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他人进行学术上的批评，前提是自己已经形成了可信而稳固的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对学术批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以“自立门户”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其他学者提出意见。
  一、“自立门户”与“箴药病痛”两者并重
  学术批评首先要“立定门户”，其次要“随其病痛而箴药”，两者均不可或缺，而且均应直截了当：
  所录示二书甚善，但所谓不可以一说片言立定门户，则圣贤之教未尝不有一定之门户以示众人。至于逐人分上各随其病痛而箴药之，则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无所隐秘回互，令人理会不得也。（《文集》51-27：答曹立之）
  要对某些人、某些学说作出批评，自己的学养先要到一定的程度，不可轻易从事：
  《知言》之书用意精切，但其气象急迫，终少和平，又数大节目亦皆差误。……顷与钦夫、伯恭论之甚详，亦皆有反复，虽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概亦略同矣。文字颇多，未能写去，又有掎摭前辈之嫌，亦不欲其流传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须看，俟自家于《论》《孟》诸经平易明白处，见得分明无疑，然后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尽以为是，亦未易轻以为非也。（《文集》35-12：答刘子澄）
  自己程度达不到，胡乱批评，就很有问题：
  伏承示谕《太极》《西铭》之失，备悉指意。然二书之说，从前不敢轻议，非是从人脚根、依他门户，却是反复看来道理实是如此，别未有开口处，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见辄为之说，正恐未能尽发其奥而反以累之，岂敢自谓有扶掖之功哉。今详来教及省从前所论，却恐长者从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见道理为是，不知却原来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见轻肆抵排也。（《文集》36-3：答陆子美）
  邵氏先天之说，以鄙见窥之，如井蛙之议沧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则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语者。……况其高深闳阔，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诋之，熹恐后之议今，犹今之议昔，是以窃为门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文集》37-25：答林黄中）
  张元德训道为行，固为疏阔，子约非之是也。然其所说行字亦不为全无来历，今不就此与之剖析，而别引程子冲漠气象者以告之，故觉得有堕于窈冥恍惚之病。而所以破其说者，又似彼东我西，不相领略。此乃吾之所见自未透彻，未免臆度笼罩而强言之，所以支离浮泛，而不能有所发明也。（《文集》48-12：答吕子约）
  元德所说之病，前书尽之，如来喻之云，却攻他不着，恐是只见自家底是，于鄙论却未深考也。（《文集》48-13：答吕子约）
  《遗书》说释氏有直内无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记，恐有差误。《东见录》中别有一段，说既无方外则其直内者岂有是也，语意始圆，可细考之。未可如此逞快，率然批判也。（《文集》53-47：答胡季随）即便不是批评，而是支持或者维护对方，也要自己先有正确的见解：
  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为急，不须汲汲以救护前辈为事。盖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无及，又况自家身心义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文集》48-11：答吕子约）
  讨论中要勇于承认错误，不可为自己找理由开脱：
  再辱垂谕，具悉尊旨，然细观本末，初无所争，只因武陵旧图仁义两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后来既觉仁字去西北方不得，义字去东南方不得，即当就此分明改正，便无一事。顾乃护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计，移换阴阳刚柔四字以尽其失，所以竞辨纷纭，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是则非惟不足以救旧图一时之失，而其耻过作非，故为穿凿之咎，反有甚于前日者，窃恐高明于此急于求胜，未及深致思也。（《文集》38-7：答袁机仲）
  所喻已悉，但所谓语句偶尔而实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旧病未除。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此，又何可讳耶？（《文集》53-26：答刘季章）
  二、“拔本塞源”，推至其极
  要达到“箴药病痛”的效果，学术批评一定要秉公而行，不可循情，一定要“拔本塞源”，推至其极，不仅要考虑动机，还要考虑结果，朱子曾于与汪应辰论苏轼之学与王安石之学之危害时，引《尚书》及《孟子》语，畅发此论。虽是评价历史上的学说，不是当代学者之间的辩论，但对学术交流而言有普遍性的意义：
