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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因此朱子以“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目的。
  一、“得失分明，彼此有益”
  讲论双方都能在交流中获益，只要以公心从事，就能准确分辨不同观点的对错：
  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将此书遍呈诸同志，相与反复商确，不可又似向来说先觉之义，更不与徐柯二丈见也。朋友商论，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于此掩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缘见得义理真实处耶。所论好善优于天下，只是一个公字，此等处何不公之甚也。（《文集》39-23：答许顺之）
  “得失分明，彼此有益”，换一种说法，便是“畅彼此之怀，合异同之趣”：
  诲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尝谓人之为学，若从平实地上循序加功，则其目前虽未见日计之益，而积累功夫渐见端绪，自然不假用意装点，不待用力支撑，而圣贤之心义理之实必皆有以见其确然而不可易者。至于讲论之际，心即是口，口即是心，岂容别生计较，依违迁就，以为谐俗自便之计耶？今人为学既已过高而伤巧，是以其说常至于依违迁就而无所分别。盖其胸中未能无纤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独以避咎之故而后诡于词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笃。向来之辩虽至于遭谗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犹恨其言之未尽，不足以畅彼此之怀，合异同之趣，而不敢以为悔也。不识高明何以教之，惟尽言无隐，使得反复其说，千万幸甚。老病幽忧，死亡无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说、一朝浅计，而终无面写之期，是以冒致愚悃。（《文集》38-41：答陈君举）
  朱子曾描述自己对学术交流所获成果的期望：
  惟其称道太过，责望太深，乃熹所欲请于左右者，而怠缓不敏，反为执事所先，此则不能不以为愧。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齐，决于公而已矣。然则熹之所望于执事而执事之所以责于熹者，又岂有彼此先后之间哉。继自今以往，执事有以见教，而熹有以求教，愿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订辨析，务以求合乎至当之归，庶几有以致广大尽精微，而不滞于一偏之见，则熹之幸也，执事之赐也。（《文集》40-11：答何叔京）
  也曾真挚地建议对方与别人进行学术交流，从而取得进步：
  潘丈之政为闽中第一，其爱民好士，近世诚少比，恨未识之耳。端叔向见钦夫称之，恭叔昨在建宁得一见，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于世俗高妙之虚谈矣。……择之既从其招致，要当有以开之，使决然无惑于彼，乃为不负其相向之意。然择之向来亦颇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当虚心下意，向平实处加潜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张之意，则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两进矣。（《文集》43-35：答林择之）
  这种益处是实实在在的：
  为学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资朋友之助，要在审取之耳。（《文集》58-10：答李子能）
  今世徇俗为人之学，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于内者，往往又以骛于高远而失之，是可叹也。来喻之云，似已察于此者，但常专心致志，思绎践行，有疑则与同志讲而明之，则庶乎其有得矣。（《文集》62-28：答胡文叔）
  义理之间诚当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与敬以直内之功，则亦难明而易失。……伯起旧游，每病其不以此事为急，今乃能勇猛精进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计左提右挈长者之力为多，异时归老田间，复得此一益友为幸甚矣。（《文集》62-30：答奚仲渊）
  然感左右见顾之重，若以为可语此者，故聊复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势也。（《文集》64-4：答巩仲至）反之，不进行学术讨论，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大抵彼中朋友立说过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讨论，只欲闭门剧读，以必其自得，故人自为学，而或不免蔽于一己之私见，此亦殊非小病耳。（《文集》47-19：答吕子约）
  二、欲“得失分明”，则不讳“好辩”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理愈辩愈明：
  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与商论，以求至当之归，敢不罄竭所怀，以求博约。盖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傥不有益于执事之高明，则必有警乎熹之浅陋矣。（《文集》42-5：答胡广仲）
  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间，而著于圣贤方册之内，固非先知先觉者所独得，而后来者无所与也。又非先知先觉者所能专，而使后来者不得闻也。患在学者不能虚心循序反复沉潜，而妄意躐等，自谓有见。讲论之际，则又不过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则遂发愤肆骂而无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文集》58-49：答丁宾臣）
  要“得失分明”，就不能怕“好辩”之讥。学术论辩是极其必要的，为了明辨是非：
  来书云：“浙间后生贻书见规，以为吾二人者所习各已成熟，终不能以相为，莫若置之勿论，以俟天下后世之自择。鄙哉言乎，此辈凡陋，沉溺俗学，悖戾如此，亦可怜也。”熹谓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学者所当明辨，或者之说诚为未当。（《文集》36-11：答陆子静）
