人于其家寻访，或得五六，亦便下手矣。”
  杨时82岁时，胡安国从衡阳寄了两册给他。他立即动手，终于在逝世前整理出了《粹言》。后来，《粹言》作为附录和朱熹编辑的《遗书》一起，被收在《二程集》中累传至今，对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程颐还写过《伊川易传》，未及完书而得病，临终授门人张铎，张铎不久亦死，书稿散亡。后二程弟子谢良佐得一残稿，错乱重复，几不可读。62岁的杨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其校正整理为《周易程氏传》。这本书在洛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在《与友人论＜易＞书》中称赞说：“昔之说《易》，无虑数千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数十家，有明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后来朱熹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写了《周易本义》，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观点。
  杨时还注意把从二程那里传承下来的思想融会贯通，通过自己著述的方式传给后学。据《将乐县志》记载，其著述有《学庸语孟解》《易诗书礼解》《周礼解》《经筵讲义》《易春秋》《孟子义》《校正伊川易》《三经义辨》《辨字说》《目录论》《列子解》《庄子解》《论＜春秋＞义》等。而其中《三经义辨》《目录论》《辨字说》《论＜春秋＞义》等均为其81岁时所作。他82岁时，还回书给胡文定答复《伊川语录》的意见，83岁时还写了《浦城县重修文宣王殿记》和《与忠定公李纲论性善之旨》等文章，可见杨时终其一生致力于学问的精神。
  杨时的大量著述，在宣传和普及孔孟思想、阐发孔孟之道的真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并对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创立闽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杨时师承二程，高度重视“四书”，并率先提出“四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地位甚至高于“五经”，从而使原始儒家重“五经”向宋明理学重“四书”转变。为此，他著述不倦，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庸解》一卷、《论语解》十卷、《易解》若干卷、《礼记解》若干卷、《周礼解》若干卷、《书解》若干卷、《奏议》若干卷。（吕本中《杨龟山先生行状》）
  朱熹理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书集注》。自元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试卷，风靡近七百年，且远播东南亚，对儒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朱熹大量引用前人的论述，如“杨氏（杨时）曰”“尹氏（尹焞，宋代学者）曰”“赵氏（赵岐，东汉学者）曰”等。据统计，这本书中共引用了32位学者731条语录，其中引用杨时74条，位居第三。而且朱熹在《孟子序说》中还特别引述了杨时关于正心诚意的论述，作为注解《孟子》的提纲挈领性的说明。同时，还引述了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段言论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这些都表明了朱熹在构筑自己理学的理论体系时，是把杨时的论述当成相当重要的依据的。
  北宋绍圣三年（1096）,44岁的杨时通过程颐的教诲，明白了《西铭》的宗旨，又通过不断的钻研，从本体论的角度，对“理一分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把它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不但阐述了“仁”与“义”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分殊”不明则“理一”不精的重要思想，强调了“分殊”的“用”及“差等”，从而论证了人伦以及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这种从体用关系出发对“理一分殊”说所做的创造性发挥，是儒家思想从洛学到闽学过渡中的一个关键，为尔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后来，罗从彦把“理一分殊”的思想传授给李侗，李侗又把它传授给朱熹。在杨时的启发下，朱熹进一步提出“理一用异”说，并对杨时“理一分殊”的阐述有很高的评价。乾道八年（1173），朱熹在《西铭论》中称杨时“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与”。
  “关学”的代表张载曾提出“天地间一切皆一气之变，充塞宇宙的只是一气，形聚为物，形溃反原”。（张载《正学·太和篇》）二程对张载的《西铭》推崇备至，但对张载有关“气”的论说却不以为然，认为张载所说的万物之源的“气”，只不过是物质性的，是形而下的“器”，而不是形而上的“理”。他们批评张载的“形聚为物，形溃反原”之说，认为“气”有生有灭，只是由“理”产生出来的一种暂时性的东西。杨时虽不赞成张载的主张，但却注重张载的“气”论，把“气”看成是永恒的不断变化的东西，较多地吸收了张载的“气”的观点，来补充程颐的“气一元论”和程颐的“理本说”，建立起“理一气殊”的宇宙观，这是他思想体系中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光辉，也为后来朱熹对理气论进行更加严密的论证奠定了理论基础。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张载、二程、杨时的理本性论，第一个系统地探讨和解决理气关系问题并建立了理气论，对二程“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和杨时的“理一气殊”“唯天理之循”的论述加以继承和发展，并贯通了宇宙自然和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深度。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二程对“格物致知”非常注重，但是两人讲的意义有所不同。程颢讲格物致知，侧重以心内求，主张通过内省体验便可“致知”，不太重视向外求知；而程颐则认为“理在事物也在人心”，主张先求知事物之理，从而更进一步贯通自己内心之理，要求通过多种途径遍格众物，达到“极尽物理”。