  《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无所准则，而屑屑焉惟原情之为务，则无乃徇情废法，而纵恶以启奸乎？杨朱学为义者也而偏于为我，墨翟学为仁者也而流于兼爱，本其设心，岂有邪哉，皆以善而为之耳，特于本原之际微有毫厘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祸，以为无父无君而陷于禽兽，辞而辟之，不少假借。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诚以其贼天理害人心于几微之间，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诈之术，其祸浅切而易见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顺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尔。以此论之，今日之事，王氏仅足为申韩仪衍，而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愚恐孟子复生，则其取舍先后必将有在，而非如来教之云也。区区僭越，辨论不置。非敢自谓工诃古人而取必于然诺，实以为古人致知格物之学有在于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无补于高明也。（《文集》30-5：答汪尚书）
  学术批评不可有“依违”，要防微杜渐。朱子与吕祖谦讨论儒释之辨问题时对此有过论述：
  儒释之辨诚如所喻，盖正所当极论明辨处，若小有依违，便是阴有党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于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于此，岂可退托以废任道之实，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文集》33-49：答吕伯恭）
  三、学术批评应当“平允”“宽宏”
  批评不可过分，一定要“平允”“宽宏”，不可“刻核过当”，朱子在与张栻讨论秦汉诸儒之学问题时提出过这一点。同样，对于一般的学术交流，也有普遍的意义：
  秦汉诸儒，解释文义虽未尽当，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数多处论之，则以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与夺之际似已平允。若更于此一向刻核过当，却恐意思迫窄而议论偏颇，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来所论《知言》不当言释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议论要得气象宽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处，方有余味。如《易传序》中说秦汉以来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类，亦可见矣。（《文集》31-9：答张敬夫）
  钦夫屡得书，有少反复，……渠所论如云《论》《孟》序中不当言汉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盖汉儒虽言亦不得也，不知择之以为如何？某则绝不爱此等说话，前辈议论气象宽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处，岂若是之迫切耶？（《别集》6-7：林择之）
  与吕祖谦讨论历史人物评价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指出不可有伤“浑厚之气”：
  其曰“区区浚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伤上文浑厚之气，如马伏波之论杜季良也。兼此役本为发明先朝劝学之意，初不专为浚之，今但得多说此边意思出来，而略带续其风声之意，则事理自明，不必如此骂破也。（《文集》34-31：与东莱论白鹿书院记）
  朱子对自己的学术批评也有过这样的总结：
  《知言》之书用意精切，但其气象急迫，终少和平，又数大节目亦皆差误。……顷与钦夫、伯恭论之甚详，亦皆有反复，虽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概亦略同矣。文字颇多，未能写去，又有掎摭前辈之嫌，亦不欲其流传也（《文集》35-12：答刘子澄）
  《知言》中议论多病，近疏所疑，与敬夫、伯恭议论，有小往复。文多，未能录寄，亦惧颇有摭掎前辈之嫌。（《文集》39-68：答范伯崇）
  来书所喻程门议论，鄙意正谓如此此，《或问》之书所为作也。但掎摭前贤，深负不韪之罪耳。（《文集》47-18：答吕子约）
  朱子曾批评陆子静有此问题：
  熹谓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学者所当明辨。或者之说诚为未当，然凡辨论者，亦须平心和气，仔细消详，反复商量，务求实是，乃有归著。如不能然，而但于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词，以逞其忿怼不平之气，则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静和平，宽洪悠久，犹有君子长者之遗意也。（《文集》36-11：答陆子静）
  朱子强调，即如孟子之辟杨墨，亦非“因激增怒”，而是分内之事：
  注中改字，两说皆有之。盖其初正是失于契勘凡例，后来却因汪丈之说，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谓之因激增怒则不可，且如孟子平时论杨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为好辩之问，则遂极言之以至于禽兽。盖彼之惑既愈深，则此之辩当愈力，其禽纵低昂自有准则，盖亦不期然而然。然禽兽之云，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之也。（《文集》33-4：答吕伯恭）
  四、措辞因人而异
  进行学术批评时，要注意正确的态度。一般的讲，比较直白的学术批评应当是针对较为熟悉的人的，对于比较陌生的人，应当客气一些：
