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黄榦是朱熹的“四大弟子”（蔡元定、黄榦、刘㷍、陈淳）之一。朱熹讲学之所武夷、建阳被后人誉为“闽邦邹鲁”，朱熹被尊为“南方孔子”，黄榦因之也有朱门“颜（回）、曾（参）”①之誉。在继承、捍卫、阐扬和传播朱子学方面，黄榦倾注了其毕生心血和精力。本文拟从黄榦的生平，及其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两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黄榦生平考述
  黄榦（1152—1221），字季直，一字直卿。因朱熹在诀别时写给他的书信中有“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②诸语，故自号勉斋。父黄瑀，宋高宗时曾官至朝散郎，任监察御史，甚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撰《墓志铭》。③
  1．受学朱门，志坚思苦
  黄榦虽为闽县人，但他的一生与闽北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他长期从学于朱熹，其拜师和学业有成均在闽北。其次，他成家在崇安五夫，是朱熹的爱婿兼高徒。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黄榦多相侍左右。此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定居在建阳，因此，他还是建阳黄氏的始祖。①再次，黄榦在其一生中的后20年走向政界后，还两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在此奉祠家居期间，曾在建阳考亭讲学，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
  乾道四年（1168），黄榦十五岁时，曾游学闽县学者淡斋李深卿、拙斋林之奇之门。淳熙二年（1175），其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清江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对他说：“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②便把他转荐给朱熹。
  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次年（淳熙三年）春朱熹归来。从此，黄榦跟随朱熹刻苦学习，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常通宵达旦。黄榦后来对他的学生说：
  某自拜先生后，夜不设床，记得旧有大椅子，倦时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两月。③
  并撰文回忆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淳淳，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④
  朱熹对黄榦极为赞赏，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⑤朱熹学侣、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逝世，朱熹写信给黄榦说：“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难得十分可指拟者，所望于贤者不轻。”①对其寄予厚望，淳熙九年（1182），把次女嫁给他，馆于五夫里紫阳书堂。
  当时，朱熹已先后担任过南康知军、浙东提举等职，出版了《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周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20多部著作，在政界与学术界均声名日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昏（婚）。”②而朱熹却偏偏看中了这个“家清贫，门户衰冷”③的黄榦，个中原因，正如他在为次女订亲之时撰《回黄氏定书》所言：“直卿宣教厉志为儒，久知为己；……虽贪同气之求，实重量材之愧。”④看中的是黄榦一心向道，“厉志为儒”的决心和才干，从而达到“以吾道所在欲有托也”⑤。因此，朱熹选择黄榦为婿，实际上是选择了他的学术以及事业上的继承人。
  朱熹为什么选择黄榦为其事业上的继承人？这在朱熹平时与友人的言谈中已露出端倪。所言“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⑥，实际上就是对黄榦为人的总体评价。
  所谓“志坚”，是指黄榦“慨然有志于道”⑦，在拜师之日，已立下了继承和阐扬朱子学为己任的大志。淳熙三年（1176），黄榦拜朱熹为师时，已年届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立业成家的时候。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功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所谓“十载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这种现象形象生动的写照。但黄榦却在青年时即“厌科举之业”⑧，不以仕途为意。一直到了绍熙五年（1194），宋宁宗即位，朱熹以捧表恩奏补，黄榦才得到一个将仕郎的官衔。到了次年四月，授迪功郎，得到一个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的小官。即使这样，黄榦还一再推辞，认为“居官未足以行志，而枉费心力于簿书米盐之间，孰若隐居山林讲学问道之为乐哉！”①这时，黄榦已四十四岁，进入了人生的壮年时期。
  所谓“思苦”，是说黄榦在学业上能刻苦钻研。这在黄榦从拜师之时起，“衣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②的学习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所以黄榦的同乡与同门师友杨复才会说“文公心嘉其刚劲坚苦，可与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室，又十年而畀之以官”③。