  杨时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并把他们中一些矛盾的方面加以调和，把外求的格物功夫与内省的明心涵养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格物致知”说。杨时尤其注重“格物”，他认为：“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他还说：“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龟山集》卷二十一）这明显是遵循了程颐“遍格众物”而达到“穷理”的思想。
  这种思想和人类认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相吻合的。此外，杨时又接受了程颢“万物一体”的思想，提出了“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的方法。（《龟山集》卷二十六）他说：“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多至于万，则物将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
  对于杨时讲格物在于“反身而诚”，朱熹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龟山说‘反身而诚’，却大段好。须是反身，乃见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须见得孝弟，我元有在这里。若能反身，争多少事。”（《朱子语类》卷十八）同时，朱熹对杨时“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所产生的歧义，也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这“太快”，并且明确指出：“若果如此，则圣贤都易做了。”他还说：“杨氏反身之说为未安耳，盖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
  杨时的“反身而诚”是作为“格物”过程中为了格尽天下万物而提出来的，并没有进一步讨论“格物”与“反身而诚”的先后次序关系，确实有不严密的地方，因而让朱熹感到“未安”。但无论如何，朱熹是通过吸取杨时格物致知的思想，并对其中所包含的歧义予以辨析，进一步确立格物的首要性，才提出了自己更为完整和精致的格物致知说的。
  在修养方法上，程颢重视仁者与万事万物同体的内向体验，认为人心自有“明觉”，“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体悟省察”论；而程颐则强调道德修养要发自内心，充满敬意，要与进学掌握知识结合起来。他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六经之言在涵畜中默识心通”。（《二程粹言》）主张“涵养用敬”说，强调在人的情感未发之时就要涵养，涵养工夫深厚，到已发之际，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之发动就会符合道德准则。
  杨时一方面接受了程颐的涵养用敬说，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程颢的人心自有“明觉”的思想。杨时的修养方法重在静坐，主张“于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是何气象”以认识理，即“静坐体认”说，并把《中庸》未发的伦理哲学转向具体的修养实践的“体验未发”，把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和后学所信守，被朱熹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据《宋元学案·豫章学案》载：罗从彦初从龟山时，龟山以“饥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从此悟入，故于世嗜好泊如也”。杨时曾教导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意象之表。”要求体验未发之“中”，并强调“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龟山集》）
  罗从彦深得龟山指诀，并明确主张“体验于未发之前”。强调心性修养要从喜怒哀乐未发、思虑未萌的本然状态开始下功夫，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处事就会自然合理、中节，并以此教李侗。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载：“侗年二十四，闻罗从彦得河洛之学，以书谒之而请学焉。从之累年，授《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极称许焉。”
  李侗深得罗从彦未发之旨，主张未发处存养，并把此作为向朱熹传授的一个重要内容。朱熹曾说过：“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又说：“中和二字，该道体用，以人言之，则未发已发之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李延平集》卷三）他还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者，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朱文公集》卷七十五）可以看出，朱熹早期是受了李侗“未发”教学的影响，并以为入道指诀，后来见道分明，始以为不然，从而走上“格物穷理”的“已发”之路。但他对《中庸》所说的未发之旨是深信不疑的，也对自己并没有“尽心于此”而发出“未达”之叹。他一方面指出杨时“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另一方面又说：“然亦不可将其搁置一边，不加理会，并说：‘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朱文公集》卷四十三认为理学的修养就是要已发未发兼顾交修，肯定杨时、罗从彦、李侗的已发未发说具有合理的因素。事实上，如果没有杨时、罗从彦、李侗对已发未发的阐述，就不可能有朱熹对这一问题的苦心孤诣的求索，更不可能有所谓的丙戌、乙丑两次的中和之悟。杨时的已发未发说，虽然最终未能为朱熹考亭学派所完全接受，但其对闽学的影响和启迪却是十分深刻的，它为闽学中和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来源。而后来的陆九渊、吴澄、陈白沙等仍深受杨时这一观点的影响，尤其是陈白沙“静中养出端倪”的工夫，更是杨时“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翻版。
