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果说安珦（1243—1306）时代的高丽，是朱子学的“传入与理解”①的时代，那么，朝鲜李朝（1392—1910年），则是朱子学全面发展，并深入社会各界的时代。促进这一发展的，是朱子学文献在朝鲜的传播与刊刻。
  一、朱子学文献在朝鲜李朝的传播
  朱子学说在李朝立朝之初就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太祖李成桂（1335—1408）对朱子学者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情有独钟。《太祖实录》称：
  太祖素重儒术，虽在军旅，每投戈之隙，引儒士刘敬等，商确（榷）经史，尤乐观真德秀《大学衍义》，或至夜分不寐，慨然有挽回世道之志。②
  太祖元年（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己亥／上受朝礼毕，命成均大司成刘敬，讲《大学衍义》。”此后，又多次由刘敬在朝讲解真德秀的《大学衍义》。③太宗李芳远（1367—1422）在东宫为太子时，耳濡目染，就受太祖的影响。史载，太宗二年（1402，明建文四年）七月二十日司谏院上时务数条称：
  惟我殿下，昔在东宫，读《大学衍义》，其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学，讲磨切磋之功熟矣。及即宝位，万几之暇，乃能留心经学，时习不已。今又讲《书》，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靡不精究，盖欲心得而现诸行事也。虽古之明王，其好学之笃，未能或之先也。然圣学贵乎成始而成终，人心戒乎或操而或舍。苟能操此心而不舍，勉其学而有终，则其于治国乎何有！伏望殿下因前日已成之学而益勉，必欲至乎帝尧之克明峻德而后已。此臣等所以深有望于殿下也。自今听政之余，日御经筵，更相问难，明天地性命之理，辨学术邪正之源，至于古今治乱之由，君子小人之分，莫不讲论，无小间断，以成圣学之始终，以基圣治之本源。……①
  李朝太宗三年（1403）十月二十七日，明成祖赐给朝鲜一批绫罗绸缎等珍贵物资到达朝鲜，其中还有《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等以朱子学为主的一批汉籍。②
  为了弥补藏书的不足，朝野上下不断地从明朝购买朱子学和经史著作。太宗二年（1402，明建文四年）七月二十日，“内书舍人李孟畇，进大字蔡传《尚书》。《书》阙《尧、舜典》，上命直艺文馆李担补之。”③“蔡传尚书”，即朱门弟子蔡沈的《书集传》，《尧典》《舜典》为此书的两个章节，此次购进的是大字本蔡传残本，缺了这两个章节，由此可见其时购书之不易。
  此后，购买图书成了出使明朝的使臣正常公务之外的一项自觉行动。如成宗七年（1476，明成化十二年）五月十三日，谢恩使郑孝常、朴良信从明朝京师回朝复命，带回了《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书，称“此书近来所撰，故进之”①。所谓“近来所撰”应“近来所刊”之误。成宗十二年（1481，明成化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弘文馆校理金诉，以质正官赴京而还，进《朱子语类》一件”②。成宗十三年（1482，明成化十八年）三月八日，正朝使汉城府右尹李克基、副使大护军韩忠仁来复命，“仍进《清华集》《刘向新语》《刘向说苑》《朱子语类》《分类杜诗》及《羊角书板》。”③
  二、朱子学文献在朝鲜李朝的刊刻
  1．官刻
  《朱子家礼》在高丽恭愍朝（1351—1374年）就已传入朝鲜。《高丽史·郑习仁传》载，郑习仁（字显叔），于恭愍朝登第补成均学官，出知荣州。“居父母忧，皆庐墓终制。治丧一用《朱子家礼》。”④此后，郑梦周、赵浚等均倡导用《朱子家礼》来立家庙奉先祀。进入李朝，《朱子家礼》率先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播，为解决文本的短缺，太宗三年（1403）八月，朝廷下令在平壤府开印《朱子家礼》150部，分赐给各司。⑤此书此后还有朝鲜明宗十八年（1563年）全罗道观察使（长官）金德龙在谷城县刊行的四卷本，名《家礼大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此书又有朝鲜芸阁活字印本《家礼》七卷。
