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时期，在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是黄榦（1152—1221）。他是朱子的嫡传弟子和一代宗师，长期在福州各大小书院、官学甚至是民居中坚持从事讲学，从而将最准确、最正宗的朱子理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后朱熹时代继闽北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并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
  无论是家居讲学，还是从政期间，黄榦均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兴学授徒。故其办学，不拘一格，经济条件许可，就兴官学、创书院；经济匮乏，就建草屋、借民居，作为教学场所。即使从任汉阳知军、安庆知府等职归来，因家贫而借破庙以栖身之时，仍坚持办学，教授生徒，以至“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①，为朱子理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
  以下将黄榦在福州讲学地点分为书院、官学、民居作一考证。
  （一）黄榦在福州创建的书院
  据史料记载，黄榦在福州创建了竹林精舍、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这三所规模不大的书院。
  1．竹林精舍
  庆元二年（1196），黄榦建于福州城东故居。据《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后所附《勉斋年谱》（以下简称《勉斋年谱》）引《黄氏世系》云：“所居在城东里余，三昧、崇寿两寺之间。”①《黄文肃公世家宗谱》载：“竹林精舍，在福州东门外，今浦下村，是勉斋公出生地；勉斋公入闽始祖黄膺公之长子孙都察院三世祖黄宾故居是也。靠近晋安河，门前河边其祖南仲种植六月麻竹。庆元二年丙辰（1196）文公避难于此，讲学于城东故居，门前麻竹高耸，文公故书曰‘竹林精舍’。”②按，此地今仍名浦下。
  2．云谷书楼
  在福州乌山法云寺旁，黄榦建于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嘉定九年（1216）十一月，黄榦从汉阳归，曾假城南乌山法云寺而居。有联自嘲云：“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次年春，门人弟子“毕集于法云寓居”“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③嘉定十一年（1218）十一月，从安庆归，复寓居于此，并置书局于寓舍，重修《礼书》。次年五月，在法云寓舍之右建书楼，榜曰“云谷”，“以示毋忘文公之训。”④
  云谷晦庵草堂，乃朱熹创建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地点在建阳崇泰里云谷山。黄榦以此命名，是为了时刻不忘先师的教诲，由此也可见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3．高峰书院
  嘉定十三年（1220）建。在福州怀安县长箕山匏牺原（今晋安区岭头镇江南竺），即今黄勉斋墓旁。黄榦《复黄会卿》书云：“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学生辈葺数椽小楼。楼成即移居其中，以待尽耳。”⑤即写于此时。
  《勉斋年谱》载：“（嘉定）十三年庚辰春，先生躬相丘宅于北山匏牺原，结庐其旁，榜曰‘高峰书院’，诸生从学于山间。地在怀安县灵山乡遵化里林洋寺。是年陈师复、潘谦之自莆来会山间，题名在焉。初，先生有意卜居北郊，以近父兄坟墓为安。既得吉兆，喜甚。庐成，名其亭曰‘求得正’，阁曰‘老益壮’，其轩曰‘笑不答’，其泉曰‘逝如斯’，安处其中。州郡屡延请讲书，辞不就。一向深入学者，赍粮从于山间云。”而在此之前，因在庆元三年（1197）七月其母叶氏卒，黄榦已在箕山庐居守墓。次年，“诸生从学于箕山庐居。”朱熹《与黄直卿》书四三有“居庐读《礼》，学者自来”①诸语，指的就是黄榦在此时的讲学经历。
  （二）黄榦在福州讲学的书院
  所谓讲学的书院，指的是这些书院虽非黄榦所创建，但却在其中讲过学，在外地有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白鹿洞书院和东湖书院，在福州则有栗山草堂。
  栗山草堂，又名栗山书社，在福州怀安县栗山。庆元五年（1199）冬，黄榦曾至栗山访学友林宪卿（公度）、吴必大等。嘉泰元年（1201）正月，又应林宪卿之邀，在此讲学。黄榦《祭林存斋》云：“君与予交最善，又尝致予于其里，以教其族子弟。”②《勉斋年谱》记云：“诸生从学于栗山草堂，文公诸孙在焉。”③“文公诸孙”指的是朱熹的孙子朱钜、朱钧，此外还有栗山林氏的一批子弟。《勉斋文集》卷二十二有《栗山书社祭神文》。
