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建宁府浦城县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历官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福州、潭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师事詹体仁，为朱熹再传。学术上，被誉为“西山之望直继晦翁”①。“庆元党禁”后，为朱学的复盛出力尤多。著有《四书集编》《大学衍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一、《政经》的内容与版本源流
  《政经》一卷，宋真德秀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而以行政之迹列于后。题曰‘传’以别之，末附当时近事六条，谓之附录。其后载德秀《帅长沙咨呈》，及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诸篇，盖后人所益。如《心经》之引《读书记》耳。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也。按《宋史·道学传》，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厉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黩货，盖德秀立朝日浅，其政绩多在居外任时。故留心民瘼，著为此编。其门人王迈序谓先生再守温陵日著《政经》。考德秀再守泉州在理宗绍定五年，盖晚年之作。迈又言赵时棣为法曹，朝夕相与，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书录解题》载《心经》而不及此书，岂《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欤？抑或德秀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也？真伪既不可诘，而其言能不悖于儒者，故姑与《心经》并存焉。”①
  四库馆臣所言，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阐述《政经》的内容，认为此书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采集儒家典籍中有关治政的言论，后半部分则辑录前人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史实，而以“传”字作为前后区分。其后附以当时发生的六则治政事例，作为附录。附录之后则载真德秀《帅长沙咨呈》、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等。这些篇章，为后人所增。二是此书名。馆臣认为真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将己之条教题名为“经”，因此此书有可能是“好事者依托”。三是尽管此书真伪之不可辨，但此书的言论并不违背儒学大义，所以，将此书姑且“与《心经》并存焉”。对馆臣这三点看法，有所争议的，主要在第二点上。其一，说真德秀“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似是而非。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此书真德秀在世时，只编了正文前后两个部分，其主体部分来自先贤的儒学典籍。名之为“经”，并无不妥。其二，说此书可能是“好事者依托”，更没有道理。在《政经》卷首有真德秀门人王迈序称：
  今所谓《政经》者，乃先生再守温陵时所著。迈时分教睢邸，乡友赵时棣宗华为法曹，朝夕相与，亲炙琴瑟、书册之侧，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宗华令大庾，锓梓县斋，以一帙见畀，序于帙端。迈窃谓天下之书多矣，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缺者亦多。先生所著之书，凿凿乎桑麻谷粟之不可缺者也。惟《心经》所以为开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经》所以为续天命、救民穷之实用。《心经》可以接伊、洛之正传，衍朱、张之遗学。②
  “睢邸”为南外睦宗院，原在睢水之滨（地处河南开封），故曰“睢邸”，南宋时已移司泉州，故王迈与赵时棣能与其师“朝夕相与，亲炙琴瑟、书册之侧”。
  王迈（1184—1248），字实之，一作贯之，自号臞轩居士。仙游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职。淳祐中，知邵武军。著作有《臞轩集》十六卷，今存《四库全书》本。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三、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二等。端平元年（1234），王迈在泉州南外睦宗院编辑并刻印其师真德秀《真西山集》二十卷。
  赵时棣，字宗华，莆田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历官泉州法曹（司法官员）时，适逢著名学者真德秀官泉州知州，因而成为真氏门人。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官大庾（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县时，将其师所著《政经》一卷、《心经》一卷合刊，时真德秀已逝世七年。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有《宋椠＜政经＞跋》：“《真文忠公政经》一卷，宋真德秀撰，宋刊本。每叶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刊工姓名，前有淳祐二年（1242）王迈序。《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书录解题》皆无其书，明《文渊阁书目》始著于录。案，是书为西山守泉州日所著，门人赵时棣宗华为大庾令梓于县斋。”①
  宋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大庾县斋刊本《心经》一卷、《政经》一卷，今海峡两岸均有存本。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以国家图书馆所存宋刊本为底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中。《政经》宋刻本的原名为《真文忠公政经》。行格均为每半叶十行十八字。
  明清时期，《政经》屡经后人手抄、重刻，前后有二十多种版本行世。其中，既有手抄本，也有单刊本或丛书本等。此书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半岛也有不少翻刻本行世。其中流行最广的，应是以现代影印技术推行的影印《四库全书》本。