  朱熹在武夷山所编《小学》一书，朝鲜于世宗十八年（1436）奉世宗之命以铜活字印行，题为《诸儒标题注疏小学集成》十卷《图》一卷。此后还屡经重印。此书还有朝鲜学者朴在馨纂辑的《海东续小学》六卷本，今存高宗二十一年（1884年）刊本。
  李朝文宗元年（1450，明景泰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枢院副使朴堧上言，因朝廷向无宴乐，世宗庚戌（1430年）秋，曾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得宴享雅乐诗章十二篇之谱，表而出之。命铸字所印出传之，但至今21年过去了，此书尚未印行，此次旧事重提，希望能予以刊印，从之。①
  明万历三年（1575），朝鲜嘉善大夫柳希春奉命校勘并翻刻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此书后又有英祖四十七年（1771年）重刊本。与此书同时刊行的有《朱子文集大全》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遗集二卷附录十二卷，明万历三年（1575年）朝鲜嘉善大夫柳希春序刻大字本。
  李朝后期，理学成为一代官学，《朱子大全》等理学家的著作一再刊行，朱熹诗文的各种选本，也屡被刊刻。其中，一些理学名臣编纂的朱子学著作也由官方刊行问世。如宋时烈编《节酌通编》，系取李滉所编《朱书节要》和郑经世所编《朱文酌海》合为一书。《李朝实录》载：
  肃宗十二年（1686年）一月十二日（丁卯）：“上受灸，药房都提调金寿兴曰：‘臣于癸亥年间，请令奉朝贺宋时烈注释《朱子大全》，而时烈未几退归，遂未即成。闻自归乡
  以来，与门弟子取《朱书节要》，及《朱文酌海》合为一书，名曰《节酌
  通编》，又为加选其见漏于两书者，混为一帙，而仍为注解，其有补于后
  学大矣。宜自上取入睿览后，下于芸阁精校，令两南刊行。’上可之。仍
  教曰：‘文元公（金长生）文集阅览后，当下于政院，与文正公（即宋浚
  吉）文集，出付芸阁，一体开刊’。”①
  宋时烈编《朱文抄选》，内容以朱熹的奏札为主，于肃宗四十四年（1718年）三月二日（辛亥）因药房提调闵镇厚上言而获肃宗恩准刊印，“以备书筵进讲。”②在这些由官方编刊的朱子学著作中，以帝王之尊而热衷于编纂、刊行朱子学著作的，是朝鲜第22代君主正祖李祘（1752—1800）。这是一位可以和中国南宋时期的宋理宗（《宋史·理宗纪》载云：“朕读之书不释手，恨不与同时。”）和清朝康熙皇帝（清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说：“朕读其书、察其理……。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相提并论的一代明君。他生平“喜读朱子书”，晚年时自述“予之平生，工夫在于一部朱书”。又说：
  予年二十时，辑《朱书会选》，又与春桂坊抄定注解，又点写句读于语类。三十时编《朱子会统》，又证定故儒臣韩亿增所编朱书，又编《紫阳会英》及《朱书各体》。四十后编阔朱书者多，而近年又辑《朱书百选》。而昨年夏秋，取《朱子全书》及《大全》《语类》，节略句语，又成一书，名曰《朱子书节约》。①
  正祖对朱子极为推崇，他说：“朱夫子即孔子后一人也。尧、舜、禹、汤之道，得孔夫子而明；孔、曾、思、孟之学，得朱夫子而传。朱夫子尊，然后孔夫子始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迪彝教于穷（宇）宙，陈常典于时夏，以之异端熄而民志定，即惟曰明斯道扶正学，而究其本，则尊我朱夫子是耳。”②
  理学成为官学，理学家的诗文尤其是朱熹的诗，也成了朝鲜时代士人进德修业的途径之一，正祖大王李祘御选的《雅诵》因此应运而生。此书成书于朝鲜正宗二十三年（1799），现存本年朝鲜铜活字印本。内收朱熹词、赋、诗、铭、箴、赞、文而成八卷。“纸精墨纯，书品宽大”，为高丽精印本。
  《朝鲜李朝实录》正祖二十三年（1799）十月戊子记载：