  栗山地点何在？黄榦《与郑成叔书》十四云：“（榦）决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与城中正相等……”④又《林端仲墓志铭》云：“有隐君子曰林公某，字端仲，福州怀安县栗山人。州之山，自北而来者曰雪峰、曰居儒、曰芙蓉，寿山、九峰皆岩谷，嵌牙巅崖，崒律山可喜可愕，栗山当其中。”⑤由“当”“自北而来者”的“州之山”之中可知，栗山应在福州城北。
  （三）官学、民居与佛寺
  黄榦在各地任地方官时，在政事之暇，注重讲学，做到政教并举。其讲学地点，书院之外，就是各地的州府县学。在福州，则有地处九仙山之麓的闽县县学。闽县县学初建于北宋庆历间（1041—1048）。庆元六年（1200）二月，黄榦从建阳考亭回到福州。“诸生从学于闽县学”，①本月二十一日，率诸生行释菜礼，有《闽县学谒告先圣文》。②三月一日，立定课程读书。不幸的是，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噩耗传来，黄榦疾赴建阳奔丧。至建阳即作《与闽县学诸友书》，安排此后之教务。
  受资金、场所等条件的困扰，书院、官学之外，黄榦还经常利用民间的一些闲空居所，如斋堂馆舍，乃至佛寺聚徒讲学。据考证，主要有以下几处。
  1．福州登瀛馆、叶氏悦乐堂
  绍熙二年（1191）春，黄榦从漳州（时朱熹知漳州）归，时赵汝愚帅闽，将登瀛馆借给黄榦居住，诸生从学于此。不久，即迁至叶氏家塾，黄榦取其堂名“悦乐”。从学门人有林羽、郑成叔等人。见《勉斋年谱》所载。
  2．福州城东寺
  绍熙三年（1192）春，诸生从学于此，见《勉斋年谱》所载。城东古寺，又名肖寺，黄榦《与郑成叔书》一云：“榦同朋友寓肖寺，终日无来人，乃知山居之乐如此。入城千万枉道下访也。”③
  3．福州钟山赵氏馆
  绍熙四年（1193）春，黄榦从建阳回到福州，宋宗室赵善绰延聘黄榦为诸子师，馆居于钟山赵氏馆。赵汝腾即此时从学于黄榦。
  4．城南僧舍（神光寺、仁王寺）
  庆元二年（1196），诸生从学于此。
  庆元五年（1199）七月，又在此教学。《勉斋年谱》载：“七月免丧（按：指其母丧），遂迁朋友于城南。八月朔日始课诸生，日讲《易》一卦，《孟子》两版。休日毕集于僧舍，设汤饼供迭请，五六人复讲，不通者，罚。从容终日而罢。”①①
  嘉泰二年（1202）九月，在城南乌石山寺讲学，并尝修《仪礼》。《勉斋年谱》载：“先创书局于神光寺，又移仁王寺，皆李筠翁先生寓居也。先生以书招郑文遹入书局。”②其时，读书修礼之人有友人刘砺、门人郑维忠、潘儆茂、郑成叔等。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五载，神光寺在乌石山之麓。始建于唐大历三年（768），原名金光明院。大中三年（849），监军孟彪构亭凿池其间，号南庄。五年（851），唐宣宗赐额“神光寺”。仁王寺则在神光寺之右，建于五代晋天福三年（938）。
  5．箕山庐居
  庆元三年（1197）七月，其母叶夫人卒，葬于福州怀安县长箕山，与其父合葬。黄榦因在墓侧结庐守孝。次年，诸生纷纷来此从学。林仲则二子即于此时从学。《林仲则二子名字序》云：“庆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则二子曰武曰庚，自栗山来从予游。”③
  6．新河旧居
  在今福州朱紫坊、花园弄。绍熙二年（1191）春，黄榦从漳州归，《勉斋年谱》已有“朋友生徒会于新河旧居”④的记载。在庆元五年（1199）条下，又云：“诸生从学于新河所居。文公遣其诸孙来执经。”⑤按，此地于明代为叶向高之宅，现为叶向高故居。
  7．福州城南法云僧舍、城东张氏南园
  嘉定九年（1216）十一月，黄榦从汉阳归，因求学之士甚多，家居狭窄，曾借于山法云寺僧舍三间作学舍，撰联自嘲云：“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意思是年老还乡无家可居借住在佛寺中，家贫而到庙宇之中偷一把米。
  《勉斋年谱》云：“时参政卫公泾帅闽，龙图陈公孔硕为参议官，知先生无家，帖法云西庑数间，权为居止。义和与今知院陈公共相经理。”①黄榦《答林公度》书十二云：
  榦以先闾为侄辈占住，无所栖息，偶帅参相会，以南法云僧堂见遗。见障织居，止其前有园可以开门，从大路出入，不与髡徒相干涉。其侧即万岁诸刹，幽静，最摈弃者所宜处也。②
  《与郑成叔》二十二云：“榦投老来归，先庐无可栖宿之地，得法云寺僧庐数间，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③次年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④。
  法云寺，又名南法云寺，在闽县九仙山。始建于五代后唐清泰元年（934），原名地藏通文寺。北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5）宋真宗赐额“南法云寺”。其侧有万岁寺。见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志》所载。嘉定十一年（1218）九月，黄榦从安庆归，复寓于法云僧舍。“重修《仪礼经传续卷》，置局于寓舍之书室，及城东张氏南园，四方生徒会聚讲学。”⑤