  二、《政经》“四事箴”及其影响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在《政经》中，真德秀本人所著是作为附录出现的。按照通常的思维，一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主要的，附录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来看待《政经》，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此书最出彩的部分，也是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恰恰就在附录的“四事箴”！
  所谓四事箴，即廉、仁、公、勤四事箴，是真德秀在各地任地方官时，身体力行并积极向同僚和下属谆谆告诫、广泛推行的从政纲领，最早来源于他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时。这四个字，后经他的学生王迈的进一步阐述，扩展为十六字：“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朱子门人莆田陈宓（字师复，号复斋）对此四事箴高度赞赏，为此挥毫书写大字，揭之于壁；真德秀为此写了一道跋文，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属，王实之作此箴遗予，尝揭之幕府之壁，与同僚共警焉。今复斋陈公师复又为大书此本，实之之箴，明厉峻切，读者已知悚畏，复斋之字，森严清劲，见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当凛然兴敬也。①
  此后，真德秀又将此通俗易懂的四事箴讲解给他在长沙的下属们知晓，原文收入真氏《政经》一书的附录中。原文为：
  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
  抚民以仁：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非仁也。
  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
  为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①
  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再知泉州之时，作《再守泉州劝谕文》《泉州劝孝文》《谕州县官属》（见文集卷四十）。其中，《谕州县官属》在《政经》中题为《谕州县官僚》，文末最后一段为：
  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纲领。而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乃其条目。当职于此，不敢不勉，亦愿诸县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条揭之座右，务在力行，勿为文具。其逐县公吏，有犯上项约束，致招民词，当择其尤者惩治一二。外余并许之自新，人户亦不必论愬。自今约束下日为始，少有分毫违背，断不兼容，黥流断刺，必无轻恕。帖诸县知、佐，石井监镇，知委井榜本州及七县市曹晓示。②
  真德秀的“四事箴”，在当时社会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与真德秀在学术上齐名的魏了翁对此有一评价：“西山所书‘廉仁公勤说’，可以想见其谨独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语足以翊诂训而觉世迷。本无可议，第熟观来书春谷之谕，方谓春贯四时，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以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此已是纲领上有病，且断之曰‘廉则不受欺，仁则不忍欺，公与勤则无任欺，无敢欺’。据某愚见，识得仁字分晓，则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来教，四‘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类，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①一方面，魏了翁对真德秀“律己以廉”的谨独畏知功夫高度赞赏，另一方面，又认为以“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这是在“纲领上有病”，认为这与先儒的“仁包四端”之说不合。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四川蒲江人。后人对他的评价，往往与真德秀相提并论，“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②但恰恰就是这位与真德秀关系密切的魏了翁，却对他的“四事箴”提出了质疑，认为“仁字与廉、公、勤三字等而为四”是纲领上有病。“病”在以先圣先贤的“仁包四端”之说裁度，“仁字分晓，则廉、公、勤”应已在其中。换句话来说，廉、公、勤怎么能和仁并列，且“等而为四”？在此，魏了翁似乎忘记了，朱子的“仁包四德”，包的是仁义礼智这四德。
  “四端”之说，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发端于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从魏了翁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仁包四端”，其实说的应是朱熹的“仁包四德”。朱子说：
  孟子论“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发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无义、礼、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无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见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盖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说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③
  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①
  四德之元，专言之则全体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则指万物发生之端而已，故止于一事。②
  所以，朱熹的“仁包四德”，仁字有两种涵义。一是仁包四德之“仁”，为形而上的本体之仁，即朱熹所说的“专言之”；二是被形上本体之仁所统摄的“仁义礼智”四德，即与义礼智并举的“仁”，即朱熹所说的“偏言之”。此第二义的“仁”是可以与廉、公、勤“等而为四”的。这在朱熹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许多例证。
