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入元后，改号退斋。他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建阳熊氏入闽始祖唐代熊秘的十七世孙。自幼聪敏颖悟，有志于濂、洛、关、闽之学，遂师从朱熹弟子辅广的门人刘敬堂。南宋咸淳十年（1274）举进士，曾被命为汀州司户参军。熊禾一生六十五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三十年生活于南宋末，后期三十五年生活于元初。故在有的书上，也称他为宋末理学家。实际上，以熊禾成名于元代，以及他的创建书院广招弟子、著书立说传播理学等一系列活动均在后期而论，比较准确地说，熊禾应为元初理学家。
  建阳历史上有“七贤过化之乡”的美称，熊禾位七贤之列。其余六贤，分别为朱熹、游酢、黄榦、蔡元定、刘㷍和蔡沈。除游酢为北宋名儒外，其余四贤均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高弟，得朱子亲炙而成名贤。唯有熊禾，以宋末元初理学中心已逐渐北移之后，仍以个人的勤奋和不懈追求，以及在理学研究中所取得较高成就而跻身名贤之列，尤为难能可贵。熊禾之“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南宋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挥师南下，占领福建，攻克建宁府、邵武军。这一年，熊禾三十岁，距其中进士不过两年而已。对此，前人叹曰：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宁武州参军，而值宋亡，故不及大用，先生之才不阐，道不行于世，惜哉！”①故在这一年，熊禾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
  至元年间（1279—1294），元朝当局闻熊禾之名，曾多次辟请其到州府中任职，熊禾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招聘。此后在元朝生活的三十五年中，熊禾始终批元褒宋，特别是不遗余力地表彰以朱熹为首的一大批宋儒，并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②，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至元二十二年（1285），南宋抗元英雄、爱国遗民、诗人谢枋得（1226—1289）抗元兵败后，从江西流亡到福建，避地至建阳，闻熊禾之名，专程到熊禾武夷洪源书堂拜访。二人相见恨晚，“共诉宋亡之恨，因相与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贼也，所不为贼者，惟足下与我耳’！”二人道义相合，相与研讨朱熹的性理之学。二人相聚，长达数月而不忍遽别。时已年届六旬的谢枋得，与年仅三十八岁的熊禾成了莫逆之交。
  二、在学术上阐明了朱子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为朱子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奠定了基础
  南宋宝庆二年（1226），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在考亭书院内始创“朱文公祠”。在文公祠落成的《祝文》中，他宣称“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①。首次把朱熹比作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书院与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阙里街相提并论。刘克庄的这一提法，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之说奠定了基础。但刘克庄只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理学上成就不高，能够在学术思想上阐明朱子学的历史地位，进而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者，则非熊禾莫属。
  熊禾竭力推崇朱熹，认为朱子即当代的孔夫子，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在其著述中，曾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反复阐明这一观点。他说：“朱文公，百世之师，即今夫子；徽国公千年之墓视昔孔林。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②他在所撰《考亭书院记》中开篇即言：“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③此文首联一句骈语，破空而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生于南宋的朱熹应与出于东周的孔子居于同等的崇高地位。接着便提出了所以会有这种观点的理由。因为朱熹的学术思想是维护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之道”的；他和孔子一样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的“大圣大贤”；他的思想与孔子一样，关系到“世运升降”和国家兴衰。曾有人请元代的著名学者抚州崇仁的吴澄，希望他也为考亭书院写一篇记，吴澄找来了熊禾的记文，仅读完开篇这几句，就连连惊呼：“江南有人矣，予不敢复赘！”就此搁笔。