  2．“代即讲席”，衣钵相传
  从淳熙三年（1175）至绍熙五年（1194），黄榦除遵朱熹之命，曾于淳熙三年赴金华从学于吕祖谦约一年时间，以及曾往返于闽县处理兄丧等家务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相侍于朱熹左右，即使是朱熹外出为官也是如此。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黄榦从行；④淳熙八年十月朱熹被召至京，黄榦从行；⑤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守漳州，黄榦亦相随左右。⑥
  由于黄榦长年跟随朱熹，由此而学问日精。同时，他实际上也是朱熹在学术上的得力助手。如朱熹知南康时，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书十九：
  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向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亦为折中。
  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后，黄榦在此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研究课题。《朱熹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书九：“熹一出三月，归已迫岁。……却是精神困惫，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觉害事耳。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此书信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文中“旧书”未详所指。据《勉斋集·年谱》录黄榦语云：
  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按，指《论语·卫灵公篇》“谁毁谁誉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①①
  文中记载的是朱熹为修改《论语集注》一书殚精竭力，彻夜不眠的工作情景。作为朱熹学术上的得力助手，黄榦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上文实际上是黄榦在协助朱熹担任部分研究课题之时记下的亲身经历。故朱熹的另一门人潘柄曾说：
  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公（指黄榦）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②绍熙二年（1191），朱熹离漳州任后，黄榦则应闽帅赵汝愚之请，暂时离开朱熹，到福州执教于登瀛馆，后又移塾于叶氏悦乐堂和城东古寺。《朱熹集》中有“近来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说，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者”①之语，所谓“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即通过教学，引导青年心向正学，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
  绍熙三年（1192），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竹林精舍，黄榦在此担任了部分教学工作。《文集》续卷一《答黄直卿》书七八：“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②所谓“挂牌秉拂”，即《宋史·黄榦传》中所说的“请直卿代即讲席”。如绍熙四年，南城包扬率其生徒14人来竹林精舍就学，包扬请朱熹讲解《论语·有子》章，③而朱熹却指定黄榦为之代讲。他说：
  直卿与某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子（仔）细。数年在三山，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④于是黄榦为之宣讲“此章之指，复历叙圣贤相传之心法”⑤。
  绍熙五年（1194），竹林精舍经扩建，改名为沧洲精舍，据《勉斋集·年谱》，时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庆元年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八六云：“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朱熹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书十二云：“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
  庆元年间，朱熹编《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以《丧礼》《祭礼》二编嘱黄榦为之，《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载胡泳录云：“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勉斋集·年谱》则载：“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文公尝与先生书云：‘所喻编礼，次第其善’。又云：‘千万更与同志勉励，究此大业。’又云：‘将来送彼参订，修归一涂。’又云：‘此事异时直卿当任其责’，其他往复条例，文多不能尽载。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焉。然《集注集传》乃此书之旧名，自丙辰丁巳以后累岁刊定，讫于庚申，犹未脱稿，而先生所分丧、祭二礼犹未在其中也。”