  《雅诵》成。上以“虞廷教胄，以乐为先。今之乐教，当求之《诗》，后乎三百篇而得思无邪之旨者，惟朱子之诗。如欲作兴待文之士，莫如教以朱子之诗。”亲选词赋、琴操、古近体诗三百五十九编（篇），末附铭、箴、赞、题、辞文，总四百十五篇，凡八卷，名之曰《雅诵》，雅诵，犹言雅言也。命铸字所印进，命进讲于经筵胄筵，藏之尊经阁，作为儒生月讲之编。③
  1800年，朝鲜正祖大王逝世后，行知中枢府事李晚秀奉命制《正宗文成武烈圣仁庄孝大王行状》，其中引用了正祖本人对即将出使中国使臣说的话：
  予于朱子书，苦心诵习，就一部大全，略之为《会英》，类之为《选统》，钞之为《百选》，概之为《节约》，集之为《会选》，而窃又有契于《春秋》之旨，拟成大一统文字。欲以《大全》《语类》《遗书》与二经四书之《传义》《章句》《集注》《或问》及《启蒙》《家礼》《蓍卦》之《考误》《昌黎》之《考异》，以至魏氏之《契》、楚人之《辞》《通书》《西铭》《太极传解》等群书，裒为全书，待编成告于先圣之庙而印行，欲述朱夫子漳州故事。《春秋》之先刊，自有微意于大一统者存焉。但《语类》义例，多氄驳池、饶，两本虽称精善，黄文肃尚不满其意。若其分门分部者，张敬夫之类《言仁》，赵忠定之类《奏议》，盖尝见正于考亭函丈之际，则微言大义，郁而未彰，是岂朱夫子本旨？考定之时，宜加详审，须与眉、徽、建安之本，而见得真面目，可以成书。虽以大全言之，台州奏状，不载于闽板，且如《陆王》之《帖》，《梅花》之《赋》，逸而不列，使行入燕，另购《大全》真本与《语类》各本。若或藉此而杂书又出栅外，王府自有关和，孰敢干之？①
  以上这段话，颇似一位对朱子著作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所言，内容涉及朱子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朱子《文集》，《语类》的池州本、饶州本、眉州本、徽州本、建安本和闽版《朱子大全》等，可知这位帝王对朱子学说的痴迷。
  2．私刻
  朝鲜李朝前期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李退溪（1501—1570），名滉，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一号退陶，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他的学说主要以朱子学为宗，有学者称其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其学说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李退溪编纂的《朱子书节要》《朱子行状辑注》《宋元理学通录》等书，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元时期理学家的事迹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朱子书节要》是李退溪以《朱文公文集》为底本，以朱熹写给师友门人的书信为专题的选集，也是朝鲜学者的第一部朱熹书札选编。由于《朱文公文集》卷帙庞大，内容浩瀚，“凡百有余卷，众体俱备，宏博无涯涘，学者观之，有惶然骇然之叹。”①李退溪得此书“潜心积久，深会领要，以为夫子平日精思力践之功，后学入头下手之地，尤在于书疏，非他文比，乃手抄其最关于学问而切于日用者，约繁就简，略加订解”②，全书“始与延平李先生，终李深子书，凡四百二十一通，十五卷”③。此书编成于朝鲜李朝明宗十年（1556），先后有朝鲜黄仲举（俊良）星州本、海州本和平壤本等，皆活字印本，今存明代隆庆元年（1567）丰城柳仲郢定州刻本。
  李退溪虽没有到过武夷山，但通过阅读《武夷山志》，阅读《武夷九曲图》，特别是对朱熹《武夷棹歌》的阅读和想象，对武夷美景心驰神往，结下了很深的“神交”之情缘。他常慨叹，不能与朱夫子同时讲学论道于武夷精舍，他说：
  噫，吾与吾友独不得同其时，买舟幔亭峰下，辍棹于石门坞前，获跻仁智堂，日侍讲道之余，退而与诸门人咏歌周旋于隐求、观善之间，以庶几于万一也。
  他认为，“三十六洞天，无则已，有则武夷当为第一，故其中多灵异之迹。天生我朱子不得有为于天下，卒至卷怀栖遁于大隐屏下，使夫灵仙窟宅之地，变而为邹鲁道义之乡，……岂不为兹山之幸也耶？”①
