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让我们从“学术角色”谈起。现代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提出：“以‘知识人’为研究对象，以角色演变为线索，以文化知识系统为背景，深入剖析了知识人的类别、行动模式以及所创造的知识形态。”①该书的重点在于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做的分类，由此而建立了进行角色的类型学研究的经典范式。
  兹纳涅茨基所谓的“知识人”是一个颇为笼统的说法，在他的著作中，学者、科学家、知识分子、知识人等概念基本上是同义的。他将历史上知识人所扮演过的所有的社会角色分为四大类：技术顾问、圣哲、学者（狭义的，即某个学派的组成者）、知识的创造者（探索者）。罗伯特·默顿在一篇著名的书评中对这四类角色作了精到的总结②：1．技术顾问。技术顾问又区分为技术专家和技术领导者。技术专家负责解释与当时情况相关的资料的基本成分及其内在联系，为有计划的集体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发挥参谋或顾问的功能；技术领导者负责对实际相关的不同的知识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确定计划并选择实现该计划的方式方法。2．圣哲。圣哲是为其团体、教派或阶层的集体倾向提供理智辩护的哲人。3．狭义的学者。作为某个学派的组成者的狭义的学者又可分为神学学者和世俗学者。神学学者通过准确而真实的再现宗教真理的符号表述，使宗教真理永世长存，以维持一种自足的、固定的、不会受到挑战的、不可改变的宗教真理体系；世俗学者又包含五种子类型，即真理的发现者、思想的组织者、思想的贡献者、捍卫真理的战士、知识的传播者。4．知识的创造者。知识的创造者也分为两类：事实的发现者（事实寻找者），发现至今未知的和未曾预料的经验材料，主要作为现存知识系统之修正的基础；问题的发现者（归纳理论家），发现新的和未曾预料到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才能加以解决。兹纳涅茨基不仅满足于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功能，还对角色之间分化和转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分析。另外我们还要知道，对社会角色进行的以上分类并不是对人的分类，每一个知识人都有可能兼任若干个这些从分析的意义上讲不同的角色。
  兹纳涅茨基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考察基础上的，比如他特别强调了神学学者和世俗学者的区别，这一区别在欧洲基督教出现以来的历史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但他总结出的一些规律对于中国古代知识人的研究也有所启发，“世俗学者”的五种子类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五种子类型具体的讲就是：1．真理的发现者。真理的发现者创立思想学派，并且断言存在着可用一定的理性证据加以证明的“绝对真理”。2．思想的组织者。从发现者已确定为自明的第一原则出发进行归纳或演绎，从而对某些领域现有的全部知识进行检验，并将其组织到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体系之中。（在这里，“组织”一词有整理、组合、检验、融会贯通等丰富的意蕴。）3．思想的贡献者。贡献者作出新的发现，或明或暗地希望提供新的证明，说明经验是与真理的发现者建立的系统相一致的；修正“不太令人满意的”归纳证据，直到能整合到系统中去或“可以证明为”应该加以拒斥。4．捍卫真理的战士。这种角色在论战中使学者们相信，他所处的学派掌握了得到理性证据证明的正确主张，因而从逻辑上保证一个学派能够战胜另外一个学派；论战限制在一个特殊的范围之内，只有那些承认真理具有权威价值的人才能参加争论，因而真理的战士不同于圣哲。（“真理战士希望他信为绝对真理的体系能在逻辑上取得胜利，而党派圣哲力争他及其群体所代表的行动趋势在社会上取得胜利，……对真正的学者来说，真理与谬误问题无条件地高居一切实际冲突之上。”①）5．知识的传播者。传播者又包含两种不同的子角色：一是在成年人中培养业余爱好，从而促使大众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的普及推广者；二是把理论知识作为非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传授给年轻人的教师。
  与知识人其他的社会角色相比，世俗学者的这五种子类型的划分，更多的是从学术发展本身规律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学术角色”。每一个思想学派的诞生和发展，都需要其成员扮演这些不同的学术角色。而某些开宗立派的大思想家，更有可能会同时扮演其中几种甚至所有的角色。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异彩纷呈的诸多学派的研究，这一分析角度可能不是没有意义的。
  从方法上看，中国哲学史研究最基本也最有意义的工作毫无疑问应当是哲学概念、命题的诠释和分析，从而勾勒出不同哲学家、哲学学派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的研究尤其如此，毕竟宋明理学本身就主张对哲学范畴进行深入推究，“牛毛茧丝无不辨析”②。哲学史需要“抽象”，“要探究哲学发生的脉络，凸显其本质，追溯其因缘，评估其影响。”③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固然要作哲学概念、命题的诠释及其体系化，但决不应仅限于此。”④因此作为补充，关注思想与环境互动的思想史或学术史的视角值得我们参考。哲学家的思想本来就受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大家都认同此点，而且也都希望如此来呈现出哲学史。但把影响思想产生的环境因素放在当时历史时期的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层面作描述，离哲学思考就太远也太含糊了，哲学家进行哲学创作的环境有很多层次，对哲学史研究而言，关注当代其他思想家的思想所构成的学术环境，是比较适合的。落实到宋明理学研究来说，虽然我们很难完全同意余英时先生的以下观点：