  但据《宋史·黄榦传》载，“朱熹及编《礼书》，独《丧》《祭》二礼属榦，稿成，熹见而喜曰：‘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实际上，此书在朱熹生前并未完稿，一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①故《宋史·黄榦传》所载于此有误。
  对黄榦在朱门的地位，清代的宋学大师张伯行后来评价说：“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②
  庆元四年（1198），朱熹在病革之际，将深衣及所著之书授予黄榦。所谓深衣，是古代士大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衣与裳相连，前后深长。朱熹将深衣传与黄榦，其中含有“衣钵相传”的寓意，实际上也是勉励其将他开创的理学事业继承下去并为之发扬光大。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逝于考亭，黄榦日行百里从闽县赶至建阳为其护丧，并持心丧三年。
  3．历官州县，政绩显著
  朱熹逝世后的第四年，即嘉泰四年（1204），黄榦被起用为嘉兴府石门酒库监管。开禧元年（1205），两浙运判詹徽之感到黄榦是一个人才，而仅任一个酒监则未免屈才，遂以其“存不矜之心，为有用之学，屈在筦库，未究所长”①为由荐之于朝。这时，权奸韩侂胄欲以对金人用兵来巩固他所窃取的高位，以吴猎为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征求黄榦对战局的看法，黄榦认为不宜仓促用兵，而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必败。吴猎素敬重黄榦的名德，于开禧二年五月将其辟为府中慕僚。
  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黄榦所料。开禧北伐拉开序幕后，宋军在初战得到几次小胜之后，不久，淮北及西路诸军均节节败退，金兵挥师渡淮南下，与宋军形成对垒、相持的局面。于是，当初一力主战的韩侂胄又急忙遣使议和，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这个在庆元年间（1195—1200）兴风作浪，靠陷害和打击道学人物起家的人终因北伐失利而被杀，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大臣史弥远取而代之，成了当朝宰执。出于其政治上的需要，史有意推崇并逐步起用了一些道学人物。这时，正好江西提举赵希怿、抚州知府高商老同时荐举黄榦，认为他“禀资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绰有余才”②。于是，史弥远顺水推舟，黄榦由此而当上了江西临川县令。
  嘉定元年（1208）正月，黄榦来到临川任上。临川地大民众，号称难治，自乾道年间（1165—1173）赵善誉任县令以来，四十余年无贤令尹，以至积讼成山。黄榦到任后，“每日裁决，观者如堵。”③黄榦剖决如流，每决一事，众皆叹服。次年，临川遇上旱荒和蝗灾，民艰于食。黄榦为之平粮价，宽征敛，民赖以安。政事之余，郡守以礼请黄榦到郡学讲课，黄榦以“四德四端之要”为题讲解和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这年三月，又在临川建成县学。
  嘉定五年（1212）五月，黄榦被调任为江西新淦县令。县民已习知黄榦在临川的政绩，闻其来任邑令，皆奔走相告，欢声不置。黄榦到任后，“尽心毕力，穷究弊源”，①抚恤困穷，不畏强御，经理财赋纲运，整办理断民讼，人罕再诉。当时朱熹的另一位门人长溪（治所在今福建省霞浦县）人杨楫任江西运判，延请黄榦讲学于隆兴（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东湖书院，黄榦为书院诸生讲解了《中庸》一书中的有关章节，阐释了朱熹集注此书的观点。
  嘉定六年（1213）九月，黄榦被命为安丰军通判，次年二月改调建康府通判。宝谟阁学士利州路安抚使刘甲、兵部侍郎李钰均一力荐举黄榦，以为他“学有渊源，行有根本，忠孝窃于许国，信义长于使人。其材足以济繁难，其节足以临缓急”，“可当大任”。②于是，于这年九月被命为汉阳知军。
  汉阳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一带，开禧北伐之后，这里成了宋金边境。黄榦到任的第二年（嘉定八年，1215），值大旱岁饥，他竭力为荒政，发常平以赈。旁郡饥民闻讯，辐凑而至者惠抚均一，民大感悦。政事之余，黄榦又于郡治后凤栖山构屋，建凤山书院，招纳四方学者。又立周敦颐、程颐、程颢、游酢、朱熹五先生祠，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欲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③，为阐扬朱熹的理学思想不遗余力。黄榦心中十分明白，朝中的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可以容纳部分理学家参政议政，但并不意味着朝廷已为在“庆元党禁”中含冤蒙垢的理学人物彻底平反。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在其位要谋其政，他要招募士勇，巡城视防，反击金兵的侵掠。而修城、赈饥、听讼等杂务纷陈，占据了他的大量时间。为了更好地阐扬道统，确立朱熹学说的道统地位，还有许多未竟之业需要他去完成。因此，从嘉定八年（1215）六月起，他一再上疏乞祠。当时，湖北漕使上疏一再挽留，对其知汉阳军的政绩赞不绝口。疏中说：“自黄知军有奉祠之请，阖郡士民皇皇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④然而，为了阐扬朱子之道统，黄榦还是毅然再三请祠，终于在这年十二月旨下，准其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冲佑观坐落在武夷一曲大王峰下，是历史上著名的道观。两宋时期，朝廷为了安置闲官冗员，以佚老优贤，在全国十二处道观置提举或主管官员，武夷山冲佑观乃其中之一。按照宋代的宫观制度，任者可以从便居住，不到任所而领取俸禄。奉祠家居，使黄榦得到了一个能够专心致志地阐扬朱熹思想的机会。在此之前，黄榦的师祖刘子翚，老师朱熹，以及吕祖谦、张栻、陆游、辛弃疾、叶适、魏了翁、彭龟年等一大批学者名流均先后担任过冲佑观的提举或主管，此次朝廷命黄榦主管冲佑观，正好遂其所愿。
