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徽州文化与武夷文化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徽州文化与武夷文化在传统理学、书院文化、图书出版、版刻技艺、商业交往、传统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值世纪之交，地处徽州的黄山和地处闽北的武夷山先后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名录，使两地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美自然风光双双走向世界，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本文侧重从代表两地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朱子理学的徽系与闽系，探考两地文化的渊源关系。
  徽州自古就有“程朱阙里”之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洛学”的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和“闽学”的创始人朱熹，其祖籍均为徽州的缘故。明人赵滂编有《程朱阙里志》，所述徽州程朱理学人物的事迹盖缘于此。
  程朱理学在徽州得以产生广泛影响，则源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本人两次入徽传播。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和淳熙三年（1176），朱熹曾先后两次回祖籍探亲和扫墓，每次逗留数月。借此良机，他在故里婺源、歙县一带聚众讲学、广招弟子，传播理学理想。据笔者所撰《朱熹书院与门人考》，①婺源李氏钟山书院、晦庵书院、歙县紫阳书院等均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琅琅书声。其时，先后从学于朱熹的徽州弟子就有婺源的李季札、汪清卿、程洵、程樗、滕璘、滕珙、李季札、程永奇、祝穆、祝癸，他们还先后赴闽至朱熹亲手创建的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从学，成为朱子理学徽系的骨干力量。
  至于福建的武夷山和建阳两地，自古以来就分别有“道南理窟”和“南闽阙里”之称，这是因为朱熹生平数十年生活在闽北武夷山和建阳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他生平创造的四所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沧洲精舍都在此两地。这里，既是北宋时杨时、游酢、胡安国等大儒促使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又是南宋时集大成的朱子理学诞生、发展和成熟的大本营。
  武夷精舍建成于淳熙十年（1183）四月，慕名求学者纷至沓来，闽浙赣湘皖，以及许多徽州籍的学者如滕璘、滕珙、程端蒙等亦来从学。滕氏兄弟与程端蒙都是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第二次回婺源省墓之时的及门弟子。据笔者考证，滕璘、程端蒙赴武夷从学均在淳熙十四年（1187）①，而吸引他们千里迢迢赴闽求学的原因，当然是朱熹高深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力量。这位祖籍徽州的理学集大成者，曾在一封书信中自称与滕璘来自同一块“土壤”②，他殚精竭虑创建的理学思想体系无疑是包括其故里在内的门人弟子们心驰神往的精神殿堂。他们与朱熹学派的许多中坚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在物质生活极其困乏的条件下坚持刻苦钻研，长期潜修。这里成了朱熹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徽系学者与闽系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下、九曲溪畔择地筑室，创建书院，以继承朱熹的理学道统为己任，从而使武夷山在南宋时成为一座理学名山，后人誉之为“道南理窟”。
  绍熙三年（1192），朱熹定居建阳，创建考亭竹林精舍（后更名沧洲精舍），在此著述和讲学。一批门人弟子，又聚集于考亭。据笔者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200多人。①其中闽籍弟子有蔡元定、蔡沈、黄榦、廖德明、李方子等，徽籍弟子有滕璘、李季札、程永奇、祝穆等。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探讨社会人生，寻找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建阳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数百年，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南宋宝庆元年（1225）秋，著名爱国诗人刘克庄任建阳知县，在考亭沧洲精舍内建文公祠，次年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刘克庄在书院落成的《祝文》中写道：“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②文中“夫子”即孔夫子，儒学开山祖师；“阙里”是孔子故里，即山东曲阜。刘氏在此把理学的集大成者称为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与山东曲阜相提并论，这就为此后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奠定了基础，为建阳日后逐渐被称为“南闽阙里”留下了伏笔。