  概括的说，现代哲学史家研究道学，正如金岳霖所说，首先“是把欧洲哲学的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其次则是将道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至于各家对道学的解释之间的重大分歧，则是由于研究者所采取的欧洲哲学传统，人各不同。在这一去取标准之下，哲学史家的研究必然集中在道学家关于“道体”的种种论辩，因为这是惟一通得过“哲学”尺度检查的部分。我们不妨说：“道体”是道学的最抽象的一端，而道学则是整个宋代儒学中最具创新的部分。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至于道学家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则自始便未曾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①
  但余先生最终提出的“道学家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却对我们的研究极有启发。那种“关注思想与环境的互动，抽象的观念和实际的人生融为一体”的儒学史研究，可能确实是更加“有生命的”“动态的。”②
  朱子是宋明理学中继往开来、地位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朱子学研究历来是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焦点和重心，因而朱子学研究的典范性成果就特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20世纪后半叶，朱子学研究的“四大名著”相继撰成。钱穆延续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学案体”方法写作《朱子新学案》，全书分58篇，在各篇章所论主题中详细考查思想学说的转折与发展，以宏观的角度全面而完整的展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体系。全书分为思想之部与学术之部，该书重要特征在于很重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钱先生自言：“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知人论世，自古所贵，治朱子学，则必求明朱熹其人及其时代。”①陈来所著《朱子哲学研究》，也采取以问题为主的专题研究，“力求历史地、如实地阐明古代哲学的思想命题和范畴”，同样也注重“对朱熹思想历史演变的考察”。②其实这些特点都与钱穆的某些方法颇为相似，但对于问题的辨析、观点的反思和论述则有更加详尽的挖掘与分析。说到哲学问题的敏感和挖掘的深入，无出牟宗三之右者。牟宗三不仅精于哲学思考，而且对于各种文献进行了十分细密的分析和厘清，其所著《心体与性体》是新儒家诠释宋明理学义理及发展脉络的代表性著作。牟先生在此书中提出了他关于儒学自身发展演变特别是宋明儒学道统传承的独特看法，以自己的新四书学与朱熹四书学对照，既梳理了先秦儒学的发展脉络，又分判了宋明儒学的“大宗”与“旁枝”，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说”和“朱熹继别为宗说”。牟先生主张会而通之，得其原委，从而达到理性之了解，因此他的著作特别彰显出义理系统的严谨与精密。束景南的《朱子大传》则是迄今最好的朱熹传记。他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文化还原法”，认为自己的著作是“一部心态研究之书，是用传记体的形式研究道学文化心态的著作”，“把朱熹这个‘人’放到人、文化、社会的三维有机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对朱熹的文化心态的探讨可以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宏观展现与心理结构的微观透视的统一上来进行”，要“写出他道学心态二极对立的全部复杂性”，最终“通过步步展现朱熹的思想历程，把对他的心态系统的动态展现变为一种文化发生学、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历史学三者合一的描述。”①
  总结起来看，四部著作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纯粹的哲学史研究；另一种是哲学史与思想史、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前者是牟宗三和陈来的路数，这种思路认为哲学观念有其发展的独立性，因此可以超越时空和文化的背景限制，直面不分古今中外的真理本身，所以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哲学思想、概念、范畴发生发展的脉络，凸显其本质意义和精神价值。后者则是钱穆、束景南两位先生的方法，他们强调将朱子学放在理学传统中去认识，并进一步将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放在宋代学术文化的脉络中，乃至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又不放弃对哲学思想、概念、范畴的抽象分析。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这部研究朱熹哲学发展历程的著作在主要框架上受牟宗三影响很大，但也注意到了“把朱熹的抽象哲学思想还原到当时具体现实的历史系络之内，戳破了传统解释的烟霾而直指朱熹与现实政治之对立态度。”②两种研究思路并无优劣之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学思背景出发，选择不同的立场进行诠释。但正如上引余英时之说，思想史与哲学史结合可能更鲜活，更有趣味，也更切近于古人的真实存在。不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则离我们哲学史的研究有些距离，毕竟他自己也指出：“《朱熹的历史世界》包括三个互相关联而又彼此独立的部分：……上、下篇完稿在前，构成此书的主体，属于本格的史学领域。《绪说》则在上、下两篇的基础上，重新考察理学的起源和形成，并对于理学做了政治文化的解读。所以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与正文的上、下两篇性质有别。”③《朱熹的历史世界》终究还是一部史学著作，对我们来说，哲学概念、命题的诠释仍然是要作为主要的问题被关注和研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只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体会和说明哲学家是如何创造并发展他的哲学体系的。
