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任何人在今天写一部关于朱子的书，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何在今日述朱论朱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之际，还要在这个已经讨论得烂熟了的题目之下再加上一部书！记得在清初，已经有人讽刺说，鬼声啾啾，细听原来在讨论朱陆异同。意思似乎是说，谈这样的题目乃是既不合时宜，又难成定论。然而不合时宜，并不证明这个题目的讨论就完全没有意义。而难成定论，也不妨害人可以对这个题目表示他自己的意见。对于深于宋明儒学内部义理的人，有关这个题目所涉及的义理分疏，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大问题，必须加以正视；而所作的取舍，即影响到我们今日的态度，并不缺乏其现代意义。
  近年来，关于朱子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成就。牟宗三先生出版三大卷的《心体与性体》，钱穆先生出版《朱子新学案》，都是卷帙浩繁的伟构。钱先生考证精详，牟先生义理精透，但两方面似平行而不相交，有的地方则又互相刺谬，有不可调停者。其实除钱牟两位先生之外，唐君毅先生对这个题目也有深湛的研究。他虽未出专书论朱子，但在他的《中国哲学原论》之中，也有好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我取唐先生之说独少，其原因在，唐先生煞费苦心，企图证明在新儒家的宫室之美，庙堂之富的弘大规模之下，可以兼容并包程朱陆王等不同形态的思路，彼此不必互相冲突，而可以相反相成。但这样的思路把锐角化成了钝角，对我的帮助不大。钱先生则显然比较同情朱子，故不时而致其倾慕赞叹之辞。牟先生则以朱子歧出于孔、孟、周、张、明道的思想，独继承伊川，加以发扬光大，而有所谓“别子为宗”的说法。这两个论点分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今日研究朱子自不能不致意于钱先生的考据，牟先生的哲学思考，分析其短长，探讨其得失，则其不能够停止于二家之说，事至显然。然也不能轻为调停折中之论，必须取严格批评的态度，有一彻底融摄，然后可以对于朱子产生一全新的视野。本书之作，正是由这样的角度出发所得到的一个成果。
  此书第一部前三章分论朱子早年的教育环境，从学延平的经过，以及参悟中和问题所历经的曲折。在考据方面多取钱先生的说法，以订正王懋竑《朱子年谱》之失，在义理方面，则多取牟先生的说法，以廓清传统笼统解释之非是。但两方面决非一勉强之牵合，各有所取，各有所弃，乃可以清楚看出朱子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第一章明白指出朱子从学延平之后“尽废所学”之确定意涵，似为前人所未及。此章已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幼狮学志第十五卷第三期发表。第二、三章我相信必采取我这样解释的方式始得以曲尽朱子哲学思考发展的过程，而把握到他的思想的确定的指向。
  第四章检查仁说成说的过程。奇怪的是王懋竑“朱子年谱”对于这一重要的文献在正文之中竟然未及一词，而钱先生新学案钞摘朱子文献如此之详尽竟也未录仁说全文。牟先生了解这一文献之重要性，而不确知有关仁说之论辩的确定年份。我本不擅考据而被逼得作一业余性的尝试。不意运气奇佳，就在朱子致吕子约诸函中找到相当强的证据指明此一辩论是在朱子四十三四岁两年之间。仁说写成，朱子思想之形态已然大定。鹅湖之会对于朱子思想之本质并无基本之变革。无怪乎有关这一集会的详细记录在今日仅见之于象山年谱、语录之中，而未收录于朱子文集、语录之内。
  第二部五、六两章乃以类聚的方式阐明朱子成熟的思想：其心性情之三分架局，以及其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所关涉的理论效果。
  第三部企图衡定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并进一步讨论其思想的现代意义。这一部分个人特殊的见解较多。
  第七章我首先把朱子的抽象哲学思想还原到当时具体现实的历史系络之内，戳破了传统解释的烟雾而直指朱子与现实政治之对立态度，这样明白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似为前贤所未及。
  第八章由儒佛的分疏讨论到朱子建立道统的根据。由此而确定了宋儒与先秦儒的本质关联。再进一步由朱陆异同的分疏而可以确定朱子在整个儒家传统上的地位。基本上，我赞同牟先生以朱子为“别子为宗”的看法。但我对朱子有比较同情的了解：他在最中心的一点体会上虽有所虚歉，然不能不肯定朱子在内圣的修养过程以及教育程序上的贡献，始足以正陆王之学的末流之失。
