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游酢文集》①卷六有游酢的三封答书，即《答谢显道论学书》《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和《答吕居仁辟佛说》。然而，查阅清四库全书本《游廌山集》、同治六年（1867）游氏和州官舍本《游定夫先生集》和宋集珍本丛刊本《游廌山先生集》，均无此三书。这一现象，不得不让人疑虑丛生，从而对此三通答书的真伪产生怀疑。
  一、答谢显道论学书
  此书原文如下：
  承谕进学加功处，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须著如此。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难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事，切须勉之。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②然而，查阅宋人文籍，此文作者实为书题中的“谢显道”而非游酢。谢显道即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号上蔡。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和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
  最先曾在各种场合引用谢良佐这封书信的是朱熹。他在《答任伯起》书中说：“详观来谕，似有仰人鼻息以为惨舒之意，若方寸之间日日如此，则与长戚戚者无以异矣。若欲学道，要须先去此心，然后可以语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不知曾见此书否？”①在他所编的《上蔡语录》卷下中收录了谢氏给胡康侯的小简，其中就有如下内容：
  承谕进学加功处，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须著如此。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难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须勉之。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②
  对照以上《宋·游酢文集》，除有个别字有小异外，内容几乎全同。
  朱熹的弟子祝穆编纂的《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三、南宋无名氏所编《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十一，此书信也被全文收入。《古今事文类聚》题目作《答胡康侯书》，作者为“谢显道”，③《群书会元截江网》题目作《答胡康侯简》，列于谢上蔡名下。④在宋人李幼武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中，也选录了谢良佐的这段话。⑤
  通过以上宋人文籍的著录，可知这封书信作者应为谢良佐，书题应为《答胡康侯书》，而非“答谢显道论学书”。
  二、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
  此书全文如下：
  《易》书非佛书也。佛自立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①
  与上封书信相同，此信亦不见于四库全书本《游廌山集》、同治六年（1867）游氏和州官舍本《游定夫先生集》和宋集珍本丛刊本《游廌山先生集》，在《游酢文集》中亦无出处，可以说是来路不明。
  胡康侯即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谥文定，后人称武夷先生，建州崇安（治所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胡安国是一位研治《春秋》学的大家，代表作《春秋传》，从元皇庆二年（1313）开始，就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等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本。朱熹评价他的《春秋传》成书说：“准则之以《语》《孟》，权衡之以《五经》，证据之以历代之史，穷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②朱熹认为，作为程门的私淑弟子，胡安国虽“不及二程之门，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三君子，指谢良佐、游酢和杨时。③当今学者甚至认为，胡安国“上承二程，下接谢良佐、杨时、游酢，在理学发展史上处承上启下地位”。
  从上文的书信内容看，是胡安国要向游酢借《周易》，并称《周易》为佛书，于是游酢写了这通短札。信中答复说《周易》不是佛书，而是儒学著作。探究“爻象彖系”的《周易》，与“割其所亲”“无人伦”不讲尊祖敬宗的佛教断然不同，不宜将《周易》视为佛书。从内容来看，这些说法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以胡安国这样一位大学者，居然会把传统的儒学五经之一的《易经》误为佛书，这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朱熹评价《春秋传》，称胡安国曾“权衡之以《五经》”，岂非虚妄之言？
  三、答吕居仁辟佛说
  此书原文如下：
  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若是哉！敢以管见陈白。①
  吕居仁（1084—1145），名本中，居仁为其字。寿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人，吕好问之子。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录有游酢答吕本中的另一封答书。其文如下：
  游定夫后更为禅学。大观间本中尝以书问之云：“儒者之道以为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顺此五者，则可以至于圣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则二者之间，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书云：“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尝见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从出哉？要之，此事须亲到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游定夫尝言：“前辈先生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书自不以为然者也。”②
  以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录对照《宋·游酢文集》，除了第一句“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几乎全同之外，其余均大不相同，但在文意上，这两封书信并不矛盾。认为是否坚守五伦之道，是儒与佛的根本区别，表述得明白无误。由此推断，可能当年游酢写给吕氏的书信是前后相衔的两段，《伊洛渊源录》为第一段，《宋·游酢文集》所录为第二段。
  四、小结
  通过以上考证，被收入《宋·游酢文集》的三封答书，至少有两封并非游酢所撰。我们知道，历史文献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建立在错误的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其结论难免就会让人不能信服。如高令印先生的《游酢评传》在评价游酢的政治思想时，就引用了上述第一封书信，将本应是谢上蔡所说的“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作为游酢思想的佐证；①在评介游酢的儒佛之辨时，又引第二书，即《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程利田的《道南首廌山》一书中。②
  须知，历史文献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所以，对前人所遗留的历史文献作一些考辨，有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我认为。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