  从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到建阳被称为“南闽阙里”，这为两地的理学发展乃同出一源留下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标记。
  朱熹逝世后，其各地门人弟子为捍卫和阐扬朱子学进行了不懈努力，由此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各个支脉或不同学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徽系和闽系两支。徽系的学派宋代有鄱阳饶鲁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的介轩学派，元代有歙县郑玉的师山学派等；闽系则有蔡元定的西山学派、蔡沈的九峰学派、黄榦的勉斋学派、陈淳的北溪学派和真德秀的西山学派等。徽系双峰学派的开创者饶鲁、介轩学派的开创者董梦程虽不直接师从朱熹，但他们都是朱熹高弟、闽系学者勉斋黄榦的门人。元代的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开创介轩学派的董梦程，是黄榦同门学友董铢之侄，其后继有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
  由宋至明，徽系和闽系的理学家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隔阂和学派的分支而中断了学术交流，同出一源、亲密无间的学术渊源仍然是维系两地学者的一种精神纽带。如饶鲁的及门弟子程若庸，字逢原，徽州休宁人。淳祐间（1241—1252）曾被聘为湖州安定书院讲席和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咸淳四年（1268）登进士，被授为朱熹当年亲手创建的武夷书院的山长①，从游者甚众，学者称为徽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图说》诸书。朱子门人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饶鲁从其学。此后，程若庸与吴澄等则从饶鲁学。元代著名学者揭溪斯、赵孟頫、林梦正等均为程若庸门人，由此形成朱子学鄱阳双峰学系。程若庸入主武夷书院设帐授徒，是在黄榦促使闽学北传，逐渐走向全国时，又由徽系学者回传至福建、回传至武夷山的一个例证。
  朱熹讲学之地建阳，在宋、元、明三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出版中心，素有“图书之府”之誉。为了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朱熹在建阳时曾经开办过刻书作坊，进行学术研究和经商活动相结合的实践。②在他的影响下，其闽籍弟子如蔡元定、蔡渊、黄榦、郑性之、廖德明、詹体仁，徽籍弟子如滕珙、祝穆等均参与刻书实践。③尤其是祝穆，在刻书活动中，在遇到其书版被建阳等地不法书商盗印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从而促使我国最早的版权观念的形成。
  祝穆（？—1256），字伯和，一字和甫，晚号樟隐，祖籍徽州歙县。其父祝康国，是朱熹的表弟，随朱熹定居武夷山。祝穆因得以先后从学朱熹于武夷山和建阳，晚年在建阳麻沙水南建“樟隐楼”，定居于此。在此，他编撰并刊刻了引起当地轰动的两部巨帙——《方舆胜览》和《四六宝苑》，遭到了周边各地不法书商的竞相盗版。歙县祝氏，是著名的新安士族、南宋徽商的典型代表。朱熹在提到母亲一族时，曾自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①。由于祝穆从小随学于朱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加上其家族所遗传的徽商特有的“贾而好儒”的潜质，使其对盗版行为能够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祝穆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由两浙转运司和福建转运司颁布了禁止各地书坊翻刻二书的榜文，四处张贴。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文告，为我国古代版权观念的形成树立起一座丰碑。在徽、闽两地的理学史、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关于祝穆其人其事，详情请参阅拙文《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②
  元明时期，徽系与闽系学者仍然相互往来交流，他们虽不直接师承朱熹，但多为其再传、续传，其学术思想均源于考亭一脉，因建阳乃考亭故居，故两地学者往往在此相互研讨、订正其著作，而建阳书坊为传播他们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印刷的方便，是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如婺源胡一桂（庭芳）就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挟策来闽”③，带着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建阳理学家熊禾（勿轩）在武夷、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胡方平是董梦程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也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的高弟、女婿，因此熊禾刊刻此书，实际上是一次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这种既为朝拜“南闽阙里”，又为出版其学术著作而来的新安、鄱阳等地的学者，在元明两代还有董真卿、胡炳文、倪士毅、王逢、何英等人。董真卿于元大德间随胡一桂到云谷访熊禾，带来了其父董鼎的《孝经大义》《书集传辑录纂注》《朱子说书纲领辑录》书稿。《孝经大义》一卷，熊禾嘱其族兄熊敬为之刊；《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又一卷）、《朱子说书纲领》一卷，则于延祐五年（1318）由建阳名肆余氏勤有堂刻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刊本。熊禾在为《孝经大义》写的序中说：