  原为朱熹创建的武夷书院在元代重修落成时，也请熊禾作文以纪念之。他开篇写道：“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④此联流传至今，成为武夷书院的第一名联。
  三、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是朱熹学派在元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至元十九年（1282），熊禾从建阳来到武夷山，在武夷五曲晚对峰建洪源书堂，在此读书、著述和讲学，前后达12年之久。其时，从各地前来从学的门人众多，“远近翕然宗之”（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熊禾自述其盛况：“隐屏之下，曲溪之滨，岁岁作赠语，饯友朋。散在郡邑，盖不少矣。”①元史药房《送熊退斋归武夷序》称：“君家近武夷，自其幼时，往来文公精舍，已慨然有求道之志。……居无何，适丁世变之会，物换星移，无所售其初意，乃束书入山中，筑洪源书堂于五曲晚对峰之左，与朋友讲习旧业。其徒数十人，粝食涧饮于寂寞之滨，大肆其力于六经，日以周公、孔子之说相磨砻。于文公诸书是信是行，如《易》《诗》《书》《春秋》皆为之集疏，复为《＜四书＞＜小学＞集疏》，以羽翼之，释回增美之功极矣。”②故熊禾的洪源书堂虽名为书堂，而实为书院，是其传播朱子理学和培养理学人才的教育基地。
  至元二十六年（1289），徽州婺源学者胡一桂（庭芳）来武夷拜访熊禾，携来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熊禾在武夷、建阳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通过讲学，胡一桂深感自己的学问不如熊禾，从此开始从学于熊禾，前后时间陆续长达17年。胡一桂的父亲胡方平本是董梦程的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则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高弟和女婿。因此，胡一桂之从学熊禾，可视为是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与融合，而通过这种交流与融合，又进一步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
  晚年，熊禾回到了建阳梓里，修复了其祖上遗留的鳌峰书院，在此继续讲授朱子理学。从学门人，安徽、江西一带远道而来者有之。大德九年（1305），胡一桂携带弟子董真卿来访，命其从学于熊禾。董真卿后来成为一位知名学者，著有《周易会通》一书。
  在鳌峰讲学期间，熊禾曾应朱熹玄孙朱春等人之请，先后在考亭书院和武夷精舍任教，主讲朱熹的《大学章句》。其著名的《考亭书院记》一文即撰写于考亭讲学之时。
  熊禾在入元后，绝不仕元，但为了维系儒学的道脉，为了朱子理学的传播，他与建宁路通判四川人氏毋逢辰成了关系十分密切的好朋友。其原因也在于毋逢辰是一位思想上崇尚理学的官员，受熊禾的影响，曾先后修复了宋末毁于战火中的闽中七所书院，被熊禾称为“其仕闽以化为政，道南七书院皆其再造也”①。其中，就有朱熹的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即便是远在云谷山中的晦庵草堂，“亦为之起废”，即为之重修。此外，还有顺昌的双峰书院，也是毋逢辰为之修葺一新。他还将考亭书院原有学田90余亩增至500多亩，此举得到熊禾的高度赞赏，在为其所撰《重建武夷精舍疏》中，称他为“以蜀西之珍，负道南之望”。
  四、以朱子学说阐释儒家经典，著述宏富
  以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和整理儒家经典，是朱子理学思想体系得以成功建立的关键，熊禾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说：“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②又说：“道之兴废，莫大于文献。……六经、四子，与夫十七史等幸赖伊洛、考亭诸大儒参互讨论已一，当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质往圣不谬、启百世以后来哲不惑？”③
  正因为熊禾充分认识到儒家经典文献对社会治乱的重要作用，故他在武夷、鳌峰讲学时，尤其注重著书立说，用朱熹的理学思想来阐释儒家经典。史载，熊禾著述极为丰富，“所解自《易》《诗》《书》《春秋》《孝经》《四书》《小学》外，其他农、礼、兵、刑皆有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为异端所蛊，正以圣道，勒成一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礼通解》，未及脱稿而卒。”①熊禾的著作今存《勿轩集》八卷、《易学图传》二卷、《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七卷等。
  对熊禾的理学成就，与他同时代的大儒许衡认为，熊勿轩“先生生文公考亭阙里，虽未及门受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②。（本文载《朱子文化》（创刊号）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