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就本文而论，朱子与’“曾点气象”的特殊渊源已如上述，而其对“曾点气象”之爱之恨，之褒之贬，都无不是其个人气象之流露。将朱子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对照，更能使我们把握朱子为学的精神。
  我们说，朱子思想的核心是理，而朱子同样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以理为矩）”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此理想又集中反映在《格物补传》和《中庸章句》中。概言之，此理想是由即物穷理，下学上达而能够“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①，进而在应物时从心所欲，发必中节之气象，也是复天命之本然，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气象。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德性与知识的紧张远较其他理学思想家为轻。原因在于：朱子对理的理解更多强调的是其规范意，其对善的理解不是指其直心而发，天然流露，而是强调其发动需要有以节之，使之无过无不及——因为过犹不及，爱而流于溺便会成为私的源头。如果说在孔子那里，是礼对人的仁心发动起到了限定的作用，使之发而中节；而在朱子那里，节制人心发动的最终依据是天理。这个理虽然随处发现，无少欠缺，本无所偏。但是就人而言，人对理的禀受却各有差异：
  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沈僩录）。①
  人所禀之气的或清或浊，会限定人的所禀之理，使之未能充分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人未必都会有对天理自觉和准确的判断，即使偶有良心发现也不能执以为常。故朱子特别强调为学的根本在于格物致知，格物以明理，致知以尽心，以此变化气质——唤醒我处于蒙蔽状态的本性，使之发动一循于理。由此，我们也就会明白，朱子为什么不希望人直接去格心，去察识所谓的心体流行，而是要“曲折”的去格物理：在他看来，心、性、仁都是无形影之物，相对而言，外在的物事同涵此理却更为真实具体，所以人就应该先从这些事物上用力。在朱子而言，格物理，即所以格性理也。
  回到第一手资料，朱子在易箦前三个月时对陈淳的告诫之语，最能体现出真正的朱子气象：子思说尊德性，又却说道问学；致广大，又却说尽精微；极高明，又却说道中庸；温故，又却说知新；敦厚，又却说崇礼。这五句是为学用功精粗全体说尽了，如今所说，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拣那便宜多底占了，无道问学底许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学，出门动步便有碍，做一事不得……一日之间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将此样学问去应变，如何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学者须是立定此心，泛观天下之事，精粗巨细无不周遍，下梢打成一块，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见于用……（陈淳、黄义刚录）。①
  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赅），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那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圣人虽是生知，然也事事理会过，无一之不讲。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纵详密处未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家见了。今公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样子，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须撒开心胸去理会。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个父子、夫妇、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这里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讲过。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说。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见得，若不说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见得，泛而观万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领，却只捉定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无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大学》首便说格物致知，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陈淳、黄义刚录）。①
  这里，广博的具体名物知识和广泛的周行实践成为朱熹下学工夫所指向的对象，而他心中那治国平天下的高远抱负，以及其上通天地的深远境界，都使得气象在他的口中呈现出了前人所未有的宏大气势，从而与陆王所宣称的那种“虽一事不知，也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和明清之际广为流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颇有不同。这可以被认为“朱子气象”。
  后来，陈淳亦反复以此理想告人：
  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所谓“下学上达”者，须下学工夫到，乃可从事上达，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澈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三代法度，通之于当今而不宜，然后可以为全儒，而可以语王佐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诸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使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机，如好好色恶恶臭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黒白，如遇镆鎁，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则虽艰难险阻之中，无不从容自适矣。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①
  若陈淳者，乃得朱子的真精神。现代新儒家极不喜朱子的这一气象，而只把眼光拘束在（个体层面的）道德超越上，其心目中的圣人也只是要明澈生命的真实，并以此为自足。其立论非不高明，却终亦难以“讳其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