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国旅游文化源远流长。《诗经·国风·驷〓》中已有“游于北园，四马既闲”的诗句。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墨子载书南游，纵横家苏秦早年奔走于六国之间；西汉司马迁青年时出游大江南北，考察风俗，搜集传说，寻访古籍，为写作《史记》积累资料等，都是历史上较早的与旅游有关的史实。
  《论语·先进》篇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记述孔子与其四个弟子围绕着各自的志向进行的一场谈话。其中子路、冉有、公西华或表达治国安邦、施行礼、乐教化的宏愿，或表达愿为宗庙司仪的志向，惟曾点语出惊人：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在春回大地、桃红柳绿之际，与一群青年人，沐浴着无限明媚的春光，或纵情嬉戏，或载歌载舞。曾点在此描绘了一幅欢快的游春图，孰料话音刚落，“夫子悄然叹曰：‘吾与点也。’”
  一部《论语》，说的多为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孔夫子平日教导学生，也多为治国安邦的理想，在此却对曾点愿意悠闲自在地去旅游的观点点头表示赞许，这让后人很难理解。对此，朱熹点评说：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处，从容如此。……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①
  在朱熹看来，对“曾点之学”，不能仅仅作为一次普通的游玩来看待，而应提升至某种具有其特定含义或象征意蕴的层面来认识。这个层面，就是构成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朱熹是我国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最主要的哲学观点就是“理本论”，即以“理”为世界的本原，所谓“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②。这个理，寓于大千世界之中，虽然表现为千差万别的事物，但究其根本，又同归于一理，即所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③。故他认为“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④，将这样的观点推导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其途径就是要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念，关爱一切生命，达到“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朱熹对“曾点之学”的评价，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在这里，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消失了，朱熹所极力要“灭”的“人欲”消除了，胸中一切凡尘杂念被清新的大自然气息所涤荡一空，达到“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的理想效果，但见“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完全统一的境界。朱熹又借用北宋儒家学者程颢的一句名言“万物各遂其性”来描述这样一种境界。他说：
  明道云：“万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承“尧舜气象”。且看暮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处。尧舜之心，亦只是要万物皆如此尔。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①
  在朱熹看来，程颢的“万物各遂其性”的“万物”，既包括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和植物，也包括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与此是相通的。应该说，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认识到是一回事，是否能够达到又是另一回事，故朱熹又说：“曾点已见此道理了，然后能如此，则体用具备。若如今恁地说，则有用无体，便觉偏了。”②也就是说，如果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才是有体有用，体用兼备之儒。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加强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沟通，则是儒家学者所坚持的儒学理念之一。而这种认识和沟通的方法，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旅游是其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的知识，陶冶情操，提升道德观，并加深对儒学本体论的认识。对此，儒学祖师孔子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著名观点。因此，子路等三子言志，不为所许，而曾点之言，却得到他的赞赏。朱熹对此的解释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③
  仁，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其基本含义是爱人，即“仁者爱人”。对己而言，其要求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社会而言，重视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孔孟儒学的人生价值观，故“仁者”是儒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朱熹对其评价为“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崇高品德有如巍峨高山，令人仰慕，故曰“仁者乐山”。司马迁曾引用《诗经·小雅·车辖》的诗句赞颂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①也是以高山来赞颂孔子的崇高人格，从此，“高山景行”成为后人称颂孔子的专用词。
  智，也是儒家的道德观念之一。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智就是知仁，故为“不惑”，朱熹称为“达于事理”。仁者兼具仁、智、勇三项品格，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有如“周流无滞”的流水奔腾向前，故曰“智者乐水”。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几乎都是教育家。孔子、孟子、荀子是教育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直到朱熹，都是教育家。广招弟子、升帐讲学是他们传播儒家学说的主要方法。前面说到，“仁山智水”的“曾点之学”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表现在这些教育家那里，旅游往往就和率徒聚众讲学结合在一起，称为“游学”。