  8．补山精舍
  在福州于山，建于北宋时期，是佛家接待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所。嘉定十三年（1220），黄榦曾率门人赵师恕等在此讲学，又率门人、乡党友人在此习乡饮酒仪。此为黄榦为修《礼书》的一次演习，也是他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次尝试。黄榦《文集》中，有《赵季仁（师恕）习乡饮酒仪序》，即为此而作。
  9．福州于山嘉福僧舍
  嘉定十二年（1219），从法云寺寓舍移居此地。《年谱》载：“先生以法云寓居迫狭，无以容朋友，更辟草舍三间于门侧。先生坐卧寝食其间。至是诸生来者寖多，又不能容。乃假嘉福寺居之。”①按，嘉福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见弘治《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所载。
  （四）黄榦后学在福州创建的书院
  黄榦去世后，其后学在他曾经讲学过的地方创建书院，用以教育诸生，纪念黄榦。仅在福州，就有竹林精舍、鳌峰精舍、勉斋书院等若干处。
  1．竹林精舍
  在长乐县十一都青山村，此为黄榦祖居之地。此精舍创建年代不详，民国《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三上载为“宋黄寺丞榦讲学处，朱子书额”。②但不见《勉斋文集》和《年谱》记载，应亦后人为纪念黄榦而建。
  2．鳌峰精舍
  在福州于山，由黄榦门人建于宝庆三年（1227），因黄榦福州城东故居有鳌峰而得名。嘉定十二年（1219），黄榦曾借于山嘉福寺以课诸生。黄榦逝世后，其弟子建此以祀先生。《勉斋年谱》载：“理宗宝庆三年丁亥（1227），诸生祠先生于鳌峰精舍。即嘉福僧舍旧日从游之地。瓜山潘柄与门人杨复、陈宓等众议，儒释难与共处，遂卜其地于鳌峰之趾不远，先生平日读书息游之所，诸生捐金，得提干李氏之旧宅，东至龟石祠，西至池南至妙严，北至陈给事（宅）。规模形胜，仿佛武夷、白鹿之意存焉。”③黄榦学友建昌李燔为撰《鳌峰精舍祠堂记》，文载《勉斋集·附集》。
  3．勉斋书院
  在福州于山，元至正十九年（1359）始建，次年八月建成。民国《福建通志·学校志》卷一载：
  勉斋书院，在鳌峰麓，归为勉斋先生黄榦宅，门人学士赵师恕即其故居拓为精舍。元至正十九年建为书院。堂曰“道源阁”，曰“云章堂”。后叠石为山，曰“小鳌峰”。贡师泰有记。①
  按，贡师泰记文名《勉斋书院记》，文载贡师泰《玩斋集》卷七，又见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二。据记文所载，书院建筑应为道源堂、云章阁，以皇太子直金手书“麟凤龟龙”四大字刻置其上。有凝道、尊德二舍，“栖士有舍，待宾有馆，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湢库庾，各有其所”②，另拨学田150亩以供赡养，命儒士张理为山长。
  4．勉斋书院
  在福州城南乌石山，明洪武八年（1375）建。宋庆元二年至嘉泰二年（1196—1202），黄榦曾数度在乌石山讲学，并借此山僧舍修《礼书》。后人即其旧址建勉斋书院。民国《福建通志·名胜志》卷二上云：“黄幹（榦）修三礼处，在乌石山西麓。中有黄榦手书‘修三礼处’石刻。明洪武八年即其地建为勉斋书院。见《乌石山志》。”③
  二、黄榦在福州的门人与教学实践
  作为朱熹逝世后考亭学派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黄榦的门人弟子也同朱熹一样，遍布东南各地。其门人陈宓说：“（先生）晚岁得闲归三山，生徒云集。”①《宋史·黄榦传》载其晚年归里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②《勉斋年谱》载其逝世，“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③此虽为一约数，但已大体反映了其及门弟子之多。若加上黄榦在外省宦游之时及门从学而不及赴闽吊丧者，则应不下于三百人。
  据《勉斋集》所载，参以《宋元学案·勉斋学案》以及各有关地方志书的记载，迄今有姓名可考的，从学黄榦于福州的门人，福州籍的有永福林学蒙、闽县郑文遹、赵汝腾、郑忠亮、潘儆、黄振龙、林观过、郑元肃、赵师恕、陈仍、张元简、郑适、林子牧、林子敭，怀安林学之、林行之，侯官陈义和、陈象祖，长乐陈如晦、李晦，闽清黄师雍等；外地的有建阳有朱钜、朱钧，宁德郑师孟、福安杨复；外省有四川眉山李武伯、家〓，湖南岳阳方暹等。
  黄榦在福州的书院教学实践，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宋末元初朱子理学的北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榦授徒，其指导思想极为明确，一为传道，二为卫道。