  昨承寄示赵仓《易》《论语》说，足浣愁疾。……昨于乾坤二卦略记所疑之一二，今谩录呈，幸为详之，试因话次以盛意扣之，看有何说，却以见报。熹与之未相识，不欲遽相辩难，千万不必云熹所说也。《论语》说有意古人为己之学，意亦甚正，但觉看得张无垢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说太高，反致失却圣人本指处，多今亦未欲遽论。二说谩往，并烦扣之，亦勿云熹所寄也。（《文集》45-2：答虞士朋）
  但既然是学术交流，就要以真理为上，不能太顾及表面上的礼貌。朱子某次批驳别人的问目，曾经这样说：
  昨齐仲寄疑义来，乃不知是石丞者，妄意批凿，非所施于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怪，但在熹有僭率之咎耳。（《文集》39-7：答柯国材）
  也曾直言不讳指出对方缺点，并请对方体谅自己的苦心：
  今观来喻，似于义理未有实见而强言之，所以谈经则多出于新奇，立意则或流于偏荡，而辞气之间又觉其无温厚和平、敛退笃实之意。是固未论其说之是非，而此数端者已可疑矣。……若熹之愚，无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尽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辞之未达、一义之未安，以浼高明之听也。区区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万之幸。（《文集》59-35：答吴仲玭）
  朱子也希望对方不要过于礼貌，还是要进行实质性的学术交流：
  跧伏之踪，未由承教于前，徒切叹仰。傥不弃外，时得惠音，以鞭策之，实为万幸。而来教之云，倒置已甚，读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万望矜察，自此书来，存访死生之外，削去虚文，直以道义启告诱掖，此真区区所望于门下者。鄙怀倥倥，亦得无所惭惮而悉布之，以求药石之诲，不审尊意能容而听之否。（《文集》38-26：答薛士龙）
  熹迟钝之资，总角闻道，终躬求之，未有得也。贤者误听，以为可与言者，诲谕详悉，皆非熹所敢当也。（《文集》59-35：答吴仲玭）
  朱子甚至专门就别人对他的称呼提出过意见：
  石丈惠书，以“夫子”见谓。详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称，……然以孔门弟子称仲尼以此，故后之人往往避其号。盖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诸己，亦不敢以是加诸人也。熹初通书，不欲纷纭及此，幸为一言，继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愿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为深陈之，至恳至恳。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礼文之过其宜者，恐亦有可刊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文集》39-19：答许顺之）
  但必要的礼貌也是不可缺少的：
  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长少之节、礼逊之容，盖常窃笑，以为正使真是仇敌，亦何至此？但观诸贤之气方盛，未可遽以片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满也。今因来喻辄复陈之，不审明者以为如何耳？（《文集》54-5：答诸葛诚之）
  至于《易》之说，又别是一事。……此等若理会不得，亦未妨事，且阙所疑而徐思之，不当便如此咆哮无礼也。（《文集》58-25：答徐子融）
  五、“尽彼此之情”
  之所以对态度问题如此强调，是因为在朱子看来，只有端正态度，才能让双方都亮明观点，并能互相了解对方的意见，此事关系颇大：
  录示子纳往还书，如所谓“五气之盛衰，犹足为义理之消长”，亦是前辈自有此说，今所援引，乃是举轻以明重，无不可者，不知子约何所疑也。恐是不曾仔细看上下文，便只就此两句上论得失。讲论最怕如此，不尽彼此之情，而虚为是譊譊也。（《文集》52-22：答吴伯丰）
  天地虽大，要是有形之物，其与人物之生，虽有先后，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则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长孺亦非之，过矣大。抵长孺之性失于太快，故多不尽彼此之情，而语气粗率，无和平温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语枝叶之小病也。……知方君流动发生之端为非，而不自知仁义礼智为四端之失，何其工于知人而拙于察已耶。……凡此更当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轻肆排抵也。（《文集》52-30：答汪长孺）
  朱子特别指出，批评时一定要注意弄明白对方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到对方头上：
  前书示谕《太极》《西铭》之说，反复详尽，然此恐未必生于气习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尔。且如《太极》之说，熹谓周先生之意，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著无极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贤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厌重复，盖有深指。而来谕便谓熹以太极下同一物，是则非惟不尽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浅陋妄说亦未察其情矣。……熹之愚陋，窃愿尊兄更于二家之言少赐反复，宽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辨也不烦，而理之所在无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徒为纷纷，而虽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来谕所谓气质之弊，盖所论之差处虽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则原于此而不可诬矣，不审尊意以为如何？（《文集》36-4：答陆子美）