  借助于“学术角色”的概念框架来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是思想史学术史和哲学史相结合方法的一种。兹纳涅茨基所论“世俗学者”的五种子类型的学术角色，各有其不同的学术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从而发挥了不同的功能；角色之间的演变也有一定的动力机制可以探究。虽然他的分析建基于西方学术传统，但中国古代学者其实也在扮演同样的学术角色。
  我们回来看朱熹，作为一个开宗立派的伟大思想家，他的一生显然扮演了前述所有的五种“学术角色”。简单的讲，青年中年时期朱熹凭借“成圣志向下的经典学习”，通过“下学而上达思想道路的拣择”，获得了“心性功夫之学的‘自得’”，以“中和新说”为标志，“平生学问进德大旨”得以确立。①这一时期的朱熹所扮演的学术角色即是“真理的发现者”，在这里所谓“真理”也就是朱熹执着追求的“儒学真精神”。朱熹通过文献整理与思想诠释，融会贯通二程、周敦颐、张载的哲学资源，使自己哲学体系的建立与对北宋四子哲学遗产的继承发挥相结合，进行这一工作的朱熹所扮演的学术角色即是“思想的组织者”。以“四书学”为主，其他经典研究为辅的“理学的经学”新经学范式②的建立，是朱熹作为“思想的贡献者”的主要学术活动。朱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捍卫真理的战士”。“他先与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展开了关于仁说的争论，……进而又和陆氏兄弟展开了关于为学路径的论战；而在吕祖谦去世后，他又开始对由吕祖谦兄弟所代表的浙东历史学派进行批评；直到晚年，他又同所谓浙东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陈亮展开了所谓王霸义利之辨。而在这四大论战中，朱熹一方面表现出了极为顽强的理论品格，牟宗三所谓的‘力敌千军’，首先也就指朱熹在论战中对其立场的顽强坚持而言。”①讨论仁说时的朱熹是否扮演了真理战士的角色，尚有可议之处，而之后的三大论战都可以说是朱熹为了捍卫真理而进行的战斗。对儒学的普及推广和教育是贯穿朱熹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工作，这点毋庸多言，因此朱熹几乎终生都在扮演“传播者”的角色。
  这五种学术角色基本上把朱熹的全部学术生命和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包括了。如果我们再继续深入分析朱熹扮演每种角色时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以及角色之间演进的动力机制，毫无疑问将有助于理解朱熹哲学思想不断成长的根源，以及何以在不同的阶段进行不同的学术工作的内在理由。这里只是初步的做一个提示，进一步详细的分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牵扯极广，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一定要注意研究理论的内在逻辑发展，但理论毕竟是由人提出和完善的。所以当我们从“学术角色”的角度来重新观察朱熹的整个学术生涯时，也许就不仅是“在学理上说说朱熹而已”，而是有可能“接近朱熹那种生成着、发展着的哲学视野”，“从现实人生的角度对其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符合其人生存性格与心理心态的说明，从而对朱熹哲学进行一种发生学与形成学上的把握与诠释。”②在近年的一部朱子学研究大书中，丁为详这样说明他研究的目的。他自然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我们仍不妨借用这种追求来要求自己，因为这是许多朱子学研究者共同的理想。
  当然，我们决不能生搬硬套，将兹纳涅茨基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朱子学的研究。原因有两点：第一，兹氏的体系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他的很多理论都是假说，尚须更加充分地验证和论述，又如他更多地注意到了角色功能的研究，但对角色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注意不够，等等。西方社会学界受兹氏影响而进行的其他研究中，对这些缺点有不少指正，对他的理论框架也有不少修订和发展。第二，兹氏毕竟是西方学者，虽然他对中国学术也有一定的了解，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某些行为特征也作了分析，但终究有门外之嫌。中国古代知识人所扮演的学术角色，虽然与西方大致相仿，若深入细致到具体行为模式与角色演进动力方面去看，独特之处确实更多。兹氏的论说只是可供我们参考，为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不同角度，通过对朱熹的学术角色的研究，或许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朱熹哲学思想的内涵及发展，同时有助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角色”理论。刘易斯·科塞说兹纳涅茨基“提供给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兹纳涅茨基非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①我们很欣赏这种态度。
