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在武夷精舍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刊定，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百年后，即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高丽学者安垧来到中国，回国后，将朱子学引入朝鲜半岛，成为高丽第一位朱子学传播者。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何以要经过漫长的一个世纪，朱子学方能传入高丽？为何在安珦的推动下，朱子学又能前缓后疾，短短十几年间就能迅速地在高丽传播？在安珦的推动下，朱子学文献在高丽的传播与刊行之概况如何？
  一、百年阻滞的原因何在？
  朝鲜李朝著名学者洪奭周（1774—1842）在《晦轩先生实纪重刊序》中说：
  晦轩文成公之生，去朱夫子仅四十余岁。方是时，女真、蒙古交兵于中国，丽氏之梯航不及于浙闽之间者百年。自王宫以下，家家奉浮屠氏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学士大夫号为博极载籍者，亦未尝识朱子为何如人也。自文成公一入燕都，始手钞其书以归，又购其图像，与孔氏俱奉于座右。又为文告太学诸生，使之一遵朱氏。然后，朱氏之学始稍稍行于东方。至今谈经传者，非朱子之书不敢治，虽俗衰教弛，大儒不作，异端邪诐之说犹不敢公行而无忌。呜呼！是谁之功也？夫孟氏之尊孔在邹鲁之间，而公之尊朱在于海东万里之外；孟氏之尊孔得于曾子、子思传授之余，而公之尊朱得于戎狄浮屠蔽塞之中，使孟氏而见公，亦岂不
  许以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哉！①
  洪奭周的这段话，可以说正好能回答“朱子学何以要经过百年之久方能传入高丽”这个问题。晦轩安珦的生年为高丽高宗三十年（1243，宋淳祐三年），离朱夫子的卒年（1200，宋庆元六年）仅四十余年。在这个时代，南宋王朝的版图仅限于淮水秦岭以南，而北方大片国土则前为女真所占领，后被蒙古所盘踞，而与朝鲜接壤的北方辽宁丹东一带，正是在女真金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女真作为少数民族，对代表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儒学根本不了解，且由于宋金连年交战，这就造成了前后长达近“百年”间，“丽氏之梯航”难以到达南宋所辖的“浙闽之间”。在宋金对峙的年代，诞生于武夷山的朱子学，传播其学说的朱子学著作主要刊刻于闽、浙、赣诸地，根本不可能传到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更不可能穿越金国，跨过国界来到高丽！正是由于宋金对峙、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为朱子学的对外传播间接地造成了人为的地理障碍。
  阻滞朱子学及时对外传播的另一障碍是南宋王朝的禁书令。
  宋代是我国刻书业公认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朱熹生活的武夷山近邻建阳，是我国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书坊刻书业尤其发达，对朱子学的传播曾产生过重大作用。但对“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和“本朝会要、实录”的图书，从北宋开始，礼部就有“不得写录传布”和“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②的规定。
  北宋末，为应对宋金前线的紧张局势，防止国家机密从各种印刷品中泄漏，宋徽宗大观、宣和年间（1107—1125），政府又多次颁布条令，“勘会福建等路，近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著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①所谓“印造及出卖”，是从出版和发行流通这两个角度对各地刻书进行了严格限制。
  进入南宋，金人占踞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之后，为防止国家军事机密的泄漏，南宋政府更进一步在图书出版和流通环节上加强了管理。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六月，臣僚们又进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②
  同样是禁书令，此前的目的是以保守军事机密为主，而“庆元伪学之禁”，则以思想的禁锢为主要目标。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朱子理学被视为“伪学”，严加禁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著作也遭到了禁毁。庆元二年（1196）六月，朝廷颁发禁令，规定全国士子“毋得复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闻奏”③。文中的《进卷》是叶适所著，《待遇集》是陈傅良所著，二人都是南宋理学中永嘉学派的代表。“语录”指的则是《二程语录》《龟山语录》《朱子语类》等一类语录体的著作。宋王朝所颁布的一系列禁书令，与宋金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样，客观上也对朱子学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二、朱子学在高丽传播的历史背景