  所谓传道，即传播和继承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思想，以期发扬光大。他对那些从学名师，仅为沽名钓誉者深恶痛绝，故常对门人说：
  先生弃诸生，微言不绝者如线。向来从游之士，一旦失所畏慕，则汩没于利欲海中，鲜有能自拔者。④
  盖有同堂合席终日问酬，退而茫然者多矣。仆固不肖，窃诚痛之。⑤
  所以，寻找“真能任道者”就成了黄榦在各地讲学时念念不忘的要务。一旦遇到他所认可的可造之才，往往掩盖不住他的喜悦之情而大加赞赏。福安杨复、岳阳方暹、眉山李武伯、家〓、余干饶鲁、莆田陈宓等，都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弟子。
  所谓卫道，即捍卫孔孟、程朱的儒学传统。“庆元党禁”的凄风苦雨，给考亭学派的传人留下了沉重的创伤，也在黄榦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辂孙不知记得外翁否？……愿他似此狮子，奋起哮吼，令百兽脑裂也。”①这是朱熹写给黄榦的一封书信中所言，也寄托了朱熹希望后来者能够具备“令百兽脑裂”的勇猛的卫道精神。故黄榦在各地招收弟子，是否具备卫道精神也是他的重要标准之一。他说：
  自先师梦奠以来，向日从游之士，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而又自以无闻为耻，言论纷然，诳惑斯世。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徒七十子尽没，而大义已乖矣。由是私窃惧焉，故愿得强毅有立，趋死不顾利害之人相与出力而维护之。……倘得十数人者，讲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将莫邪，则立之而足以拥卫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说诐行肝碎胆裂，庶几日月之明，犹未至于浮云之点翳也。②这是他对同道陈韡在一封书信中吐露的心迹。所以，他对真德秀、陈宓等不畏强权，敢于秉书直言的作风大为赞赏，认为“此二公异日所就，又当卓然，真护法大神也。先师没，今赖有此者，可喜可喜”③。
  在教学实践中，黄榦除了将朱熹在建阳考亭书院成功的教学经验如崇祀学派先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知志行结合等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外，还着重强调学者要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①
  同时，他还根据弟子居住地的不同长短距离，制定《同志斋规》。《勉斋年谱》嘉定十年（1217）条下载：
  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同志规约》以每日告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乡一集。每集告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②
  由此文可知，黄榦在福州的弟子，既有“在郡者”即福州城内，也有“五十里外”，甚至“百里”之外，依据这样的距离大约可知，其弟子应遍布福州辖区内外的近郊各县。《规约》约定在不同时期、不同课程的合理安排，这就在教学方法、组织方法上，对朱熹所传既有所继承，又有新的发展。
  三、黄榦在福州讲学的影响
  黄榦在各地讲学，影响最大的一是推动了朱子理学的北传，二是论定了朱子的道统地位。笔者在《朱门颜曾——黄榦》一文早有论述（见前），在此略过不表，而是仅就对福州地区的影响作一阐述。
  黄榦在福州讲学，将最准确、最正宗的朱子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在朱熹身后继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众所周知，最能代表朱熹理学思想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朱熹逝世后，为便于后学正确理解这部经典，黄榦在福州除了撰写《论语通释》，取朱熹的《论语集注》《论语集义》《论语或问》三书所注，对未尽之处加以阐发之外，还对《四书章句集注》进行断句，即所谓“句读”；为了将《集注》中的重点显示给读者，他还把文中的重点语句进行划线，在古籍版本中，称为“点抹”或“标抹”。
  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载：