  在《退溪先生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有关朱熹与武夷山的诗文。如《闲读武夷志次九曲棹歌韵十首》《武夷九曲》《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跋》等。其中《闲读武夷志次九曲棹歌韵十首》，是在阅读“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图”后，步朱熹《九曲棹歌》十首七绝的原韵而作。其诗云：
  不是仙山诧异灵，沧洲游迹想余清。故能感激前宵梦，一棹赓歌九曲声。
  我从一曲觅渔船，天柱依然瞰逝川。一自真儒吟赏后，同亭无复管风烟。
  二曲仙娥化碧峰，天妍绝世靓修容。不应更觊倾城荐，阊阖云深一万重。
  三曲悬崖插巨船，空飞须此怪当年。济川毕竟如何用，万劫空烦鬼护怜。
  四曲仙机静夜岩，金鸡唱晓羽毛毵。此间更有风流在，披得羊袭钓月潭。
  当年五曲入山深，大隐还须隐薮林。拟把瑶琴弹夜月，山前荷篑肯知心。
  六曲回环碧玉湾，灵踪何许但云关。落花流水来深处，始觉仙家日月闲。
  七曲撑篙又一滩，天壶奇胜最堪看。何当唤取流霞酌，醉夹飞仙鹤背寒。
  八曲云屏护水开，飘然一棹任旋洄。楼岩可识天公意，鼓得游人究竟来。
  九曲山开只旷然，人烟墟落俯长川。劝君莫道斯游极，妙处犹须别一天。①
  李退溪（1501—1570）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明正德、嘉靖年间（1505—1567）。他所能读到的《武夷山志》，应该是明正德十五年（1519）建安县（治所在今福建省建瓯市）杨亘（字恒叔）与其弟杨易以北宋刘夔所修《山志》为底本重修的《武夷山志》六卷。
  据韩国学者郑万祚教授研究，李退溪门人郑逑（1543—1620）也是朝鲜著名的儒学者，他曾以杨亘（恒叔）的《武夷山志》为底本，编纂了朝鲜本《武夷志》六卷。在郑逑所著《寒冈先生文集》卷七中有《书武夷志九曲图后》，卷八有《武夷志跋》。跋文如下：
  武夷为山，奇秀清丽，固已甲于天下矣，而又得托为吾朱夫子道学藏修之所，使万代之下仰之若洙泗泰山然哉！诚为宇宙间不可更有之地也。
  吾生偏晚，既不得抠衣函丈之下，亦无由濯缨九曲之下流，岂不甚不幸哉？旧有《武夷图》，尝窃摩挲以寓其瞻想之怀。近又得所谓《武夷志》六卷者，披阅吟诵，不觉此身周旋于隐屏、铁笛之间，仰袭道德之余芬，亦不可谓全不幸也。即谋缮写，留置山中，以为床榻展玩之资。第所得者亦写本也，颇有误字处，编首十一图子亦皆阙焉。图则将求画史据旧本而模入，虽不如面对落笔之逼真，而开卷寓目不犹愈于全缺而无所睹乎？见编中朱子武夷诸作，多不见在山川所识，亦与《一统志》互有详略。既曰《武夷志》，岂合如是？彼两杨不知为何如人，朱夫子之诗文而敢有所取舍于兹山之志哉！况于他人之可取者，与夫山川之不可舍者，又安保其不遗乎？
  如仰高堂、趋真亭及梅村月山之诗，亦可验矣，乌得为无憾也？余于传写时，就大全诗集全取其及于此山者，以为之主，仍并采《一统志·山川》之见漏者逐篇追入。又以附录简霄、胡琏等诗收入于各类，又所编诗文条界不明，则稍变旧例，列行分书，九曲诸诗亦皆湊聚于逐曲之下。又以吾东方退陶李先生诗跋系于其下，诚知僣率，人或疑讶，而神山好事之书唯在详备明白，初宁有一定难动之嫌哉？为此志而顾不遍于朱夫子者哉？其名胜处已为著闻者，而尚亦不录哉？此余所以不能已焉者也。且地未有远近，道未有内外。退陶先生一生潜心我朱夫子，则其所慕望吟咏之篇，尚不得见班于元明诸子哉！写讫，辄书其由，以为人之见而疑之者，其果不至于甚不韪否乎？万历甲辰阳月戊申后学西原郑逑谨跋。①
  通过该跋的内容可以知道，郑逑在杨亘、杨易所编《武夷志》的基础上，逐篇补入《朱子大全》和《大明一统志》中有关武夷山的诗和文，并且在后面的诗文中也对旧有的体例略有变更，增辑了九曲诸诗，在卷首还增加了李退溪的诗和跋。“在朝鲜时代，对朱子的《武夷棹歌》和《武夷九曲图》特别感兴趣的学者，都对朱子诗进行次韵，或者叫画工把九曲图画在屏风上。还有人效仿朱子，遍游朝鲜内的胜地，经营自己的九曲（例如石潭九曲或者华阳九曲等）。”①