  第九章，王学与朱学：阳明心学的再阐释大体是重印我在一九七二年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十四期发表过的一篇旧文章。把该文收在这里，加上引言前半的案语，乃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方面的特色与互相对比之处。
  第十章讨论朱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一旦把握到朱子思想的本质，乃进一步直抒己见：他的那一些思想必须加以修正或者扬弃，那一些思想必须加以传承而发扬光大。这也是我自己在继承了传统儒家的理想，通过现代的挑战，所蓄积的心得。这已不再是在说明朱子的思想，而是在展露我自己的心声。知我罪我，这自要存乎其人了。
  写此书时，不避详细征引，主要是朱子的东西太多，必定要在文集语录中选出一些比较基本的材料，用系统的眼光串连起来，才能给学者一个门径。同时由于各章独立写成，内容难免略有重复处，但讨论的角度不同，对于熟习朱子的思想来说，也似有其必要，故未将之加以删除。在本书内，“语录”、“语类”两名互用，未加分别，特此声明。
  历年来，我写了不少泛论中国哲学文化的文章。我做学问的方法一贯是由博返约。如今写了这样一部专门性的论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突破。这表示说，在我做学问的过程中，又踏入另一个阶段了。我并没有放弃我那些一般性的看法，但是有深厚的学力，才能托得起凌空的议论。而在对一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之后，也就会修正一个人对于一般事物的看法。我很庆幸，我自己这一部书没有在几年以前动笔，那时我决写不出我现在这样的视野。当然在将来，我一定又会对这一部书不满意。但在目前，我把我能做的尽到自己的努力做了出来，心中所感到的愉悦是难言的。
  儒家自五四以来一直在式微的状态之中。但打从熊十力先生起，每一个世代都有才智之士用心努力在这一方面，使得当代的新儒家在国际学术上都成为一个不可完全忽视的思潮。熊先生首先把握到了新儒家根本的慧识，是父亲静窗先生最先引导我去读熊先生的东西。但熊先生用改造唯识论的方式来建立儒家的形上学的方式是难以为人接受的。接着，唐君毅、牟宗三先生汲取西方哲学的泉源来重新阐述中国哲学的慧识，也有了卓越的成就。在我年青时，我很受到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以及唐君毅先生《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影响。五四以后对传统的谴责简直是不遗余力。这两部书却帮助我看到传统历史文化之中的正面价值。然而，这两部书也有它们的缺点，现在我觉得钱先生和唐先生把传统历史文化过分理想化了。其间主要是安云帮助我多看到人生的现实面。徐复观先生对传统政治的批评显然更为鞭辟入里，而他兼采义理考据的方法，以敏锐的眼光所作的一些论断，给与我很大的启发。牟宗三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的慧识的掌握与分疏，吾无间然。但我喜欢在康德所提供的线索以外，更酌取解释学的方法来恢复中国哲学的慧识。同时我对当前现实的了解与探索也因角度的转移而有了不同的视野。业师方东美先生讲中国原始儒家的理想，对于我有莫大的刺激和鼓舞的力量，但是我自己更留意于宋明儒的体证，而更接近于新亚的传统，但我同时也是台大的自由风气的产物。总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心声，也有它普遍的意义，问题在能不能凝练到一种适当的方式下把自己的怀抱和体验表达出来。然而，成熟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且后之视今也犹今之视昔，生命的过程和历史文化的理想，也就是以这一种方式不断延续下去。温故而知新：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创新，这是由孔子以来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命慧，不可加以轻弃。
  这部书的各章只有牟宗三先生曾经看过初稿的全文，指出了我的一些错误和疏忽，但想必还有不少缺失之处，自应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此外读过部分章节，和我讨论过相关问题的师友、同人、学子，恕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志明，但丝毫不减少我心中对他们的谢忱。安云这两年一个人留在异域，独力挑起了照顾孩子与家庭的重任，让我一个人到中文大学哲学系来服务，专心写我的著述，尤其是我要特别感谢的。此书开始属稿于前年十月，完成于今年四月，共历时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