  （三）兴教立学，教书育人，培养出了众多著名的学者
  作为学连洛闽的鼻祖，杨时首先是通过兴教立学开始倡道东南的活动的。《宋史·杨时传》中指出：“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也就是说，在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用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而且身受真传，造诣尤深，功绩卓著，泽被后人。他首创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弟子千余人”，被称为“南渡洛学大宗”。（《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全祖望语）明顾宪成在《请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说：“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二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常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明欧阳东风所辑《晋陵先贤传》云：“先生（杨时）以程门高弟倡道东南，所最相友善者，有邹道乡、周伯忱兄弟。故居毗陵最久，成就独多。一传而得邹德久、俞子才，再传而得尤延之（袤），三传而得李元德、蒋良贵、迄今绍延学脉，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邹德久，邹浩之子，工书法，笔法追从黄庭坚。曾从杨时游。靖康初，自布衣荐除枢密院编修，官终给事中，出守天台。编有《伊川语录》。
  俞子才，即俞樗，祥符人，少慕伊川之学，从杨时游，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以不主和议出知舒州怀宁县，再通判衡州致仕。秦桧死，起复为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知荆州，用为提举浙东常平，以治绩著称。有《中庸大学论语解》等传世。
  尤延之，即尤袤，无锡人。绍兴进士，累迁太常少卿，光宗即位，言者以为周必大党，遂与祠。绍熙初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给事中。以国事多殊，积忧成疾卒，谥文简。其诗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李元德，无锡人。隆兴进士，授钱塘主簿，调濠州录事参军，迁国子司业、祭酒，除直龙图阁，被宋孝宗誉为“吾诤臣也”。
  蒋良贵，名重珍，无锡人。嘉定进士第一，历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秘书郎、崇政殿说书、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知安吉州、代理刑部侍郎，以直谏称。卒谥忠文。
  俞、尤、李、蒋，都是“道南”嫡传入门弟子，在朝有直声，在地方有惠政，对社会学人奖掖尤多，是宋代无锡地方名儒，故去世后均入祀道南祠，作为配祀杨时的主要代表。
  此外，杨时还先后在浙江、湖南、福建等地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著名的有罗从彦（传李侗、朱松、朱熹）、王蘋、吕本中（传林之奇）、关治、张九成、萧顗（传朱松、廖刚）、胡寅、胡宏（传朱熹、张栻）、刘勉之（朱熹养父）、陈渊、李郁、黄锾、章才邵、邹棐等，成为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被东南学者尊为“道南第一人”。王云五《杨龟山集》原序称：“自先生（龟山）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余人。讲论不辍，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无沂源于闽哉！”尤其是他“一传而得豫章，再传而得延平，三传而得紫阳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绍孔孟之绝绪，其道益光”（明何乔新《道南祠记》）。福建遂成为“海滨邹鲁”。
  杨时还利用官学的渠道以学传世。他任荆州学教授时，曾多次答胡文定问学书，“文定亲承指授，以之而传春秋”，在主持浏阳、余杭、萧山三县之政事时，也“不忘秉教，一州人才彬彬辈出”。（《杨龟山先生通纪》卷一）即使在晚年任国子监祭酒时，也极力提倡道学，与韩愈、孔颖达并列为中国国子监著名“三大祭酒”。正如王云五《杨龟山集》原序所说：“宋名儒辈出，几以百计，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另据《嘉靖延平府志》“风俗篇”记载：“延平府民俭啬质直，建学独先于天下，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称为邹鲁之邦。诸儒讲明道义遗风余教犹未泯。”这一优良风气的形成，固然是杨时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作为倡道东南、学连洛闽的开山鼻祖，其兴教立学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杨时在聚徒讲学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教书育人。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强调“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问圣贤所得之道”。（明田顼《府城隍庙大殿左重建豫章书院碑记》）他还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龟山集》卷六）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主张学以致用，践履崇实。他曾教育其女婿李郁说：“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学之将何用。”