  这部中国国内已散佚，而经朝鲜郑逑重编的“朝鲜本”《武夷志》，卷数也是六卷，其中卷一“九曲溪”中，收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朱子为首的宋、明时期的二十几位诗人的“九曲棹歌”。其排列，按照序诗、一曲到九曲的顺序，首为朱子的《武夷棹歌》原诗，之后又依时代先后排录了次韵朱子诗的宋韩元吉、方岳，元林锡翁、张仲信，明刘钺、郑纪、周益中、林诚、萧显、张宪、张稷、刘信、李冕、司马垔、苏钲、林俊、刘玙、杨仕宗、任谷、谢谏、陈锡、顾应祥和简霄，共24位宋明诗人的和诗，而以韩国退陶（即李退溪）的诗殿后。其排列方式，与清董天工《武夷山志》最大的不同，董《志》是将朱熹的原诗从序诗、一曲到九曲全诗全部排完，再排列其他诗人的和诗，每位诗人的十首诗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见董《志》卷四）；而朝鲜本则是将这二十几位诗人的作品拆开，以序诗、一曲到九曲为标题依次排列，作者的排序，则是上文所说的首为朱子，最后是退陶（李退溪）。
  除了重编杨亘《武夷山志》之外，郑逑也据朱熹九曲棹歌原韵撰写了《仰和朱夫子武夷九曲诗韵十首》：
  天下山谁最著灵？人间无似此幽清。紫阳况复曾栖息，万古长流道德声。
  一曲滩头泛钓船，风丝缭绕夕阳川。谁知捐尽人间念，唯执檀桨拂晚烟。
  二曲佳姝化作峰，春花秋叶靓妆容。当年若使灵均识，添却离骚说一重。
  三曲谁藏此壑船，夜无人负已千年。大川病涉知何限，用济无由只有怜。
  四曲云收百尺岩，岩头花草带风参。个中谁曾情如许，霁月天心影落潭。
  五曲清潭几许深，潭边松竹自成林。幅巾人坐高堂上，讲说人心与道心。
  六曲茅茨枕短湾，世纷遮隔几重关。高人一去今何处，风月空余万古闲。
  七曲层峦绕石滩，风光又是未曾看。山灵好事惊眠鹤，松露无端落面寒。
  八曲披襟眼益开，川流如去复如回。烟云花鸟浑成趣，不管游人来不来。
  九曲回头更喟然，我心非为好山川。源头自有难言妙，舍此何须问别天。①
  只是，郑逑本人所作的这组诗，并没有收入到他所改编的《武夷志》中，其缘由，盖出于尊重其师李退溪，因为他认为“退陶先生一生潜心我朱夫子，则其所慕望吟咏之篇”才能“见班于元明诸子”，而把自家所作跻身其中，则似有自吹自擂之嫌。
  郑逑还模仿朱子的武夷九曲，把他居住的数十里地区也命名为“武夷九曲”。他认为，“在继承并阐发朱子的道学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存在差别。退溪的学问，可与继承朱子学的元明诸儒相媲美，表现出了对师尊强烈的自豪感。这不仅体现在郑逑身上，朝鲜的多数学者，都把朱子不仅仅看成是中国人，也不仅仅把朱子学看成是中国的学问。他们认为朱子学是阐明人类普遍伦理和价值的学问，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朱子学，可以成为朱子学的继承人。因此，自16世纪后期以后，高山九曲和武屹九曲被栗谷李珥和寒冈郑逑，在朝鲜确立下来。朱子学盛行的17世纪以后，华阳九曲、仙游九曲、谷云九曲等山水秀丽之处，都产生了‘九曲’。后来，清朝支配中国，朝鲜便继承了以朱子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正统，确立了朝鲜中华主义的独尊意识。所以，郑逑对杨恒叔编武夷志的增损及改纂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①
  郑逑之外，曾师从于李退溪的另一位大儒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则模仿朱熹武夷精舍（又名隐屏精舍），在首阳山创建隐屏精舍。《年谱》载：
  戊寅六年，先生四十三岁，作隐屏精舍。首阳山一支西走为仙迹峰。峰之西数十里有真岩山，有水出两山间，流四十里，九折而入海。每折有潭，深可运舟。偶与武夷九曲相符，故旧名九曲，而高山石潭又适在第五曲，且有石峰拱揖于其前。先生筑精舍于其间，取武夷大隐屏之义扁之，曰“隐屏”，以寓宗仰考亭之意。精舍在溪堂之东。先生作《高山九曲歌》以拟《武夷棹歌》。自是远近学者益进。②李栗谷撰《高山九曲歌》，其诗云：
  高山九曲潭，世人未曾知。诛茅来卜居，朋友皆会之。武夷仍想象，所愿学朱子。
  一曲何处是，冠岩日色照。平芜烟敛后，远山真如画。松间置绿樽，延佇友人来。
