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朱子学结缘，大约始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其时，让我最有感触的有两个论题，一是“刻书”，二是“书院”。
  之所以是刻书，是因为建阳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刻书中心。麻沙、崇化两地书坊离我当年的住所不过三、四十里地，为寻访遗址、搜集史料，我曾经无数次到过这两地开展田野考察。之后，围绕这一课题，我出版了题为《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的论集，时在2015年初，距今将近八年。
  之所以是书院，是因为朱熹的考亭书院就在建阳城郊，离我当年的住所不过短短五里地。每有闲暇，骑上车，不用几分钟就能来到朱子当年的讲学遗址。其时，除了明嘉靖时期的石碑坊，以及一大片考亭村民的菜地之外，还有就是亘古不变的山川明月，前有翠屏峰、沧洲，后有玉枕山。在那儿，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或在书院遗址的断壁残垣中寻访先贤及其门人弟子的足迹，或与老夫子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当然，更多的是围绕着“书院”这一课题。我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构思和撰写《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这本专著。其时，针对前贤对朱门弟子的考录多以通录通考为主，如何才能避免蹈人旧辙？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最终，我采用了以书院为标准的分类方法。通过朱子的“书院考”和“门人考”两个部分，试图将朱子门人的研究与书院研究结合起来。此书于2000年出版后，有学者评价说：“这是种综合创新的方法，既突出了朱子一生创建书院兴办教育的卓著成就，更侧重于对朱子及门弟子的从学时间和地点进行精确的考辨。”（徐仪明：《朱熹学术教育史料研究的新收获》，《朱子研究》2001年第2期）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此书仍有不少欠缺。如有一些书院和门人漏收，史料的收集不够全面、丰厚，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某些错讹，等等。
  从那时起，我已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一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试图以此纠正以往的不足。岁月倏忽，不知不觉二十几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围绕着“刻书”与“书院”这两个课题，我又写了不少相关的文字。其中，以刻书为专题的论集，即《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则是这本即将付梓的以《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为题的文集。
  丛者，本义为聚集，引申为将文章结集出版。当然，不是杂乱无章地把文章凑合在一起，而是以不同的主题，分门别类编排刊印。以本书而言，所选发的文章主要就是围绕着“朱熹”“书院”“门人”等若干关键词而展开。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朱子论、后学论、书院论和前贤论四个专题。
  所谓“朱子论”，内容涉及朱子的理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道统观、道德观、孝道观、社会治理与社会教化等方面。
  如涉及理学思想的有1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朱子理学的形成与历史地位》《“鸢飞鱼跃”的理学意蕴探考》等；涉及经济思想的有《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朱熹的商业思想与经商实践》《传播海外的朱子社仓法》；涉及教育思想和社会教化的有《朱子的教育目的论、阶段论和方法论》《师帅之职与治教之功——朱熹社会教化和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朱熹道德观对当代社会公德建设的意义和启示》等。
  其中，《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一文，针对朱子理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理论”而展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有诸多误解，而对隐藏在这一学说背后的重要意义，诸如“明公理，灭私欲”“明正理，灭邪欲”“明善理，灭恶欲”等内涵缺乏深入的挖掘，进而对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深入落实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天理”的旗帜下，朱熹高扬的是正心诚意，促进人格完善，革除弊政，反贪倡廉，提倡爱国主义，坚持民本思想等，体现了朱子学说所具备的穿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所谓“后学论”，主要论述宋明时期的朱门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真德秀、熊禾、陈普和黄道周等著名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朱子学方面的贡献。其中，着墨最多的是黄榦。在“后学论”中有《朱门颜曾——黄榦》《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勉斋先生黄榦世系源流考述》；在“书院论”中，有《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黄榦讲学地点考》。内容涉及黄榦的生平、宦绩、家世、师从、著述、书院讲学、门人弟子，及其对朱子学发展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等。之所以把黄榦的相关文章分置于“后学论”和“书院论”两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根据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而作出的处理。这在书中，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如《关注民生与书院建设的朱门弟子陈宓》，陈宓是朱门后学，而此文的内容又与书院建设密切相关，故将之放在“书院论”，而不放在“后学论”，亦是根据内容的重点不同而作出的选择。
  所谓“书院论”，主要探讨朱熹及其后学所创建的书院在推动朱子学、推动闽台书院文化建设及其发展中的作用。诸如《闽学与福州书院考述》《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闽台书院文化与闽学重心的转移和跨越——以考亭、鳌峰和海东三所书院为例》等。
  其中《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从书院祭祀的角度探讨了朱熹道统论与书院活动的关系。文中提出，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同时，也使他的这个理论，在书院讲学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其一批门人、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真德秀等对此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从而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
  此外，为探讨作为中国近邻，朱子学从成熟到被引入高丽，为何是在漫长的百年之后？朱熹的书院制度和朱子学文献又是如何通过安珦等在高丽的传播，使佛学在高丽泛滥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也为此后朝鲜朱子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朱子的学说、书院学与建本古籍文献在此又产生哪些作用？在《安珦与朱子学文献在高丽的传播与刊行》一文中，对此都有所涉猎。其中有云：“构精舍，建书院，广招门人弟子，建构和传播理学思想，是朱熹与佛学相抗衡的成功经验。从元大都取得朱子学‘真经’回到高丽的安珦，通过阅读和手抄朱熹的著作，对朱子学‘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的认识，对其在各地辟精舍、建书院，以书院和官学为阵地‘斥佛老，一天人’，也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向学者发出倡议：‘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
  本书虽以朱子、朱门后学和书院发展为主线，“刻书”作为宋明时期的背景史料，或曰隐藏在书中的一条辅线，在书中，也不时地有所体现。如在《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一文中，提到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阳刻印古籍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其中建本类书《事林广记》的先贤图，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所谓“前贤论”，主要探讨有关朱子的前辈学者，如杨时、游酢、李侗等人相关文献的考证。若干年前，我曾写了《朱熹画像考与伪帖揭秘》一书。此所谓“前贤论”，主要集中在对这几位朱熹之前的前辈学者相关的画像考证上，不妨视为是对“画像考”一书的某种拓展吧！
  以上所述，大体就是本书的写作过程与主要内容，希望能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帮助。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承蒙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骆一峰先生、刘露梅女士的细心编辑，使本书能顺利问世，谨致以衷心感谢！
  方彦寿
  2022年5月书于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