（《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他还教导罗从彦既要重视“为学之方”，更要懂得“学成要何用”，力戒“只要博通古今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正义之士而已”；他反对学校单纯按文章分数高低评定人才优劣，认为“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为此作人要何用”；他注意强调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认识的重要性。认为“盖天地万物一性耳，无圣贤智愚之异”。强调“古之欲明德者于天下必先致知”“欲致知非学不能”。在《劝学》篇中，他一再强调：“志学之士，学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涤，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大体已在我矣。”（以上皆出自《龟山集》）为此，他极力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此日不在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杨时《勉学歌》）从这些方面来看，杨时又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四）爱国恤民，忠孝勤廉，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杨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原板荡”“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心邪僻”，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危急存亡关头。为了拯救社会和思想危机，杨时不仅寓政治、伦理等于学术之中，极力用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重新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且明德修身，践履崇实，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爱国恤民、忠孝勤廉的榜样。
  他关心国运民瘼，“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此段未出注者皆出于《龟山集》）在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廷昏庸，吏治腐败，暴政虐民，杨时勇敢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在《余杭所闻》中尖锐指出：“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同情劳动人民，在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同时，他尖锐地批评了军政之不修：“王师所过，民被其毒，有甚于盗贼。百姓至相谓曰：‘宁被盗贼，不愿王师入境。’”他还强烈地抨击苛政猛于虎：“自政和以来，官吏以‘应奉’为名，取民无有限极。”当蔡京、王黼等为迎合皇帝赵佶荒淫奢侈的生活需要而强令东南各地搜罗进贡奇花异石、珍宝古玩时，他敢于上表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宋史·杨时传》）他主张“爱人节用”，提出“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主张毁弃茶盐二法，或宽禁之，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民众负担。他说：“今日茶租钱……若未能尽驰，其禁犹当可宽也。”认为爱民就必须使民有常产，安居乐业，提出“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使天下务有常产”。他还曾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宋哲宗绍圣四年（1098），杨时任浏阳知县期间，先是出现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后又连降暴雨，大片农田被淹，而朝廷仍照征赋税，百姓苦不堪言。杨时不计个人得失，先后写了《上程漕书》《与州牧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朝廷反映实情，为民请求赈济。自己则带头把平日节省下来的俸禄捐给灾民。同时按令开放官仓，把三千多石谷子发放给灾民，使灾民度过了饥荒。因为这件事，杨时被漕使胡师文妄加“不催积欠”的罪名而丢了官职，但他毫不懊悔。
  在余杭任县令时，权倾朝野的“六贼”之首蔡京夺占良田为其母建风水宝地，强行竣湖蓄水。杨时闻之，查明真相后上奏朝廷，终止了蔡京的害民之举。一个“七品芝麻官”，敢于同当朝太师叫板，充分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精神和正直无畏的胆略。
  政和二年（1112），杨时任萧山县令，以民岁苦旱，率百姓修筑湘湖以灌九乡。成湖37000多亩，湖堤长80余里，可灌溉农田146800余亩，“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以疗饥”“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萧山县志·人物传》）
  建炎二年（1128），杨时七十六岁，上书告老。高宗准告，赐对衣、金带、紫金鱼带，又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考虑到福建交通不便，土瘠田薄，民生艰困，乃推辞曰，但“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其“永为优免”。（陈延统《杨文靖公文集序》）