  来喻谆复，益见谦光，又愧向来妄论之率尔也。然是非得失之间，正当精察而明辨，或者内实安于旧习，而阳为是言，则非熹之愚所望于高明也。（《文集》56-37：答李周翰）
  对异端邪说之批判，义不容辞，孔孟以来之儒者皆是如此，“做好自己、不须辩论”之说，不足为训：
  来教又谓吾道无对，不当与世俗较胜负，此说美则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无对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许多异端邪说，直须一一剔拨出后，方晓然见得个精明纯粹底无对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个无对包了，窃恐此无对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杨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于君子小人之际，其较量胜负，尤为详密，岂其未知无对之道邪？盖无对之中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阳消则阴长，君子进则小人退，循环无穷，而初不害其为无对也。况熹前说已自云，“非欲较两家已往之胜负，乃欲审学者今日趋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文集》33-4：答吕伯恭）
  《西铭后题》是去年未离家时所题，后来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系，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说，因书报及，漫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时流俗例为此说。乃是自见道理不明，才有此说，便有此说之害。如许行之并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见，则孟子亦何用与之辨耶？（《文集》49-27：答陈肤仲）
  所喻“世岂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莹无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语殊不似圣贤意思。无乃近日亦为异论渐染，自私自利，作此见解耶？不知圣贤辨异论、辟邪说如此之严者，是为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发耶？抑亦在我未能无瑕，而犹有待于言语辨说耶？今者纷纷，正为论《易》《西铭》而发，虽未免为失言之过，然未尝以此为悔也。临川近说愈肆，荆舒祠记曾见之否？此等议论皆学问偏枯、见识昏昧之故，而私意又从而激之。若公度之说行，则此等事都无人管，恣意横流矣，试思之如何？（《文集》53-2：答刘公度）
  学者有义务帮助同道改过迁善：
  学术不正，使人心颇僻如此，甚可忧惧。不知老兄曾见此论否？闻其托于宾馆，必尝相与讲学者，幸有以警之，毋使东莱宗旨转而为权谋机变之学也。（《文集》46-36：答潘叔昌）
  闻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学浅，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踪圣徒，稍为后人指出邪径，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文集》42-24：答石子重）
  项掾果如何？若果有志，当痛与说，恐颓波之中救得一个半个，亦非细事也。（《别集》6-6：林择之）
  朱子曾描述过自己一次成功的学术论辩，使得对方改过迁善，弃佛归儒：
  此有李伯间者，旧尝学佛，自以为有所见，论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尝来访，复理前语，熹因问之：“天命之谓性，公以此句为空无一法耶，为万理毕具耶？若空则浮屠胜，果实则儒者是，此亦不待两言而决矣。”渠虽以为实而犹恋著前见，则请因前所谓空者而讲学以实之。熹又告之曰：“此实理也，而以为空，则前日之见误矣。今欲真穷实理，亦何藉于前日已误之空见，而为此二三耶？”渠遂脱然肯捐旧习而从事于此。此人气质甚美，内行修饬，守官亦不苟，得其回头，吾道殊有赖也。（《文集》31-2：答张敬夫）
  毕竟，没有师友的督促，容易堕落：
  逸居独学，无师友之益，不知不觉，过失日滋，功夫无由长进，不可忽也。（《文集》62-18：答王晋辅）
  所以朱子听到某些观点，觉得对另一人有益处，一定转告：
  归来又得伯恭书云，学者须是专心致志，绝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当，不敢不以告也。（《续集》2-64：答蔡季通）
  自己有所得，想到某同道也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马上就想告知对方：
  某自罹祸罚，号慕之余，无复事事，稍得温习旧学。苦淡寂寥之中，时有丝发之见，乃知前日所谓学问者极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圣贤、下脱尘俗，亦以难矣。方作书为钦夫言之，想其未免于此也。（《别集》4-1：刘共甫）
  如果自己没有进步，也会羞愧于去见朋友：
  熹杜门窃食，贫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虽不敢废，而未见有以进于前日，以是忧愧，殆无以见朋友也。（《文集》52-37：答李叔文）有时自己不方便，也要请别人前去相劝。朱子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叔度忽为佛学，私窃忧之。前尝因书扣之，今此书来，不答所问。……叔度所见不应如此，盖不欲人之议己而设此以峻却之耳。区区虽欲再进其说，而已觉难于发口，然鄙意犹有未能已者，愿子约从容自以已意言之，劝其且读《论语》，看诸先生说而深思之，以求圣人之意。……此区区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于此也。（《文集》47-19：答吕子约）
  往大处讲，朱子亦曾明确的表示，自己之所以好辨，乃是激于当世学风之陋。自治之功诚然重要，但讨贼之事亦不可废。朱子的担当意识及抱负在此表露无遗：
