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曾点气象论”的第三个方面，是特别强调理欲之辨。他显然认为曾点的能见到天理流行和能有如此的胸次，其关键是因为曾点做到了人欲尽处，天理浑然：人欲尽处是因，见天理流行、胸次悠然是果。理欲之辨本是理学中的大题目，包含着很多的内容。这里只就朱子论理欲的特殊点及其精神，略做说明。
  朱子认为，人心之发动有“合道理底”和“徇情欲底”之别，个中关键是此心是要由“性命之正”做主，还是由“形气之私”做主。前者即是天理，而后者即是人欲①。在朱子的逻辑中，人欲的含义很广，“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但存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②—人欲的特点是“不合道理”，“失其正”，指情之动而过其度①，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欲（即人的感性欲求），含义颇为不同。基于理本论的立场，朱子认为人欲只是天理的派生者：“人欲便也是从天理里面做出来”，天理“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②。这相当于认为天理是本，人欲只是天理的歧出。在他看来，人受气质之蔽，人欲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毋宁说，除圣人外，很少有人能发必中节，因此都会受到人欲的困扰。“有人欲，则天理便不得不与人欲对为消长”③，因此它也就成了每个儒者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朱子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不同于道心与人心的关系：人欲不等于人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④。这是因为，人不能独立于形气之外，因此虽圣人也不可能取消人心。而人欲就不同了——心的发动或当或不当，不当者没有任何存在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因此说，人都不应该有人欲，却不能没有人心。朱子反复强调，天理人欲“是交界处，不是两个”⑤，它们常处在互为消涨的对立状态，而且它们之间的界限常在几微之间：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魏椿录）。⑥
  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无不属天理，又不属人欲底一节（徐植录）。①
  因此，与只是要求人心听命于道心不同，朱子明确号召要“存天理、灭人欲”，他的“曾点气象论”所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这实际是要求心的发动时时、事事合道理，而不是要根除人的合理自然欲求。他强调，学者若不能时时“存天理、灭人欲”，就不可能会有私欲尽处，天理流行的胸次。仅就此而言，朱子的理欲说并不算是“以理杀人”。对此，劳思光先生亦颇有同情之理解：
  儒学向以“成德”为主旨，故其有关道德之学说，又非重在语言意义一面之清理，而重在实践之要求……而“理欲”之辨即各家之通义也。
  宋儒言“理欲”，其要义在于意志方向问题，而不在意志内容问题。若就意志内容言，则其内容自不离此事实世界，而“欲”亦是一心理事实或生理事实，故似无由排除。但在方向一层说，则另是一事。内容一面所涉乃“有无问题”，方向一面所涉则是“主从问题”也。故“理欲之辨”乃“理作主”或“欲作主”之辨，因所取乃方向义，非内容义。②
  这是说，儒学的方向在于成德成圣，这一方向本就决定了她必会讲“理欲之辨”，必须要解决理和欲谁为主导的问题。否则，心地上的工夫又如何展开呢？落实到实践上，“成德”之学必然要求以德性规范意志乃或是在情欲中提升意志，使之发而中节——此即存天理、灭人欲也。朱子的理欲论，具有鲜明的精英色彩，这是他和晚明之理欲论的最大差异所在。
  后人对朱子理欲说的误解主要有二：一为陆子，一为戴东原。
  陆子不喜朱子的天理人欲之分：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分明裂天人而为二也。①
  陆子认为，天理人欲之言的意思是，天只是理，人只有欲，这其实是对理欲说的误读。至少是朱子绝不会说“天是理、人是欲”的。相反，朱子反复强调心具众理，而且是初无少欠。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朱子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人都具有天赋的善性和成圣的可能性，也会毫不犹豫的承认人禽之分，他怎么会认为人（只）是欲、人等于禽兽呢？但是，朱子也一定会强调，“天人同”或“天人一”，这只能是人做工夫变化气质后的理想状态，是只有圣人才能承当的境界。现实的人都处在十字路口，既有被情欲所左右而丧天良，流于禽兽的可能性，也有成圣成德的可能性，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人是要循天理，从而使自己的本性充分绽放，还是要为情欲所支配，而丧失人之为人者。
  戴震亦不喜理欲之分，他认为宋儒理欲说之蔽是“以释混儒”和“舍欲言理”。在他看来，理本乎欲，它是情欲之不爽失者，而非在情欲之外的如有一物。理的内涵是情欲之不爽失者，因此舍欲不可言理。我们说，东原的这一说法自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说给了人的基本欲求以合理的地位，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东原因此遂谓“舍欲言理”者无不失理之正解，并视之为以意见杀人，就有些自说自话了。东原对程朱之理欲说的误解也是明显的：东原视朱子在超越的层面上谈理为流于佛老，视程朱之提倡灭人欲就是要根绝人的基本需求，视程朱之谈理为任意见，这显然都是误解。此中的关键是，东原对程朱理欲说的本意未必有清晰的理解，遂认为朱子所说的人欲即指人的感性需求，而其实情却不然①。因此，他对程朱的批判就很有些不相应。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反复提及过，这里不必再多讲。我们说，相对于明清之际儒者强调人欲的正当性，朱子更强调人欲之危，强调其随时都会流于恶的一端：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②。于朱子，人欲的定义就是不合天理，而失去天理的约束，人欲随时都会膨胀为私欲，展开为恶行，其怎能不危呢？又怎能不灭人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