  从“学术角色”的角度对朱熹的哲学生涯作出考察，要注重三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扮演不同的“学术角色”时的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第二，角色之间存在着转化和演变的现象，要考察其中的动力机制。第三，角色之间又存在着共存并互相影响的结构性关联，须揭示这种关联对学术研究和哲学思考的意义。
  以朱熹为研究对象，进行这三个方面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我们仅仅是提出这样一种研究的框架，本书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开论述，以小见大，希望为这种研究框架的成立提供一些支持。朱子在扮演这五种不同的“学术角色”时，为了更好地完成每种角色所赋予的任务，一方面勤学苦读，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与当时各界的学术交流，“发展真理”“组织思想”“贡献思想”“捍卫真理”“传播学术”。
  学术交流对朱子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朱子能够在五种角色上都有很大作为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朱熹早年受学于武夷三和李侗，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中年时期通过与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学者的交往和论辩，整合了北宋以降洛学、关学、湖湘之学等思想资源，清算了佛学、道学、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等异宗别派，基本完成了思想体系的建构，同时开始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初步确立了自己在儒学群体中的领袖地位；之后随着思想体系的成熟，朱熹一方面与陈亮、陆九渊等为代表的不同学派进行论战，争夺道统，另一方面与非道学士大夫展开论争，为确立理学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而努力，这种在理学群体内外的学术交流，促进了朱子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理学正宗地位的形成。
  总的来讲，他的交流对象既包括长辈师长、同辈学友、后辈门人，也包括朝野官员士大夫甚至论敌和政敌；交流方式则既有面对面的访问、同游，又有神交和书信往来。在进行这些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朱熹对学术交流的内在逻辑、形式过程和基本原则等方法论内容有自觉地思考。特别是在他流传下来的将近3000封书信中①，除了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朱熹频繁强调学术交流的正确方法和原则，对学术交流的基本逻辑、完整过程、不同类型、主要方式等有大量论述。
  事实上，朱子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建构起了中国古代学术交流的基本范式，使他能够很好的扮演各种不同的学术角色，为南宋儒学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本书即以朱子书信中的相关论述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些以往不很为人所重视的“边缘化”的内容，展现朱熹对学术交流方法论的自觉探索。

①郏斌祥：《译后记》，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 ②默顿：《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第126—128页。参见默顿著，鲁旭东等译：《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7—58页。 ①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②黄宗羲等：《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③刘述先语，转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68页。 ④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②余英时：《序》，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①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62—263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①束景南：《自序》，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②刘述先：《自序》，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3页。 ③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68页。 ①以上说法参考张勇博士的总结，见张勇：《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②关于“理学的经学”之所以为一种新的经学范式的讨论，见李秋莎：《理学的经学：朱子所立经学范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①丁为详：《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②丁为详：《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①科塞：《一九六八年版导言》，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①关于朱子书信之数量，详见本书附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