  二曲何处是，花岩春景晚。碧波泛山花，野外流出去。胜地人不知，使人知如何。
  三曲何处是，翠屏叶已敷。绿树有山鸟，上下其音时。盘松受清风，顿无夏炎热。
  四曲何处是，松崖日西沉。潭心岩影倒，色色皆蘸之。林泉深更好，幽兴自难胜。
  五曲何处是，隐屏最好看。水边精舍在，潇洒意无极。个中常讲学，咏月且吟风。
  六曲何处是，钓溪水边阔。不知人与鱼，其乐孰为多。黄昏荷竹竿，聊且带月归。
  七曲何处是，枫岩秋色鲜。清霜薄言打，绝壁真锦绣。寒岩独坐时，聊亦且忘家。
  八曲何处是，琴滩月正明。玉轸与金徽，聊奏数三曲。古调无知者，何妨独自乐。
  九曲何处是，文山岁暮时。奇岩与怪石，雪里埋其形。游人自不来，漫谓无佳景。
  在李退溪、郑逑、李栗谷的影响下，李朝一批研究朱子理学的学者视朱子是他们无限尊崇敬仰顶礼膜拜的对象。通过刊行、印刷各种朱子书籍，使李朝学者逐渐对朱子学有了深刻的理解，并通过流传到朝鲜的朱子著作和《武夷山志》中有关武夷九曲的记载，由“人”而及“地”，引发了他们对朱子生活及学习空间的憧憬。图书之外，武夷志书中的《武夷九曲图》也得以广泛临摹和流传，最早也和李退溪的提倡密切相关。他说：“世传武夷图多矣，余昔在京师，求得数本，倩名画摹来，由其元本疏略，传亦未尽，吾友李君仲久近寄一本来，满目云烟精妙，曲尽耳边，恍若闻棹歌矣。”①
  据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尹轸暎先生的研究，16世纪传入朝鲜的武夷九曲图可分为两个主题。
  一是描绘武夷九曲的实景，这一主题主要是受李退溪的影响。
  如李成吉（1562—1621）的《武夷九曲图》，是以16世纪从中国传入的《武夷九曲图》为底本临摹而成的一幅巨幅长卷。宽33.5厘米，长近4米，将武夷九曲的所有风光尽数摄入卷中。其中，五曲中出现了朱熹的武夷精舍。李退溪认为朱子的九曲诗本来就是描述景致的，并没有后来的注释者穿凿的“学问次第”的意思。
  二是反映入道次第的《武夷九曲图》，这一主题主要是受元代福建理学家陈普的影响。
  此图为韩国学者尹轸暎先生珍藏。据他的介绍，此图是以入道次第的观点来描摹《武夷九曲图》，已不是自然景观图，而是概念化的表现道学阶段性特性的示意图。“在这幅《武夷九曲图》中，将第一曲到第九曲依路径进行了图式构造。在上段有记录教训内容的《训蒙绝句》，在中段像迷宫一样的图案，是从一曲到九曲以横竖勾勒出的三段式图案。进入图案画面，一边节节读阅朱子的武夷棹歌十首，便会被一曲到九曲的美景吸引身临其境。武夷九曲图如果和道学的理解相互结合，比起描绘自然之美则更能很好的表现图式的形式特点。”①此图的作者，实际上是受了元代朱子学家陈普的影响。陈普有编注《武夷棹歌》一卷（今存《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丛书集成新编》本）陈普认为，朱熹的《九曲棹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从朱熹诗中，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这幅产生于朝鲜的反映入道次第的《武夷九曲图》，把陈普的观点从文字变成了图谱，以此为陈普的观点张目。由此可知，陈普的理学思想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在朝鲜民间，刊刻朱子学的著作也蔚然成风。如《近思录》十四卷，是朱子学的入门书，朝鲜朝中宗十四年（1519）有凤城精舍刊本。卷末有“正徳己卯夏／凤城精舍刊”牌记。又如《朱子语类》，中宗三十八年（1544）开始出版，其后有宣祖、仁祖、孝宗、英祖等，历朝均有刊本问世。明福建陈炜刊刻《朱子语类》，今存朝鲜翻刻本。《朱书讲录刊补》，今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鲜安东虎溪书院刊本。
  （本文系2016年12月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联合举行的“朱子学的当代传承”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载《闽学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