  作为中国历史上前后交相辉映的两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和朱熹，都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实践者，经常与其门人弟子优游于林泉山水之间，寓讲学、教化、启迪于游乐中，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这与《礼记·学记》中所说的“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的思想是相合的。孔子本人，也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说法。朱熹于此注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②这里的“游艺”，指的虽是礼、乐、射、御、书、数等所谓杂学，但显然也应包括优游林泉在内。从孔子的教学实践看，他率领诸生周游列国，虽是为了推行其政治主张，但也是一路讲学。他的《论语》中就有许多内容是其弟子在游学途中所记，如《阳货》篇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路》篇记“子适卫，冉有仆”等即是。《孟子·尽心上》则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说明登山临水已是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一位将旅游与讲学活动紧密结合的大师。绍兴二十三年（1153），他在官同安主簿期间，曾往安溪按事三日，沿途被安溪秀美的自然风光所感染，使其恍若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武夷山。为此，他写下了《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安溪三日按事未尽》《安溪书事》等纪游诗（均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并于西风庵留有题词。明正德间邹鲁《改建朱文公书院记》云：“绍兴中，我晦庵朱夫子来簿同安，时以按事留县三日，极爱县之泉石奇峭，谓绝类建、剑山水佳处，往往发泄于吟咏之间。尝于庵题句有云：‘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①
  朱熹在建阳、武夷山等地讲学，附近风景最佳处有武夷山、百丈山和庐峰云谷等地。乾道、淳熙年间，朱熹经常率门人在这几处游学。如乾道六年（1170），与建阳丘子服游庐峰；淳熙二年（1175）七月，率门人从崇安五夫出发同登建阳云谷山；淳熙五年（1178）七月，与弟子廖德明、刘淳叟、方士繇、刘彦集等登天湖，并与蔡元定等相约在云谷讲学。淳熙十年（1183）四月，他在集武夷山水之精华的五曲大隐屏下创建了著名的武夷精舍，在此聚众讲学。其友人韩元吉记朱熹这一时期的讲学活动云：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潇洒啸味，留必数日。②
  武夷精舍的主建筑名“仁智堂”，朱熹自称为堂主，所撰《武夷精舍杂咏》其二《仁智堂》一诗云：
  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
  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①
  诗中叙述了堂名的由来，自谦还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乐山”的“仁者”和“乐水”的“智者”的境界，但自己是个酷爱山水的人，愿永同武夷苍崖碧洞作伴，日日登山临水。事实也是如此。写这首诗之后的八年，即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1190），朱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武夷精舍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研究。这里成了朱熹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和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其门人弟子登山临水、陶冶性情的绝佳场所。
  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不久，朱熹即率门人吴楫等赴一曲武夷山冲佑观岁寒轩讲学。朱熹《文集》卷九有《次公济精舍韵》五律、《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七律一首，即作于此次讲学之时。
  淳熙十一年（1184）仲春，朱熹与门人游九曲溪，写下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其通俗而又典雅的风格，回环往复的旋律，以及浓郁的武夷民歌特色，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为之唱和。朱熹的《武夷棹歌》也因九曲船工的代代传唱而经久不衰，至今家喻户晓。
  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朱熹还率门人对武夷“船棺”“虹桥板”进行实地考察。他对武夷山向来众说纷纭的武夷君的来历进行推断，认为“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②。推断武夷君乃远古时期的部落酋长，并驳斥了两岸“船棺之属”系仙人葬处为“诡妄不经，不足考信”的无稽之谈。此说对引导门人科学地分析、认识武夷山远古的历史和传说，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期，朱熹还率门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通过对学者的互访，扩大了本学派的影响。如淳熙十年（1183）十月至泉州，与友人泉州名士陈知柔游当地名胜莲华峰、九日山等，留有诗作。十一月到莆田访陈俊卿。陈俊卿之子陈实、陈守、陈宓，孙陈址均于此时从学于朱熹。淳熙十四年（1187），又与门人王遇、陈孔硕、潘柄、黄子方等同游鼓山。今鼓山涌泉寺后山仍存此次纪游的摩崖石刻。题刻原文：“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
  朱熹出访各地，给武夷精舍讲学影响最大的，不仅吸引了一批门人弟子在出访途中即拜师门下，而且还有许多各地的门人闻风赴武夷。其中如莆田名儒林光朝的从子林成季，莆田方壬、郑可学；邵武吴寿昌、吴浩父子，长溪杨楫，惠安张巽、浦城杨道夫、仙游傅诚、闽县郑昭先，光泽李方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壮祖兄弟等数十位弟子，均在此前后赴武夷精舍从学。
  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还将朱熹率弟子优游武夷林泉之下，与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巅相提并论，揭示古代教育家“志于道”与“游于艺”二者之间的关系。文曰：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外若畸人隐士循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对，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岂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①