  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与朱子学在南宋产生，有一个极为相似的背景，即为了从理论上全面应对佛学的挑战，以便适应和强化以儒治国的需要。
  佛教在西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禅佛教心性学说在隋唐时期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对其时在理论形态上仍显得十分粗糙的孔孟原始儒学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时期，全国各地寺庙林立。据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五代末王审知闽国时，仅福州就建有寺观267座，加上此前历朝的积累，福州的寺庙共有781座。入宋以后，“颓风弊习，浸入骨髓，富民翁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无限。庆历中，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①由此可见，到了南宋时期，佛教已经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朱熹在《延和奏札七》中指出，“今佛老之宫遍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益增，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廓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②
  在中国境内“佛老之宫遍天下”的同时，高丽王朝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自王宫以下，家家奉浮屠氏，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学士大夫号为博极载籍者，亦未尝识朱子为何如人也。③
  这种“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即便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也不知“朱子为何如人”所产生的原因，与高丽王朝立朝之初，佛教就被立为国教有关。太祖王建（877—943）在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高丽史》载：
  二十六年（943）夏四月，御内殿召大匡朴述希亲授训要曰：朕闻大舜耕历山，终受尧禅；高帝起沛泽，遂兴汉业。朕亦起自单平，谬膺推戴。夏不畏热，冬不避寒，焦身劳思，十有九载。统一三韩，叨居大宝二十五年，身已老矣。第恐后嗣纵情肆欲，败乱纲纪，大可忧也。爰述训要以传诸后，庶几朝披夕览，永为龟鉴。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①
  在此临终遗嘱的指引下，此后高丽的历朝帝王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以此“为龟鉴”，崇信佛教。如定宗元年（946），“王备仪仗奉佛舍利，步至十里所开国寺安之。又以谷七万石，纳诸大寺院，各置佛名经宝及广学宝，以劝学法者。”②“在位四年，寿二十七。王性好佛多畏。”③光宗二年（950），“创大奉恩寺于城南，为太祖愿堂，又创佛日寺于东郊，为先妣刘氏愿堂。”④光宗十九年（967），“创弘化、游岩、三归等寺。以僧惠居为国师，坦文为王师。王信谗，多杀内，自怀疑。欲消罪恶广设斋会，无赖辈诈为出家，以求饱饫者坌至。或以饼饵、米豆、柴炭施与，京外道路不可胜数。列置放生所，就傍近寺院演佛经。禁屠杀，肉膳亦买市廛以进。”⑤
  约三百年后，一直到高丽后期安珦（1243—1306）的生活年代，高丽国内各地，仍然是“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⑥。这种处处祈佛家家祀神的情境，与朱子当年所处的“佛老之宫遍天下”的状况，可谓如出一辙。
  安珦对此的态度，《年谱》称“先生好儒学，尤憎异端邪说。历试内外，声称赫然”⑦。正是高丽举国上下禅佛学充斥，正学无立足之地的状况，使安珦对此危害有深切的痛恨和认识。然而，由于此前传入朝鲜半岛的儒学，是以考据、训诂为主的汉唐儒学，在理论创新与思辨性方面，均不足以与其时泛滥的佛学相抗衡。恰在此时，安珦作为新设立的高丽儒学提举司提举，随高丽王出使入元，在那里，读到了朱子学的著作，风云际会，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将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思想家。
  三、朱子学在高丽的迅速传播与文献刊行
  由于宋金战争，南北阻隔等原因，造成了南宋与高丽王朝的百年隔绝。元朝建立后，南北阻隔的障碍自然消除，由于攘斥异端、排击佛学的客观需要，朱子学在朝鲜半岛高丽时代（938—1392年）得到了迅速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就是以图书为载体的朱子学著作。最早将此传入高丽的，是高丽中后期的儒学领袖安珦。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九月，元朝在高丽国设儒学提举司①，安珦被任命为儒学提举②。十一月，他随高丽忠烈王入元，在元大都阅读到了一批朱子学著作。由于其时为元朝立朝之初，大都的图书刊刻刚刚起步，南方浙闽所刊图书的流通因地域之限，在大都往往脱销，故安珦借阅了一批朱子学的著作，一边阅读，一边抄录。第二年三月，他返回高丽时，带回国的，就是这样一批珍贵的手抄本。