  比如，朱熹说仁与公：“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③“或问仁与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后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④“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⑤
  说公与廉、公与勤，礼义与廉耻，等等。“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⑥“所谓廉者，为是分得那义利去处。”⑦“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⑧
  公、廉、勤、谨（公平公正，廉政勤政，谦恭谨慎），此即朱熹制定的为官基本守则。其中的“廉”字，他认为是对士人最基本的要求。他说：“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①
  在给弟子传授为宦之道时，朱熹强调“当官廉谨，是吾辈本分事。……（故须）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御吏以法”②。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③。他还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④真德秀的“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四事箴，就来源于朱子的这些思想。
  大体来说，仁、义、礼、智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要求，针对的是普天之下每一行为个体，而廉、仁、公、勤，则是对从政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要求。正如明张悦在《政训后序》中所说：“夫所谓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心也。”⑤而表现在治政领域，衡量“吾心”是否“正”，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廉政、勤政，公平公正公开等等，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尺。所以，也可以说，真德秀的“四事箴”是对朱子“四德说”在治政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
  三、《政经》与“四事箴”在后世的流传
  《政书》问世后，即被各种书籍所摘抄、转载。其中转载率最高的是“真文忠公四事箴”。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种类型。
  1．经历代著名学者的宣传
  如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元胡炳文《云峰集》、明宋濂《文宪集》、黄佐撰《泰泉乡礼》和清宫梦仁《读书纪数略》等诸多典籍的宣传，而广泛为世人所知。其中，勉励赴任官员要认真效法真德秀的《政书》“四事箴”，践履斯言，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如元胡炳文《送知州范朝列序》，文中提到，“昔西山真氏以廉、仁、公、勤四字为官箴，世道不古，吏习益偷，能践斯言几何人哉？乃今于太守范公子诚见之。公初以真定儒选，历仕守台之黄岩，毁淫祠，摧豪富，恤孤穷。政声甲江左。……今官无长贰，咸钦其能，得齐氓之心者，莫谐巨室之意。今民无富贫，咸德其惠，考绩三载者，或无可书。今六、七十日间，而五万人家已蔼然有春意，凡此皆廉、仁、公、勤之效也。”①
  明林文俊《送郑君日进守嘉兴序》：“真文忠公再守温陵，甚有美政，其始终自励及以勉其僚属，不过廉、仁、公、勤四者而已。公去温陵十四五年，及其再至，老稚填聚欢迎如见父母，盖圣贤之泽入民之深，又非汉唐以来循吏所及也。”为此，他劝试说：“日进之为郡也，倘不以公为师，则亦何以言语慕公为哉？”②
  2．地方志的表彰
  如《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真西山祠，在大西门内。宋嘉定中，真德秀出知潭州，以廉、仁、公、勤谕属，以周、胡、朱、张之学训士。后人建祠祀之。”③此外，《泉州府志》《史传三编》等均有相应的内容。
  3．被收入当时传播速度最快，读者面最广的类书
  如晚宋王应麟编纂的《小学绀珠》（卷八）、叶某纂《爱日斋丛钞》（卷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六八）、明代建本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等书之中。其中，尤以《爱日斋丛钞》所载为详，其中的文字，与现存宋本《政经》略有小异，可起到互校的作用。移录于次：
  真希元参政帅长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绎四者之义加详，王寔之迈以南外宗教为之箴：
  律己以廉，曰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余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
  抚民以仁，曰古者于民，饥渴犹已。心诚求之，如保赤子。于戏，入室笑语，饮啮肥，出行敲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余几，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存心以公，曰厚姻娅，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伤暗。
  莅事以勤，曰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而颗粟，皆民力乎尔。供仕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飱，炎汗浃背，日不辞艰，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节，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谓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辜朝寄，而下负民望乎？实之概用公文告之词，及得于游从者，以成四箴。①
  明莆田彭昭编纂《西山政训》，将真德秀“帅湖南，守温陵，于寥属吏民”①谕教之文汇为一编，与《朱文公政训》并行于世。明汀州杨昱撰《牧鉴》，亦仿真德秀《政经》“以经史百家之言有关政治者裒辑成帙”②。
  即使在当代，此四事箴在领导干部廉政建设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中，也是被人们引用频率最高，警醒世人的至理名言。尤其是真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所说的“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此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所独具的穿越时空的现代意义和借鉴价值。
  （本文载《朱子文化》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