  师授本日正书，假令授读大学正文、章句、或问共约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或有故及生徒众，不得即授书，可先自读，免致妨功。先计字数，画定大段，师记号起止于簿，预令其套端礼所参馆阁校勘法，黄勉斋、何北山、王鲁斋、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及故王鲁斋《正始音》等书点定本，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令面读子细正过，于内分作细段，随文义可断处，多不过十句，少约五六句，大段约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点记于簿。①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七有两则《四书集注》的跋文，其一说：
  右《四书集注》，其句读、旁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盖今最善本也。其二曰：
  右《四书集注》三册，刻板在鄞。句读一用黄勉斋法，又有熊勿斋标题，便于学者，盖善本也。②
  文中何北山即何基，王鲁斋即王柏，张导江是张頯。何北山为勉斋弟子，王鲁斋为北山弟子，导江则出自鲁斋门下。四人为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
  黄榦在跟随朱熹“日侍左右”的数十年中，对《四书集注》的“纂集考订之功居多”①。正如他的弟子陈宓所说：“先生弱冠从文公游者三十余年，未尝不执经在左右，其去取之论，无不与闻。”②由他来对这部经典进行“句读”和“标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标抹注释之法，据称是始于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据陈振孙著录：“《古文关键》二卷，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③实际上，朱熹对此方法更有自己的体会，他说：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④
  谢显道即上蔡谢良佐（1050—1103），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他的《论语说》对青年朱熹曾有过重要影响。在上文中，朱熹向他的学生传授了以有色笔标抹图书，以“得其要领”的方法。
  正如朱熹将“标抹”之法用在谢显道的《论语说》上，黄榦则将此法应用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目的显然也是为了方便初学者，能抓住要点、重点，以“得其要领”。
  黄榦在福州讲学，推动了福州书院的发展，也为福州的儒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在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如杨复、赵师恕等。
  杨复，字志仁，一字茂才，号信斋，福安人。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三载其为“朱子门人，后又受业于黄勉斋。劲特通敏，考索最精”。杨复从学于朱熹，时在绍熙四年（1193），地点在建阳考亭，见拙文《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考》。①朱熹逝世后，又从黄榦学，《勉斋集》卷十一有《复杨志仁》书十三通，内容以论学为主，间及政事。
  杨复是黄榦编纂《礼书》的得力助手。朱熹晚年，将丧、祭二礼委托给黄榦编纂，庆元三年（1197），黄榦写出初稿，得到朱熹的认可和赞许。但《丧礼》部分最终完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而《祭》礼的最终完稿者，则是其门人杨复。此即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著录的《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礼》十四卷。文称“右朱文公编集，而丧、祭二礼未成，属之勉斋先生。勉斋既成《丧》礼，而《祭礼》未就，又属之信斋。信斋据二先生稿本参以旧闻，定为十四卷，为门八十一”②。此书之外，杨复还有《仪礼图解》十七卷、《家礼杂说附注》二卷等著作。
  赵师恕，字季仁，闽县人，宋太祖赵匡胤第九世孙。嘉定八年（1215）官浙江余杭令，绍定五年（1232）知袁州事，端平元年（1234）以朝请大夫、直徽䣭阁知南外宗正司事，主管外居泉州宋宗室宗子的属籍、教育、赏罚等事。他曾从学于朱熹，后复从黄榦学。
  赵师恕在黄榦的指导下，为传播朱熹的思想做出了贡献。嘉泰元年（1201），他在官广东潮阳尉时，就曾刻印朱熹的《大学章句》，黄榦为之写序，题为《书晦庵先生正本＜大学＞》③。所谓“正本”，是说此书乃朱熹晚年的定本，与早年未定之本有别。嘉定九年（1216），官浙江余杭令时，又刻印朱熹的《家礼》一书，黄榦又为之撰《书晦庵先生＜家礼＞》④一文。
