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上详述朱子有关仁说之论辩，大体可以确定这场论辩是在壬辰、癸巳两年之间，当朱子年四十三、四岁之时。
  朱子蕴酿仁的观念，应与蕴酿中和的观念同时。但中和先成为一焦点，对仁的理解退居于背景的地位，到中和问题的论辩告一段落以后，乃与湖湘学者展开有关于仁的问题的大段论辩。
  中和新说既立，朱子思想之贞定处在建立一异质层之性理；心之周流贯彻在未发、已发都可以做工夫，静养动察，敬贯内外，思想的规模，做工夫的节次，都已把握到了南针。中和的参究涉及喜怒哀乐之情的问题，故心统性情的观念已隐涵在里面。通过对于仁的问题的论辩，朱子的思想义理的架构有了更进一步的确定，大体可谓定型矣。
  大概仁说初稿之作是因为对于当时所谓高妙之说有一反感，乃决定撰一短文，初识仁之名义，并指示一躬行实践的方案，朱子克斋记之作也是由于同一背景产生的结果。朱子的指导原则是伊川的仁性爱情之说，伊川虽曰爱不可以名仁，但朱子在爱之上找到所以爱之理，于是一方面可以保住仁之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重新发现仁与爱的关系，就朱子看来是一条极平稳踏实的道路。但朱子刚一提出这个观念，就被诸友四面攻道不是。但朱子有伊川的权威做支持；南轩虽一方面提出许多疑问，另一方面也对朱子提出的一些论点表示同情；其他湖湘学者则坚守师说，但缺少深厚的学力和敏锐的思考分析的力量来与朱子抗衡；乃反益坚朱子的自信。而在论辩的过程之中，朱子反而根据伊川的权威说不可以觉训仁，乃直捣湖湘学者的根源，猛攻上蔡之说，同时也就抨击湖湘学者观过知仁的说法，中间并牵涉到有关五峰的知言有所质疑的一些问题，在本章之中只能附带着略加讨论，以彰显出两派思想形态的差异。
  大概朱子在讨论的初期只分辨出爱与所以爱的不同，并没有一定的概念名言来讨论这一问题。从他乙巳年致吕子约书的回叙看来，他先提出了仁是“性之德、爱之本”之说，但南轩则提出改“性之德”一语为“心之德、善之本”，这还是五峰思想的变体。朱子当时的反应认为心之德一语太泛，所指可以各异，而极不契于南轩“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之说。后来找到了“心之德”与“爱之理”二语联用的公式，这才写定在现存的仁说定本之中。但朱子始终未放弃“性之德、爱之本”的说法，乙巳致吕子约函即为一证。总之，仁说曾经屡易其稿，朱子是在不断的论辩之中修改自己的概念与表达，最后至于定型为止。语录曰：
  心之德是统言，爱之理是就仁义礼智上分说，如义便是宜之理，礼便是别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会得爱之理便理会得心之德。又曰：爱虽是情，爱之理是仁也。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二十，此条杨道夫录己酉朱子年六十以后所闻。）
  这应反映出朱子晚年的定见。
  最后再引朱子答吴晦叔函来总结本章的讨论：
  复非天地心。复则见天地心。此语与所以阴阳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传观之，则可见矣。盖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此卦之下一阳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关于复之得名，则以此阳之复生而已，犹言临泰大壮夬也。岂得遂指此名以为天地之心乎。但于其复而见此一阳之萌于下，则是因其复而见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为心，此句自无病。昨与南轩论之，近得报云，亦已无疑矣。大抵近年学者不肯以爱言仁，故见先生君子以一阳生物论天地之心，则必欿然不满于其意，复于言外生说，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心者，实不外此。外此而言，则必溺于虚、沦于静，而体用、本末不相管矣。圣人无复，故未尝见其心者。盖天地之气所以有阳之复者，以其有阴故也。众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复者，以其有恶故也。若圣人之心，则天理浑然，初无间断，人孰得以窥其心之起灭耶？若静而复动，则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恶而为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详论。
  （中略）。
  所示下学上达、先难后获之说，不贵空言，务求实得，立意甚美。顾其间不能无可疑者，请试论之。盖仁者性之德而爱之理也。爱者情之发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为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则公，公则仁，仁则爱矣。不先克己，则公岂可得而徒存？未至于仁，则爱胡可以先体哉？至于元，则仁之在天者而己，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后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觉、则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觉，而不可便以知觉名仁也。大凡理会义理，须先剖析得名义界分，各有归着，然后于中自然有贯通处。虽曰贯通，而浑然之中所谓粲然者，初未尝乱也。今详来示，似于名字界分，未尝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论既有巴揽牵合之势，又有杂乱重复、支离涣散之病。而其所谓先难下学、实用功处，又皆倒置错陈，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举，但详以此说考之，亦自可见矣。（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十三书之第十书）
  这一封信前面一半谈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子似乎认为湖湘学者好为高妙之论，乃不肯接受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类的卑之无甚高论的说法。朱子思想多宇宙论之倾向，极不契于湖湘一派以本体论的方式谈性的说法。语类曰：
  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五，此条廖德明录。）
  又曰：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见者。只是穷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须求。故圣人罕言性。（同上）
  这两条清楚地说明朱子的实在论的心态，心必要扑捉到性中所涵实理。此所以他反对反身体证的方式，以之为病。但在致晦叔函中朱子说圣人之心不可以善恶为言，这是一个有趣的论点，对湖湘学者而言，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
  后半论仁的一段是朱子对仁的看法之一扼要之综述。仁毕竟是性之德、爱之理，所谓心之德者只是虚说，不是实说。经验实然之心必通过后天的功夫克制私欲乃可以具性中本有之理。朱子对当时把仁与爱之间关系互相切断的说法表示一反感。但他不是孟子式的由恻隐之情一贯而下以体现本心的方法，他要由情以反显出情后面的理，方法则是通过克己、通过公，而后能仁。但公偏于义，故朱子必补上公而以人体之一语，但这只表示理之内化的过程，决非孟子的直贯方式的原义。朱子在此成就的是一横摄系统，通过心去穷理致知，久而久之，终于把握到理的统系，始有豁然贯通的体证。显然这样建立的乃一典型的渐教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