  他主战爱国，敢于抗佞排和。杨时晚年立朝，正值北宋危亡之秋，他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闻金人南侵，杨时连上《论金人入寇》二疏，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两项积极建议。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包围汴京，杨时上疏力主抗金，提出立统帅、肃军政、责宰臣不忠、罢庵寺防城、谨号令等七项建议，又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直斥三路统帅童贯弃军而归，致使金骑得以长驱而前的误国之罪，表现了非凡的见识与勇气。二月，负责首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被罢，激起开封军民的极大愤慨，太学生陈东率领诸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忧其致乱”，欲行武力镇压时，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面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当时各路勤王兵马赶到，但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欲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二十州之地。杨时“极言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提出宜召种师道、刘光世问以方略的积极主张。之后，他又上书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但均未被采纳。对此，胡安国曾经指出：“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他安贫乐道，清正廉明。在《书含云寺示学者》一诗中，他谆谆告诫后学：“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他虽然当过秘书郎直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胡安国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敞庐优屋皆若可以托宿，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缊袍，皆若适于体，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他秉承先祖杨震“清白传家”的家风，正色立朝，清正廉明，并以此告诫子孙。他自己官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正三品），五个儿子、六个孙子都是进士出身，都从政，全家收入算是很高的，可是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添置一份产业，以至于杨时告老还乡后，“子孙满前，每食不饱，亦不改其乐”。杨时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
  他明德修身，崇孝尽孝。杨时非常重视孝行的品质修养，强调“孝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孝思堂记》）他“性至孝，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继母尤谨”。（吕本中《杨龟山先生行状》）二十四岁中进士，“以疾不赴任”。在家期间，除了著书讲学之外，便是精心孝敬父亲、继母与祖母，设计了许多适合老人胃口，既养生又富有文化内涵的菜肴。他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敞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抒发了自己不企慕“位重金多”，只希望能够平安地生活在县北龟山的“箪瓢陋巷”，朝夕孝敬侍奉亲人，以取得他们的欢心。
  此外，他还在《端午日》《与游定夫》《感怀寄乡友》《久不得家书》等诗文中表达了孝亲怀乡的思想感情。父亲和继母去世后，他都先后辞官回家，各守孝三年。
  告老还乡后，他亲自修订了《弘农杨氏家谱》，定下了十条家训：“一训父慈；二训子孝；三训臣忠；四训夫义；五训妇从；六训友恭；七训敬长；八训择友；九训睦族；十训和邻。”这些家训，涵盖了杨时关于忠孝立身、为人处世、治家从政等方面的内容和理念，对其后裔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时的这些优秀品质，对后人影响极深。如杨时的学生胡寅，“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升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宋史·儒林传》）朱熹的三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德祐间奉使元军被拘，后浮海至温州，拥立益王抗元，入闽开府南剑州，募兵复邵武，泉州陈龙复、福州林琦等均起兵响应。德祐二年秋（1276），丞相文天祥如闽，道出龟山墓下，感公倡道模范天下，取酒以祭之，并写下了《祭龟山先生》文。又谒龟山先生祠为杨时画像题赞曰：“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五星聚奎，鼻祖为祖。毁弃三经，和议排阻。邹鲁鸿传，道南有补。”后文天祥兵败被执，慷慨就义，陈、林等均赴难。将乐溪南人萧明哲追随文天祥抗元，被授督府架阁监军，举兵出江西，收复万安、龙泉等地，亲身进入野坡地联络各山寨义军抗元，后兵败被俘，临刑骂不绝口，闻者壮之。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之：“诸生旧短褐，张目视寇仇。高谊依然在，白骨更何忧。”杨时的门人后学，也多能清廉爱民。如赵善佐为将乐县令时，“廉勤自约，奉法爱民，不妄费公家一钱”。（《嘉靖延平府志》卷十）杨时热心教育、尊师好学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如罗从彦四十一岁时，“闻同郡龟山杨先生继绝学于河洛，筮仕萧山”，即“慨然鬻田，徒步请谒”，（李侗《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师事龟山公二十余年，尽得不传之秘，居乡授徒，循道寂寞”。（明柯潜《罗豫章先生文集序》）清朱任弘曾说：“居恒溯八闽理学源流，久心企龟山先生倡始之功。开草昧，启瞳朧，自是醇儒辈出，朱子爰集其成。今天下咸尊朱学矣，亦知朱传自李，李传自罗，罗传自杨，杨则洛之正宗也。杨于程所谓见而知之，朱则闻而知之，已授受有本，俾一线圣脉，如日经天。朱之学行，杨之学当并行而不悖。”（《杨文靖公文集》序）故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说：“无龟山则无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