  将朱子的学说从书本向生活转化，向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转型，是黄榦传播朱子学的特点，当然，也是他在福州讲学的重要特点。赵师恕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者。他在任余杭令时，就曾以朱子的礼学来移风易俗。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又在福州“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临之”①。故黄榦又于其年六月有《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一文。他将高奥艰深的朱子学说，与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相结合，以此向民间普及，故其师黄榦对他有“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②的评价。文中的补山，即福州于山的补山精舍，本为佛家接待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所。赵师恕邀请黄榦率门人在此讲学，又率门人、乡党友人在此习乡饮酒仪，实为黄榦为修《礼书》的一次演习，也是其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次尝试。而将补山精舍作为讲学之所，则又是朱学门人继承朱熹在理论上的“斥佛老、一天人”，并将此转化为在物质形态上的与佛教争夺教学阵地的一种尝试。
  黄榦逝世后，在赵师恕的倡议下，与其同门师友杨复、陈宓，黄榦之子黄辂等择地在于山鳌峰之麓，在黄榦平日读书讲学之处重建扩修鳌峰精舍。此为福州历代以“鳌峰”命名的书院中，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广招弟子、从事理学教育的书院，开清代张伯行建鳌峰书院之先河。
  四、结语
  不管是在朱熹，还是在黄榦生活的年代，书院教育都没有被列入官学的教育体系之中，而是以与官学相抗衡的私学形态活跃在民间。本来，黄榦在从安庆知府任上退休回到福州后，他的退休金应可以支持他安享晚年，然而，为了将朱子学发扬光大，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即便在“先闾为侄辈占住，无所栖息”的困境下，“投老无家依宝刹”，居古寺，借民居，建精舍，于是，福州城东寺、城南僧舍、补山精舍、于山嘉福僧舍等寺宇，叶氏悦乐堂、登瀛馆、箕山庐居、新河旧居和钟山赵氏馆等民居，就成了黄榦师生传道授业的课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黄榦的福州书院教学实践和他对朱子学的执着传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在后来者中，也是不多见的。也正因如此，清雍正二年（1724），黄榦入祀孔庙，成为福州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理学家。
  黄榦在福州各大小书院、官学甚至是民居中坚持讲学，从而将最准确、最正宗的朱子理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后朱熹时代继闽北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并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宋后期，福建书院逐渐脱离私家办学的轨道，走向官学化的历史进程。这实际上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之长期奋斗而追求的目标。宋端平年间（1234—1236），福州邻郡南剑州的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第一所皇家承认，并予以坚决支持的官办书院。这所书院虽然不在福州，但这所书院的创建者，就是黄榦的弟子陈宓。历经元明两代，入清以后，在黄榦讲学的鳌峰精舍旧址上，重新崛起了鳌峰书院，福州一跃而成为全省书院文化教育的中心。这其中，与福州书院的先行者黄榦披荆斩棘的历史功绩，及其所奠定的基础应该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系2012年6月“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载《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赵麟斌主编：《闽文化的精神解构》选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