  嘉定九年（1216）四月，黄榦回到了阔别数载的建阳考亭。消息传出，诸生从学于竹林精舍者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文公行状》。七月，又建环峰精舍于县治之西，授徒讲学。又命长子黄辂、三子黄輹定居于此，后子孙繁衍，发展成为建阳的一个大姓。今存《潭溪书院黄氏族谱》。
  作为朝廷而言，黄榦此次奉祠并非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然不会令其长期闲着。黄榦主冲佑观一年后，又于嘉定十年（1217）二月任黄榦为安庆知府。黄榦力辞不允后，于是年四月到任。在安庆，他积极筑城备战，并上书两淮制置使李钰，力论史弥远擅权，边备废弛，百姓受祸。尽管诸务纷杂，而其崇儒讲学未尝少辍，晚则入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嘉定十一年六月诏下，令黄榦赴行在奏事，黄榦屡辞不就。监察御史李楠害怕其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遂奏罢之”。①这年十一月旨下，又令黄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命下之时，黄榦已入庐山访同门友李燔、陈宓，并于白鹿洞书院讲学。次年四月，黄榦回到闽县老家，置书局于寓舍及城南张氏南园，开始重修《仪礼经传续卷》，四方生徒会聚于此，讲解朱熹的学说。并构书楼，以建阳“云谷”命名之，以示不忘先师之训。嘉定十三年（1220），以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退休）。
  这年春季，在闽县北山匏牺原建高峰书院，专事讲学。夏季，《仪礼经传通解续卷》和《孝经本旨》成书。次年正月，几经反复修改的《朱文公行状》终于定稿。黄榦在了却了他的这个最大的心愿之后，于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溘然离世，享年七十岁。当时，为之送行的“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皆衰絰菅履，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①。宋理宗即位后，于绍定六年（1233）追赠黄榦为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诏谥“文肃”。著作除《仪礼经传》及《续卷》外，另有《勉斋集》四十卷行世。
  二、黄榦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者，黄榦在捍卫、阐扬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促进朱熹理学的北传三个方面。
  1．讲学书院，弦歌不绝
  朱熹的一生，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考亭学派，都是在各地书院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由他创建、修复，以及讲学过的书院大大小小有数十所之多。②
  黄榦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绍熙、庆元年间朱熹在世时，黄榦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已有“代即讲席”和在福州聚徒讲学的教学实践。朱熹不幸逝世后，黄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袖朱门”的职责，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无论是在历官州县期间，还是奉祠家居之时，每到一处，黄榦或讲学于书院，或执教于郡学，将朱熹的理学思想通过书院这个阵地传播四方。
  黄榦创建的书院有建阳潭溪精舍（庆元二年，1196）、汉阳凤山书院（嘉定八年，1215）、建阳环峰精舍（嘉定九年，1216）、闽县高峰书院（嘉定十三年，1220）四所书院；并创设临川县学一所（嘉定元年，1208），使之成为与临川郡学并立的两所官学。黄榦生平讲学过的书院先后有建阳潭溪精舍、隆兴东湖书院、汉阳凤山书院、建阳考亭沧州（竹林）精舍、闽县高峰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建阳环峰精舍七所书院；以及临川郡学、临川县学、新淦县学、汉阳军学、安庆府学等五所官办学校。留传下来的讲义有《临川郡学讲义》《隆兴东湖书院讲义》《新淦县学讲义》《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安庆郡学讲义》《南康白鹿洞书院讲义》《汉阳军学孟子讲义》等。教学内容广泛涉及《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
  如嘉定二年（1209）在临川郡学讲论“四德四端之要”；五年（1212），在东湖书院讲论《中庸》第四章；八年（1215），在汉阳军讲论《孟子讲义》。政事之余，每逢一、六日，即每隔五日则到军学和凤山书院讲学。嘉定十年（1217）一月，在福州法云寓居，与门生订立《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各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①
  黄榦在各地讲学期间，撰写的记文有：嘉定七年（1214）十月，在汉阳军任上撰写了《徽州朱文公祠堂记》②，阐扬理学“道统之传历”；嘉定八年（1215）二月，撰《鄂州州学四贤堂记》③，阐明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学术渊源；嘉定九年（1216）正月，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记》④，记叙周、二程、游（酢）、朱熹五先生的学术成就，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嘉定十年（1217）三月，撰《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①，记叙朱熹、朱在父子相继修复白鹿洞书院的事迹。
  2．存统卫道，精撰《行状》