  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阳董真卿，访余云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携父书，有《孝经大义》者，取而阅之，则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亨父所辑也。其书为初学设，故其词皆明白易晓。熟玩之，则其间义趣精深，又有非浅见闻所能窥者。①董真卿之子董僎，则于元天历元年（1328）将真卿所著《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又名《周易会通》）十四卷刻印于建阳书坊，为此书初刻本，有“笔画清劲，雅近颜柳，元刊中致佳本也”②之称誉。
  胡一桂所纂《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诗序附录纂疏》一卷、《诗传纲领附录纂疏》一卷、《语录辑要》一卷，则于泰定四年（1327）交由建阳理学家熊禾友人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后附王应麟《韩鲁齐三家诗考》。《诗传纲领》篇目后有行书刊记7行：
  文场取士，诗以朱子集传为主，明经也；新安胡氏编入附录纂疏，羽翼朱传也。此刊记虽为书坊图书广告，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安后学与朱子理学的渊源关系。正如四库馆臣在著录胡一桂撰《易本义附录纂疏》所言：“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于授受源流辨别尤甚。”①
  元代理学家陈栎撰《尚书集传纂疏》六卷，纂辑诸家之说，以疏通宋儒建阳蔡沈的《书集传》，“于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②此书以及他的史学著作《历代通略》，元明间建阳也有刊本。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徽州休宁人，其学为朱子门人婺源滕珙续传。③
  此外，婺源胡炳文的《四书通》二十六卷，乃建阳名肆余氏勤有堂天历二年（1329）刻印，此书的编辑，是自称“新安后学张存中编”。此书泰定三年（1326）发刊，天历二年（1329）刻成，前后历时四年。在编辑过程中，张存中认为胡氏所撰，详义理而略名物，因排纂旧说，编成《四书集注通证》六卷，附于此书之后④，同时刻印于余氏勤有堂。
  元代建阳有一位叫刘锦文的刻书名家，其书堂名“日新书堂”，有许多徽系理学家的著作都是由他刻印出版的。如歙县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大成》三十六卷，元至正二年（1342）即交由刘氏印行。数年后，此书又由倪氏加以重修，订为二十卷，仍交给刘锦文改刻⑤。至正三年（1343），刘锦文还刻印了休宁赵汸的《春秋金锁匙》一书；至正八年（1348），又刻印祁门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⑥。汪克宽、倪士毅、赵汸三人均为元末理学家，当时学术界有“新安三有道”⑦的称誉，指的就是他们三人。他们的书稿都交由建阳书坊刻印，除了表明当时建阳刻书业比较发达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阳是朱子理学的发祥地，这些阐扬朱子理学的著作在这里出版，要比在其他地方出版更有意义。
  明代，徽、闽二系的学者仍继承了宋元理学家的传统相互交流。如鄱阳学者王逢，字原夫，号松坞，是徽系饶鲁双峰学派的传人，师从朱公迁高弟洪初①，曾于正统年间携门人何英同至建阳，与当地学者相互交流。建阳刘剡，是朱熹门人刘崇之的后人，为王逢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师从于王逢，从此自称“松坞门人”。此为南宋朱子学，经黄榦北传后，于明代又经徽系学者回传至建阳的一个例证。由鄱阳朱公迁撰、王逢辑录、何英增释的《诗经疏义会通》二十卷，则由刘剡交付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刻印，为此书初刻。王逢撰《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也于此时刊刻于建阳。由于刘剡与新安、鄱阳一带学者关系密切，而他的名字又往往在他们的著述中出现，故后人往往将他误为这一带的人。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在著录刘剡撰《四书通义》二十卷时，因此书乃继胡炳文《四书通》、陈栎《重订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之后而作，而上列诸人均徽州人氏，故馆臣将他误为“休宁人”，《休宁县志》也因此有了刘剡此书之名。此虽为前人无意间的一个错误，但由此可证两地学者的密切关系。
  以上对朱子理学徽系与闽系的渊源关系在宋明时期的具体表现作了初步探考。由于前人对此课题几乎没有什么论述，可借鉴的参考资料不多，故本文所涉还是十分粗略和肤浅的。希望能抛砖引玉，为弘扬徽闽两地优秀的文化学术传统，加强两地当今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系2001年“国际儒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陶新民、解光宇主编：《中华儒学》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