  示喻曲折，深所望于左右，顾其间有未契处，不得不极论以求至当之归。至于立彼我、较胜负之嫌，则熹虽甚陋，岂复以此疑于左右者哉？持养敛藏之诲，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诐交作，其他纷纷者，固所不论，而贤如吾伯恭者，亦尚安于习熟见闻之地，见人之诡经诬圣、肆为异说，而不甚以为非，则如熹者诚亦何心安于独善，而不为极言核论以晓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责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设使颜子之时上无孔子，则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决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独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惟孟子见此道理，如扬子云之徒，盖未免将颜子只做个块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则又甚焉，其所论颜子者，几于释老之空寂矣。熹窃谓学者固当学颜子者，如克已复礼、不迁怒贰过、不伐善施劳之类，造次颠沛，所不可忘。但亦须审时措之宜，使体用兼举，无所偏废，乃为尽善。若用有所不周，则所谓体者乃是块然死物而已，岂真所谓体哉。……此义与近世论内修外攘之说者亦相贯，夫吾之所以自治者，虽或有所未足，然岂可以是而遂废其讨贼之心哉？（《文集》33-5：答吕伯恭）
  答子静书无人写得，闻其已誊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叹可叹。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学者略知前贤立言本旨，不为无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圣贤任道之心也。（《文集》50-44：答程正思）
  朱子详尽描述过自己心路历程的转换：
  所论时学之弊甚善，但所谓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祸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杨墨者，正为此也。向来正以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亦厌缴纷竞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极论。近乃深觉其弊，全然不曾略见天理仿佛，一味只将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只此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免直截与之说破，渠辈家计已成，决不肯舍，然此说既明，庶几后来者免堕邪见坑中，亦是一事耳。（《文集》54-54：答赵几道）
  圣远道湮，人心颇僻，险词怪说杂然并起，不惮于诬天罔圣、诡经破义，而务以适其利欲之私，自非刚健明哲之才，确然以胜私复理为己任者，鲜不惑焉。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其兆已见于此，甚可惧也。（《文集》60-12：答杜叔高）
  学术论辩就像是一场战争，朱子曾经邀请别人，与自己一起开展针对另外一人的学术批评。
  伯谏来此已两三日，初欲来日归，因与商量，约左右一来相聚。今专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归戒徒御，少缓一两日来矣。千万即命驾，其所论极不争多，孤城悉拔，合军并力，一鼓可克也。（《文集》44-8：答蔡季通）
  关系到现实问题时，朱子也曾指出，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大公无私的，就不怕争论：
  又谓熹不能有所养，而于此未能自克，此则中其病。但熹所争乃公家事，无毫发私意于其间，此固官长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文集》24-3：答陈宰）
  当然，辩论本身不是目的，有所改正，有所提高才是目的：
  此举错枉直之间所以难明，非有道以照之，则所自谓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区区不喜自辩，又于老兄不可有隐情，故久不知所以为报，今偶有便，信笔及之，非欲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于公私名实之间，而真得其所谓本心之正耳。（《文集》26-19：答黄教授）只想着在学术论辩中取胜，是没用的：
  但今所论无极二字，熹固已谓不言不为少，言之不为多矣。若以为非，则且置之，其于事实亦未有害，而贤昆仲不见古人旨意，乃独无故于此创为浮辨，累数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为湮芜亦已甚矣。而细考其间，紧要节目并无酬酢，只是一味谩骂虚喝，必欲取胜，未论颜曾气象，只子贡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轻彼也。（《文集》36-11：答陆子静）
  然自顷至今，为日愈久而所执愈坚、所见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穷忙，不暇平心和气，参合彼已异同之说，反复论难，以求至当之归，而专徇己意，竞出新奇，以求己说之胜，以至于展转支离日益乖张而不悟，不知用心错误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晓，但窃叹恨而已。（《文集》44-58：答江德功）
  即使非学术问题，在讨论政事时，朱子也持同样的态度：
  李君又自谓本无欲胜人之心，止是推车欲前耳。异哉，李君之欲前其车也，独不思夫郡县之学本一车耶？……又谓四分钱乃郡县学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归其二于郡学矣，尚何言？……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谓无胜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谓郡学泉州学也，同安学同安县学也，各尽力于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陈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极论究心一二而求见哀于李君耳。岂有一州之教官，上为丞相所自择用，下与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礼，而熹铨曹所拟一县小吏，而敢有胜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无乃与熹之私指谬也。（《文集》24-3：答陈宰书）
  也需要注意无知妄作与勇猛有为的关系：
  所谕惩创后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缓于穷理，但勿好异求新、非人是己，则知识益明而无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为勇决之计，又非所以矫气质之偏而进乎日新也。（《文集》41-2：答冯作肃）
  三、论辩则须“分明去取，直截剖判”