  安珦（1243—1306），初名裕，字士蕴，号晦軒，谥号文成。兴州（今韩国庆尚北道丰基）人，出生于高丽高宗三十年（1243，南宋淳祐三年）。据《晦轩年谱》记载，安珦一生曾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在高丽忠烈王十五年（1289，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四十七岁时。《年谱》载：
  先生笃学力行，德誉远达于元。九月元置高丽儒学提举司，加先生提举。十一月壬子从（忠烈）王如元（出使元朝）。
  庚寅，先生四十八岁。录晦庵朱夫子书，并画其真像以归。时朱子书新行于燕都，先生始得见之，潜心笃好，知其为孔孟正脉，遂手录其书，又写其真像而归。①第二次是在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元大德二年戊戌），安珦五十六岁时。《年谱》载：
  八月，前王复位，从忠宣王如元。……先生谒元文庙，学官问“东国亦有圣庙耶？”先生曰：“我国文物祀典一遵华制，岂无圣庙耶？”仍辩论性理，合于朱子说。学官等大加敬叹，曰“此东方朱晦庵也”。遂写真以去。②
  以上两条有关安珦赴元，搜访并手录晦庵朱夫子书和画像的记载，《高丽史》均语焉不详，以至今人对其在高丽朱子学传播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认识不足。如韩国学者卢仁淑有“朱子学东传之关系人物，或谓安珦，或谓白颐正”③之说。实际上，白颐正（号彝斋，1260—1340）、朴忠佐（字子华）、权溥（1262—1346）等一批学者均为安垧的门人或续传，白颐正在元购买大批朱子学著作，也是在安珦的影响和授意之下完成的。
  也许就像弹簧一样被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产生惊人的能量。从安珦首次入元，到朱子学在高丽得到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其实不过只是短短数年之间！何以前缓后疾？这与安珦所采取的多方传播措施有关。
  一是官学与私学并举。构精舍，建书院，广招门人弟子，建构和传播理学思想，是朱熹与佛学相抗衡的成功经验。从元大都取得朱子学“真经”回到高丽的安珦，通过阅读和手抄朱熹的著作，对朱子学“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的认识，对其在各地辟精舍、建书院，以书院和官学为阵地“斥佛老，一天人”也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向学者发出倡议：“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①如何学？先从有益的效仿开始。
  元大德元年（1297），安垧在其居所建起了高丽史上第一所“精舍”，既是其为学之第，也是其与门下弟子讲学场所。《年谱》载：“丁酉，先生五十五岁。十二月壬寅拜佥议参理，世子二保。筑精舍于居第后，奉安孔朱二夫子真（像）。先生尝曰：‘晦庵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当先学晦庵。’遂精构一堂于居第后，奉孔朱真像，朝夕瞻谒，以寓景慕，仍号晦轩。”②这所精舍，后人建成了白云洞书院（绍修书院）以祭祀安珦。
  安珦最著名的几位弟子，据《门人录》所载，有权溥、禹倬、白颐正、李瑱、李兆年、辛蒇、李晟、尹宣佐、尹安庇、徐諲和许冠等。《白颐正传》载：白氏“与先生（指安珦）之胤竹屋公（安珦之子安于器，号竹屋）及同门菊斋（权溥）、东庵（李填，字温古，李齐贤父）诸公校阅训诲。李益斋（齐贤）、朴耻庵忠佐首先师受”③。
  李齐贤，号益斋，是权溥的女婿，白颐正的门人，安珦的续传弟子。“延祐元年甲寅，忠肃王元年，先生二十八岁。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白颐正在元得而东还，先生首先师受。”④
  针对其时高丽“学校芜废，文教墜地，士大夫不知圣人之学，皆崇尚异教，祈佛祀鬼，污染成俗”的境况，安珦“毅然以辟异端、明圣道、兴学校、育人才为己任”⑤。他在高丽建起了第一座同时祭祀孔圣和朱夫子的圣庙，并亲自带头在庙学中讲学。史载“受业者动以数百计，斋舍殆不能容。皆以通经学古为事。先生每朝退，入馆门，诸生随教官后分庭序立，行礼升堂请学，竟日讨论”①。在安珦的大力推动下，高丽全国上下兴起了以“兴学立教，攘斥异端，慕效朱子”的热潮，并产生了“上下孚应，一世靡然，遂归正道。而授受相传，大儒继作”的巨大效果。②
  众所周知，朱熹曾将儒家典籍《孝经》通俗化，把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思想广泛播向民间，并创造性地以儒学的孝道来反击“念佛号经”的佛教。他对南康军穷家子弟多出家，弃父母于不顾，有悖人伦的风俗极为反感，特撰《示俗》一文，广为公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③
  安珦对此特别赞同，他对国子监诸生讲学时指出：
  圣人之道，不过日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制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诚而已。彼佛者弃亲出家，蔑伦悖义，即一夷狄之类。近因兵戈之余，学校颓坏，士不知学。其学者喜读佛书，崇信杳冥空寂之旨。吾尝于中国得见朱晦庵著述，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④
  为解决庙学资金短缺的困难，他除了捐俸“于国学，以供学徒”⑤之外，还倡议“百官各出银布归‘养贤库’为教养之资”。
  《高丽史》载：
