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观书有感》
  作为南宋“理学诗派”最著名的代表作，朱熹的这首诗堪称脍炙人口，广泛地被人们所熟知，且往往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被人们所引用和发挥。但从古至今，人们解读此诗，或从字面上予以直解，或从意象上加以引申，而对其本义却很少加以探究，从而造成今人对“半亩方塘”究竟是在福建尤溪、武夷山五夫，还是在江西婺源、浙江淳安？这一类不必要的考据和争论。实际上，朱熹这首诗并非写实而是说“理”；诗中的“半亩方塘”“源头活水’均有其极为深刻的理学意蕴，与其理学心性论、本体论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朱熹的心目中，“半亩方塘”和“源头活水”是一个哲学理论上的问题，而并非某一实地或实物的指谓，后人对此尤其是对“半亩方塘”作为朱熹的“文化遗址”究竟在何处的诸多争论和考证，无不显得牵强附会，堪称“可怜无补费精神”。
  要说清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朱熹写作此诗的学术背景。
  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朱熹此诗写于乾道二年（1166）秋在五夫里家居之时，其时他三十七岁①。他在给他的学生同安许顺之的书信中提到此诗：“秋来老人粗健，心间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工夫处。……更有一绝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②这首诗的写作，是朱熹在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重大飞跃之后的形象化的表露。而这一次飞跃，与其师李侗的授受有关。这就是理学史上著名的“中和”问题。
  源自《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问题，也被称为“已发”“未发”问题，是一个曾经困扰过朱熹的疑难问题。李侗传给朱熹的，是默坐澄心，于静中体验未发。李侗逝世后，朱熹仍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而不得其解。通过长期的思考和向曾从学于胡宏的张栻请教，他似乎已然明白，得出的结论就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他认为，人从一出生开始，自婴儿一直到老死，心总是有所活动，无时无刻都处于已发状态。所以心是已发，性是未发。性是体，心是用。已发之心是未发之性的体现，而性则是心进行活动的依据。这是朱熹对已发未发问题的第一次认知，史称“中和旧说”，因事在乾道二年丙戌（1166），故又称“丙戌之悟”。
  “中和”问题是理学家心性哲学的重要范畴，探讨这一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修身进德提供一个理论依据。而湖湘学派主张“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与他们所提倡的“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是一致的；但与李侗所教给朱熹的“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③则截然不同。朱熹的“丙戌之悟”是其深受湖湘学派胡宏、张栻的影响而产生的。
  与中和旧说相对应的是中和新说，因诞生乾道五年己丑（1169）春，故又称“己丑之悟”。中和旧说产生后不久，朱熹意识到此说有误。因为将人的本性看作未发，似乎它也有“已发”的时候，这就混淆性与心这两个概念。中和新说的主要观点就是性不是未发，而心有已发和未发两个阶段；心“思虑未萌”之时是未具体思考的阶段，是未发；心思虑萌发之时，即有了具体思考的阶段，是已发。
  朱熹的“半亩方塘”诗写于中和旧说产生之后，新说产生之前，其内容，与新说可以说既无关也有关。说无关，是因为其时新说尚未产生；说有关，则是因为此诗所描写的是朱熹心性学说中所提倡的修身涵养的“主敬”说。这与后来产生的中和新说密切相关。
  在修养工夫上，朱熹也否定了湖湘学派所主张的“先察识，后涵养”之说，而代之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是因为“先察识后涵养”，只在已发之心上用功，缺乏心未发阶段的一段功夫，即少了静中涵养。他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①
  中和新说确立后，修养方法的修正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修正，朱熹前后用了数年的时间进行探讨，最早就开始于中和旧说产生的丙戌之年。其最终结果是，他越过胡宏、李侗乃至杨时，直接从程颐那里取得“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其主敬致知、修养心性的“学问大旨”，使其成为中和新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不久，朱熹又将此进一步明确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简称“居敬穷理”，成为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修养心性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原则。
  静中体验未发之“中”，本是龟山道南学派杨时开创的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他说：“《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②在杨门众多弟子中，罗从彦是杨时此说的忠实实践者和传播者，曾入罗浮山静坐，体验未发气象，又将此说传授给李侗。故朱熹描述李侗的治学功夫是：“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①这种体验功夫，被李侗概括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传授给朱熹；朱熹将此称为是“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②。后人黄宗羲则将此视为“明道（程颢）以来下及延平（李侗）一条血路也”③。