  论辩时应当清楚的表明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当面论学还是书信论学，如果对方有意保留，不畅所欲言，朱子会表示不满，并且还会向对方指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决不能糊涂说话，彻底的学术讨论是必须的：
  愚意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个是处，初无彼此之间，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护、爱惜人情，才有异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文集》54-6：答诸葛诚之）
  向来相见之日甚浅，而荷相与之意甚深。中间寓舍并坐移晷，观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嗫嚅不能出口。前后书疏往来，虽复少见锋颖，而亦未能彼此倾倒，以求实是之归，但见士子传诵所著书及答问书尺，类多笼罩包藏之语，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晓然于心而无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学为讳，上下相徇，识见议论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党之为学者又皆草率苟简，未曾略识道理规模、功夫次第，便以己见抟量凑合，撰出一般说话，高自标置，下视古人。及考其实，则全是含糊影响之言，不敢分明道着实处。窃料其心岂无所疑，只是已作如此声势，不可复谓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瞒，强作撑柱，且要如此鹘突将去，究竟成就得何事业？未论后世，只今日旁观，便须有人识破，未论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稳耶？……中间得君举书，亦深以讲究辨切为不然。此盖无他，只是自家不曾见得亲切端的，不容有毫厘之差处，故作此见耳。欲得会面，相与剧谈，庶几彼此尽情吐露，寻一个是处。大家讲究到底，大开眼看觑，大开口说话，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须得如此遮前掩后，似说不说，做三日新妇子模样，不亦快哉。（《文集》56-16：答叶正则）
  崇礼诸人书信，皆以颔胡状。（《遗集》2-56：答石天民书）
  朱子历来反对议论“含糊”：
  近时一种议论出于正人之口，而含糊鹘突，听之使人愦愦。似此气象规模，如何抵当得？（《文集》24-9：与魏元履书）
  而这是当时学者通病，其弊可至耽误人主：
  养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尽底里说话，不可专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惮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见识也。（《文集》24-13：与魏元履书）
  前辈之说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的：
  近日说经多有此弊，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着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文集》47-26：答吕子约）（《文集》53-57：答沈叔晦）①
  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好怕的，不可有掩耳盗铃之行为：
  今承见语，欲成书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讥。此与掩耳偷铃之见何异？不知贤者所见何故日见邪僻，至于如此。夫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若是，则出名何害？若不是，则不出名何益？（《文集》44-57：答江德功）
  学术交流不应先抱定某种偏见，以为绝对不会产生共识：
  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文集》36-3：答陆子美）
  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文集》54-5：答诸葛诚之）
  所示《中庸》《大学》诸论，固足以见用功之勤者，然足下不以仆为愚，方且千里移书以开讲学之端，而先有以胁之曰，“是不可同，同即且为荆舒以祸天下”，则仆尚何言哉。姑诵其所闻如前者，足下傥有意而往复焉，则犹将继此以进也。（《文集》63-25：答余正甫）在交流中产生共识，朱子会比较欣慰：
  来喻一一皆契鄙怀，足见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谬也。其间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属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条对，更愿益加辨学之功，所见当渐真实也。（《文集》45-25：答廖子晦）
  但朱子也曾指出，要获得确定的结论，也不是很容易的：
  立论相高，吾人固无此疑，然只要得是当，亦良不易耳。（《文集》33-12：答吕伯恭）
  钦夫屡得书，有少反复议论，未及录去。其大概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讲论要得是当，亦复如此之难，可叹可惧。（《别集》6-7：林择之）
  朱子提到过认为自己观点正确的三个标准：
  前书妄论，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闻于师友者如此，验之圣贤之言又如此，窃独安之，不敢自弃以徇流俗耳。（《文集》64-60：答或人）
  学术论辩是要有结果的，即使没有明确的输赢，也要让双方的观点明确的展示出来，为后世学者考虑，亦应如此，以避免误解：
  高明之学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间言语论量、意见测度，今且以愚见执方论之，则其未合有如前所陈者，亦欲奉报，又恐徒为纷纷，重使世俗观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则恐学者终无所取正。较是二者，宁可见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后世。是以终不获已，而竟陈之，不识老兄以为如何。（《文集》36-10：答陆子静）
  所示诸书，甚善甚善。但临川之辨，当时似少商量，徒然合闹，无益于事也。其书近日方答之，所说不过如所示者而稍加详耳。此亦不获已而答，恐后学不知为惑耳，渠则必然不肯回也。（《文集》50-43：答程正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