  黄榦一生最主要的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并使这种道统地位的观念逐渐从思想界走向政界，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承认和接受。他在其主要于两次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期间撰成的《朱文公行状》中，高度概括了朱熹一生“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坎坷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②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由唐代韩愈、李翱发明，并经北宋二程，南宋刘子翚、朱熹等所接受并进一步阐发的道统心传说，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史称“道统论”。刘子翚的《圣传论》则认为，这个道统的传承方法是“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而黄榦则将这个道统下延至周、张、二程和朱熹。他说：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③
  道统的观念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他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①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有诗句说：“往古来今几圣贤，都从心上契心传。”②所言也是此意。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
  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五（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是宋代理学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雍世》：“居敬而行简”；“穷理”则是理学家的认识论原则，出自《易·说卦》：“穷理尽性”。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④“克己”也是儒家的修养方法，源于《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意为以仁德克制自己，使之合于礼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云：“克者，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存诚”则源于《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朱熹则认为“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⑤。“存其心，则能养其性，正其情。”⑥
  总而言之，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3．朱学北传，厥功甚伟
  黄榦的另一贡献是促进了朱熹理学的北传。《宋史·黄榦传》载其在各地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黄榦的著名弟子有何基、赵师恕、饶鲁、董梦程、蔡念成、叶士龙、熊刚大等数人。其中何基与其兄何南坡、叶由庚、方镕并称“北山四先生”。何基开创了金华北山学派。王柏、金履祥、许谦、揭傒斯、方逢辰等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榦任江西临川知县时，何基的父亲为县丞，何基因得以与其兄均从黄榦学。“勉斋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指何基）悚惕受命。于是砥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义理之自通。”①清人全祖望认为：“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②
  黄榦的另一高弟饶鲁，开创了鄱阳双峰学派，门下弟子有程若庸，曾任武夷书院山长。此后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清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之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黄榦高弟董梦程，是黄榦学侣董铢之侄，“字万里，号介轩。鄱阳人，槃涧先生铢从子也。初学于槃涧与程正思，后学于勉斋。”④董梦程则开创了鄱阳介轩学派，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为了加深理解黄榦促使朱熹理学北传的学术意义，在此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理学南传”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就中华文明总体发展而言，其源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北方一带，而南方相对开发较晚。这是因为福建僻处东南一隅，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区。到了北宋时期，南方一些有志之士为扭转这种落后状况，纷纷投入倡道于河南洛阳的大儒程颢、程颐门下。其中最有名的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二的建阳游酢和将乐杨时，以及崇安胡安国等人。他们倡道东南，在武夷山阐扬理学。后经杨时传道延平罗从彦，罗从彦传延平李侗，李侗传朱熹，集其大成。程朱理学此后不久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朱熹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考亭学派”或“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其重心最终由北方转向南方，由“北孔”而“南朱”，产生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这便是理学南传的历史背景，武夷山因此有“道南理窟”的称誉。