  所谕与令兄书辞费而理不明，今亦不记当时作何等语，或恐实有此病，承许条析见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便见示。如有未安，却得细论，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断来章也。（《文集》36-9：答陆子静）
  所论《孟子》《大学》说正心处，不知敬仲如何说？可更扣之，须尽彼说，方可判断，未可更以己意障断他人话头也。（《文集》60-46：答潘子善）
  六、“平心静气”
  论辩往往流于意气之争，对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此时当平心静气：
  来书引《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此圣言也，敢不承教。但以来书求之于道而未之见，但见其词义差舛，气象粗率，似与圣贤不甚相近，是以窃自安其浅陋之习闻，而未敢轻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独见耳。又记顷年尝有平心之说，而前书见谕曰：“甲与乙辨，方各自是其说，甲则曰愿乙平心也，乙亦曰愿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明白，不若据事论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谓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见、乙守甲之说也，亦非谓都不论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论理，而终得其是非之实。如谓治疑狱者当公其心，非谓便可改曲者为直，改直者为曲也，亦非谓都不问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为主，然后可以审听两造之辞，旁求参伍之验，而终得其曲直之当耳。今以粗浅之心，挟忿怼之气，不肯暂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评义理之得失，则虽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见者，犹恐未免于误，况其差有在于毫厘之间者，又将谁使折其衷而能不谬也哉？（《文集》36-11：答陆子静）
  若必欲便穷竟此说，亦请先罢穿凿己见，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说与德功不同者，并合两家，写作一处，仔细较量，考其是非，痛加辩诘，亦庶几有究竟处。不至如今日，只见一边，不相照应，而信口信笔，无有了期也。（《文集》44-58：答江德功）
  方君第二说只解《易传》，意略有未当处，其他所论首尾相救，表里相资，所得为多。长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说，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说还以自攻，则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语意温厚详审，而长孺之词气轻易躁率，以此而论，则其得失又有在也。（《文集》52-30：答汪长孺）
  所议可善处之，毋至过甚为佳，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此前贤大公顺应之要法也。（《续集》2-102：答蔡季通）
  此事关系匪浅，如做得不佳，会被异见者看笑话：
  平时与老兄讲论，常是不曾合杀，只被中间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见怒，更不暇复论前语之是非，而一向且争闲气。所以老兄见教之美意，与区区献疑之诚恳，皆不见其有益，而反积为后日无穷之怨隙。所谓“忠告善道不可则止”者，岂若是乎？世衰道丧，吾党日孤，见自无事，不要似此寻事厮炒，使旁观指目，益为道学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谓将斗而自断一手以求必胜者也。愿老兄自今或有异同之论，且耐烦息怒而极论理之是非，则理日益明，气日益和，虽使十反，极其纷拏，亦自无忿怼之挠矣。老兄见责不能受人尽言，而前后怨忿之词至于如此，请出两家之书付之识者，使其审订，则谁为不能受言者，必有在矣。王肃方于事上而好人佞己，此不絜矩之过也。愿更思之，下交浅劣，不胜至望。（《文集》45-18：答杨子直）
  朱子曾表示自己很“耐烦”，并平心静气的解释对方的误解：
  来书谯责不少置，不记前书云何，何所得罪，一味皇恐而已。……熹却自觉尚且耐烦，不至如老兄激发怨怼之深也。且如向来出川时所予书，无非怨怼之语，此非怨熹之词，想自记得。故窃疑之，以为士君子去就离合之际，不当如此，因答书中颇致宽解之词，未有相贬外处。如后来见教政事条目，其间亦有一二心未安处，故因笔自解，初非相贬外。不知今来所谓贬外，是指何语，恐实有之而熹不自觉者，即望一二疏示，容其改过，幸甚幸甚。（《文集》45-18：答杨子直）
  对于某些朱子认为是大逆不道，令人难以接受的言论，朱子甚至怀疑是不是转述之人听错了：别纸所示季章议论，殊不可晓。恐不至如此之谬，却是仲升听得不分明，记得不仔细，语脉间转却他本意，不然，则真非吾之所敢知矣。（《文集》53-7：答刘仲升）此足见朱子之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