  在此前后，朱熹在南康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建阳考亭沧州精舍等处讲学，旅游与讲学相结合这种形式始终不废，乃至门人赵师恕曾有这样的高论：
  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①①可见，在朱子门人中，旅游与交友、读书同等重要。对朱熹的游学实践，钱穆先生曾有一段很好的描述。他说：
  朱子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复有卜筑之趣。朋徒四集，讲学不倦。……《文集》卷九有《云谷二十六咏》及《云谷杂诗》十二首。盘桓唱叹，若不能已。是诚所谓糜鹿之姿，林野之性。在其胸中，一若无世间尘俗之可扰……综观朱子一生，出仕则志在邦国，著述则意存千古，而其徜徉山水，俯仰溪云，则俨如一隐士。其视洙泗伊洛，又自成一风格。此亦可以窥朱子性情之一面。凡穷心朱子多方面之学者，于此一番遁隐生活，亦深值潜玩也。②
  朱熹携门人游学，一是通过登山临水，接触各类事物，来体察天下万物之理，感受“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理学思想。因此，游学也是他所提倡的“格物致知”的途径之一。如他通过登山考察后告诉门人：
  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①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②
  高山无霜露，却有雪。某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并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群山仅露峰尖，烟云环绕往来，山上移动，天下之奇观也！或问：“高山无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气渐清，风渐紧，虽微有雾气，都吹散了，所以不结。若雪，则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处雪先结也。”③上引第一条由高山有螺蚌化石，推断地质的演变；第二条推论地表的形成，涉及地质构造学的原理；第三条因登云谷山，感悟霜、露、雨、雪的成因。所言均涉及朱熹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从《朱子语类》来考察，朱熹在教学中这一方面的言论还有很多，涉及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多与其从登山临水中所获取的知识密切相关。
  二是通过游学，感受大自然的美景，陶冶性情，并在相互唱和往来中领悟大自然中蕴含的哲理，让世俗中沽名钓誉的词章之学一变而为师友门人相互唱和、增进同门之谊，及阐发其理学思想的利器。如朱熹《云谷二十六咏》中的《草庐》一诗：
  青山绕蓬庐，白云障幽户。
  卒岁聊自娱，时人莫留顾。④
  寥寥二十字，却向门人阐发了这样一条哲理：传道卫统、阐发义理的事业注定是一项寂寞和充满艰难的事业，与沽名钓誉的“时人”无缘。所以，他在《七月六日早发潭溪夜登云谷》一诗的结尾谆谆告诫门人：
  寄语后来子，勿辞行路难！①
  朱熹从登临攀援的艰难中，劝示门人必须立下攀登学术高峰的雄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管是生活、学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故在后来的“庆元党禁”乌云压顶的逆境中，其门人大多能坚持操守，坚定地站在其师一边。这与朱熹日常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诗文之外，朱熹的一些专著的写作也与游学有关。如《西铭解义》一书，最初的写作起因，就与朱熹率门人登云谷山有密切关系。他曾对门人叶贺孙说：“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各亦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迄逦便作《西铭》等解。”②北宋儒家学者张载的《西铭》是一篇“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的著名论文。他在文中宣称；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③他将天地乾坤视为人的父母，以此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天地之气构成我的身体，天地的精神构成我的本性，宣称人民大众均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我的同伴。这样一种普爱众生、泛爱万物的思想，是对孔子“仁者爱人”、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朱熹与其门人在登山临水的游学过程中，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对此有了某种深切的感悟和升华，从而促使其开始写作《西铭解义》一书。则“游学”之“游”，对“游学”之“学”的促进作用，于此可见。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曾指出，“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想武夷山水的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①所言已揭示了游学在朱熹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作用。他又引清初安溪学者李光地的话说：武夷山“朱子讲学之堂，必水秀山明，跨越四方名胜，非是则不能聚一时之人豪，著千秋之大业也”。则此，对朱子之游学又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揭示，即“学”之所与“游”之所合二而一，从而使儒家学者对世间万物的人文关怀由此转化为人文景观，并与自然景观相互融合，难分彼此，相互促进了。
  1988年4月，蔡尚思先生在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之时，写下了一首后来被广泛传诵的小诗：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名人名山，之所以能交相辉映，以至“泰山和武夷”最终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座高峰，分别代表了孔子思想的伟大和朱子思想之崇高，令后人有“高山景行”之思，其起因，应该说是与他们所赋予的山水具有“仁智”的儒学性格，以及他们一系列的游学实践分不开的。
  （本文系2001年12月“安溪文庙始建千年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载陈支平等主编：《儒家文化现代透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