  这条“血路”，实际上是一种偏重神秘的内心直觉体悟，常人一般不易把握，故偏重于理性的朱熹并没有朝着这条“血路”继续前行，而是仅对师传的“指诀”作了一般性的了解后，在此拐了一个弯，从程颐那里借得一个“敬”字，取代了师传的“静”字，提出了读书穷理、居敬持志的知行并重的修养方法。此举被陈来先生称为是“一改道南传统主静、内向和体验的色彩，使得道南在南宋发生了理性主义的转向，……而李朱授受之际，正是理解这一转向的原初契机”④。
  概而言之，朱熹的源头活水诗，实际上就写于这种“理性主义转向”的探索阶段并豁然有得之时。诗中的方塘，指的是“心”，而将心比作“鉴”——镜子，这在朱熹本人的言论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朱子语类》载：
  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像，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若先有一个影像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若事未来，先有一个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心在这里，及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事到来，又以这心相与衮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这里，如何得正？⑤
  如镜中先有一人在里面了，别一个来，便照不得。这心未有物之时，先有个主张说道：“我要如何处事。”才遇着事，便以是心处之，便是不正。①
  经文所谓致中和者，亦曰当其未发，此心至虚，如镜之明，如水之止，则但当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②
  未发之前，人心必须保持如一面“湛然虚明”的镜子，待得已发之时，事物之来，方能照出，即分辨出“妍丑”——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否则，人心在未发之前，已“先有个影像在”，即“先有一个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心”，而外界的“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事到来”，与人心中原有的“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心”会合，人心便“失其正”。所以，朱熹认为，人心未发之前的涵养，就是先要正心，保持心的湛然虚明，这种涵养工夫就是“敬”。他说：“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③“平日涵养本原，此心虚明纯一，自然权量精审。伊川尝云：‘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④因为敬是未发之前的涵养工夫，所以是“直内”；义是已发，即思考或处置具体事物的原则，故称“方外”。这种“内”“外”之别，实际上就是人在修身进德之时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朱熹往往又将其视为同一件事的两面。他说：“敬、义只是一事。如两脚，立定是敬，才行是义；合目是敬，开眼见物便是义。”⑤但从根本上说，以敬义为内外双修的原则，是为了化人心为道心，存天理以灭人欲，故天理才是洗涤人心中一切不正当欲望的“源头活水”！所以他说：“以理为主，则此心虚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许沙土便见。”⑥这一泓清水，就是朱熹诗中“清如许”的“半亩方塘”。获得天理、天道的途径何在？朱熹认为，必须通过读书明理和主敬修养才能获得。其主要途径就是读书学习，学习圣贤留传下来的经典。因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①。而圣人之心，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求诸经典，便是明天道、天理的途径。故朱熹所说的“源头活水”，实际上指的是天理，以及明此天理的儒学典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把这首诗的主旨归纳为：朱熹把明天理的儒家经典比作“源头活水”，而要保持“心”这面湛然虚明的镜子，有如澄澈的“半亩方塘”，就必须通过学者不间断地努力，通过主敬穷理的方法，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引入儒学圣人的清澈明澄的源头活水，从而保持“心”的明净，进而达到正心穷理，人心与道心合一、人道与天道合一的至高境界。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首诗的题目《观书有感》时，就会越发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解释，也许才是与朱熹写作此诗的本意——“观书”相吻合的。显然，朱熹在此所说的“书”，并非是泛指所有的书籍，而是特指儒学经典。为了“为往圣继绝学”，以理学思想重新诠释孔孟的原始儒学，故朱熹所“读”之“书”，大多是儒学典籍，而离开这些儒学典籍，理学思想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心这口“半亩方塘”就会面临枯竭！这也正是朱熹一生为集注《四书》，为《诗经》传注，求《周易》之本义，解《礼经》之奥秘的强大动力之所在。
  （本文系2007年4月6—11日厦门大学“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朱子学与闽台文化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修订稿刊于《朱子文化》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