  珦忧学校日衰，议两府曰：“宰相之职莫先教育人材，今养贤库殚竭，无以养士。请令六品以上各出银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归之库。存本取息为‘赡学钱’。”两府从之，以闻。王出内库钱谷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钱，珦谓诸相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是谁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钱以养尔生徒。’则是无孔子也而，可乎？”世闻之惭甚，即出钱。①
  此条内容，《晦轩年谱》系于安珦六十一岁之下②，距安珦1289年首次入元约14年之后。
  二是为了搜集更多的朱子学著作，安珦还派遣相关人士赴元朝购买。元大德七年（1303），安垧六十一岁时，“送博士金文鼎于江南，画先圣及七十子像，购祭器、乐器、诸经史以来。先生又以余赀付博士金文鼎等，送江南（原文小字注：《通鉴》作江南，《世家》作中原。《考迹》云：以江南犹存宋室礼物。又多朱子新注书也）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购祭器、乐器。又忧东方经籍不备，广购六经诸子史、朱子新书，五月还。”③
  《高丽史》载：“（忠烈王）三十年（1303）五月，安珦建议令各品出银布有差，以充国学赡学钱。王亦出内库钱谷以助之。珦以余赀送江南，购六经诸子史以来。于是，愿学之士七管十二徒诸生，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④
  在安珦的影响下，其及门弟子，乃至朝野上至国王，下至民间学者，都对朱子学著作的流传与刊刻有了广泛的认同和参与。如高丽正宗大王在安珦逝世后，在为其御撰的“祠享制”中说：“展也文成，素王忠臣。珠衡玉斗，照我东人。燕肆购书，非经则史。惜不遌尔，蒇此明觯。”⑤文中特别提到安珦在“燕肆购书”，对其把朱子学文献第一次从中国传入高丽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当从元朝购买不足以解决日益高涨的阅读需求时，翻刻朱子学著作就成为必然。元延祐五年（1318），其门人权溥上奏朝廷，请在高丽刊刻朱熹的《四书集注》，此为《四书集注》在高丽的首次刊刻，对朱熹学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权溥，字齐万，号菊斋，安东人。忠烈朝登第，官佥议政丞、永嘉府院君，谥文正。性忠孝，嗜读书，至老不辍。①
  史载，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高丽赞成事权溥、商议会议都监事李瑱、三司使权汉功、评理赵简、知密直安于器等会集于成均馆，考阅新购进的书籍。这批从元朝南京购进的书籍可谓来之不易。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到江南一带购买书籍，途中因故“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②。数日之后，洪瀹向元仁宗上奏报告了此事，元仁宗得知高丽购书如此不易，为此下令，赐给高丽忠肃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因洪瀹之奏也”③。
  在安珦及其门人弟子的率先垂范下，此后高丽朝野上下传播和刊刻朱子学文献尉然成风。即便是安珦去世后，此风仍然延续不辍。
  安珦之后，其门人弟子利用一切机会从元朝各地购进朱子学文献，如《晦轩实纪》载：
  白颐正，字若轩。蓝浦人，号彝斋。……程朱性理之书始行于中国而未及东方，公在元得而东还。④
  戊午（1318，元延祐五年，安晌逝世的第二年），先是门人白颐正自元多取程朱性理书以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成均馆，又遣人江南购经籍万卷而来。王之元年甲寅六月，命先生子竹屋公及门人赞成事。權溥会议都监事李瑱等会成均馆考阅新书，且试经学。溥又请刊行朱子《四书集注》。①
  元代，朱子出生地尤溪的名士郭居敬受朱子孝道思想的影响，编纂了《二十四孝诗选》，辑录古代虞舜、汉文帝、丁兰、孟宗、闵损、曾参、王祥、老莱子、姜诗、黄庭坚、唐夫人、杨香、董永、黄香、王裒、郭巨、朱寿昌、剡子、蔡顺、庾黔娄、吴猛、张孝张礼、田真、陆绩和伯俞二十四人的孝行，其刻本不仅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而且也走出国门流传到高丽。
  元至正六年（1346年），权溥“又与子准裒集历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婿李齐贤著赞，名曰《孝行录》行于世”②。该书分前后二章，前章就是“二十四孝”。李齐贤在该书“序”中说：“府院君吉昌权公（权准），尝命工人，画二十四孝图。仆即图为赞，人颇传之。既而院君以画与赞献菊斋国老（权溥），菊斋又手抄三十有八事而以赞见诿。”③
  综上所述，安珦将朱子学著作传入高丽，通过在高丽国学、精舍讲学，广招门人弟子，全面推动了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和朱子学著作在高丽的刊刻，不仅使此前佛学在高丽政界、学界泛滥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也为朱子学在此后朝鲜李朝的全面发展，出现了李退溪、李栗谷、宋时烈等一大批理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2015年9月由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韩国栗谷学会召开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朱人求、乐爱国主编：《百年东亚朱子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