  两宋时期，理学入闽后，程朱理学在福建得到迅速发展；相反，由于与南宋对峙，在地处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却沉寂了下来。这与金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对代表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儒学不了解有关。而黄榦在临川、安庆，尤其是在地处宋金边界的汉阳讲学，开创书院，广招门人，这就为朱子学的北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门人弟子的日渐增多和理学书籍的四处传播，以及此后门人弟子的代代相传，就为朱子学逐渐北传播撒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从而撑起一片理学的绿荫。果不其然，犹如游酢、杨时等人当年促使理学南传一样，黄榦之促使“理学北传”到了宋末元初终于得以最后完成。清人黄百家说：
  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①
  文中提到的赵江汉即宋末元初的著名理学家赵复。他是荆湖北路德安府人，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破德安，赵复欲以身殉国，被姚枢所救，礼送至燕京，讲授理学。后赵复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许衡、刘因、郝经等一大批名儒均出于其门下。故后人评价说：“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②
  对赵复的师从关系，一向缺考。《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也仅称其为“程学朱学续传”。曾有人认为，赵复是南宋名儒真德秀的门人，③但无确切史料证明，记载真德秀学案的《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中亦只字不提。可见，赵复与真德秀一样，都只能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赵复的崛起，与黄榦当年在湖北传播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榦的讲学地汉阳军，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赵复所在的德安府，治所原在安陆，从宋咸淳（1265—1274）以后曾徙治汉阳。安陆与汉阳，两地相隔不远，南宋时曾属同一地区。赵复与黄榦虽然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从他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到创立自己的学派，均在黄榦当年在此地讲学之后不过20年而言，黄榦在汉阳军讲学为宋嘉定七至八年（1214—1215），而赵复被礼送至燕京，事在端平二年（1235），其学术渊源是很明显的。
  无独有偶，元初与赵复齐名的理学家窦默，避兵南逃德安，孝感县令谢献之授之以“伊洛性理之书。先生（指窦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④。窦默为河北肥乡（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南宋时，河北为金朝统治之下，故生活于此的窦默“昔未尝学”程朱“性理之书”，后至黄榦过化之乡德安，方得书而始学，并由此成为理学名家。后元军攻破德安，他也应召至大名，与姚枢、许衡等传播朱子理学。
  赵复、窦默等理学家的相继入仕，成为黄榦之后促使程朱理学北传的后继者，他们与黄榦的另外一批活跃在南方的续传弟子如吴澄、胡方平、董鼎、金履祥等共同努力，为朱子学成为元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元皇庆二年（1313），元朝廷还颁发政令，以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建阳蔡沈的《书集传》，崇安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本。而这一切，其起因，追溯源流，均与黄榦密切相关。故高令印教授称“黄干（榦）是朱子学盛行于元代全国之桥梁”①。
  从杨时、游酢拜师二程门下，携河南洛学之火种南传，到黄榦继承朱熹的事业，携福建闽学之良种北播，体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渊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而黄榦促使理学北传的历史功绩，过去很少提及，罕为人知。故应大书特书，使之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学术思想上，黄榦在固守师说的同时，以更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阐发朱熹的思想。如他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②这就将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发展成为黄榦的有体有用论，而其大旨，最终又归结到朱熹的“理”——以太极为世界本原的理学思想体系之中。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王遂说：“公（指黄榦）游文公之门，为后进领袖。讲说著述，世多传诵。人以为学明东南，文公之功为大，公之力居多。”③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①清全祖望认为，“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一人而已。”②
  （本文系2000年10月武夷山“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