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就目前资料来看，朱子最终确定《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定稿（以下简称定稿）的时间甚晚：不但上文所引朱子与廖德明的书信往复已在其七十岁之际，而《朱子语类》中也收录了吕焘在同年就“曾点言志，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的疑问，在上述问答中，虽然朱子已经认为曾点“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里要恁地快活过日而已”，但他还没有流露出要删除这一句的意思①。这表明，至此《论语集注》此节的定稿还没有确定。《论语集注》此节的定稿虽不属朱子的易箦之作，也当离此不远，其文云：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已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①
  不妨先比较这段文字与朱子录示万人杰的修订本之间的异同：“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与“天理浑然，日用之间随处发见”相比，避免了给人以天理别为一物的印象；“乐其日用之常”与“适其所履之常”相比，更能与“言志”二字相符；而朱子删去“天下之乐无以加焉”一句，则是因为朱子不希望人们认为此乐为最高，转而轻视事为；他删去“用之而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一句，其原因上文已经有了说明。值得说明的是，朱子删去“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故不免为狂士”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只是想从曾点所见天理流行的这一个方面来诠释“曾点气象”的意图，也就是说，朱子有意不再提及曾点狂和行不掩言的一面；而在比较曾点和三子之别时，“其气象不侔矣”与“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其下语的轻重也非常明显，这也体现了其努力平衡胸襟与事功的苦心；而在朱子的所增上，其强调曾点的胸次必与天地同流的意图，我们就不必再说了。
  总的来看，定稿先论曾点之见为因，再论其志、其胸次为果，然后嘎然而止，不再论其行——不论是行文的层次，还是所要表达的意图都很清晰。此后，历代对此定稿的注解甚多，其中颇能揭示朱子意图的有辅广的观点：
  理欲不两立。须是人欲浄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随事随处不待勉强用力，自无纤毫欠缺处。然惟圣人心与理一，而后能礼用兼备，自然而然。若曾皙则以天资之高，而于此有见焉耳。故《集注》著“有以见夫”四字，便自断得曾皙所学之分量分晓。与后面程子所谓“曾点狂者，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说相应。①
  曾皙所居之地不过只做得此等事，而浴沂、咏归数语亦其平时日用之常。夫“即其所居之位”，则无出位之思；“乐其日用之常”，则无作意之为，只此两句便又见得曾皙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之意。不过与诸朋友徜徉自适，初不见其有三子之志，而其胸次悠然自适，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显然自见于言语之外，是则曾点之所乐也初无舍己为人之意一句，说得点之事实，胸次悠然而下数句，又形容得点之乐处分晓。②
  总之，在定稿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点有丝毫所谓“狂士”的影子了。相反，他却被朱子打扮成了一位见识高妙、能够洞见天理，完全做到了时时存天理、灭人欲，并能“乐其日用之常”且又“从容自若”的理学家式的有“气象”者。其实，这也正是朱子极力推尊“曾点气象”的目的所在。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里朱子也有意回避了其弟子们针对曾点是否缺乏实行的疑问，而只是讲曾点的见地与胸襟，并尽可能的从“纲”与“目”的不同上把曾点与佛老（其实也是陆学）划清界限。这样，曾点就成了只是“初无”入世的念头①，却会随时去体认天理的儒家典范。可以说，至此朱子对所谓“曾点气象”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所接触到的更多只是朱子在《论语集注》定稿中赞扬“曾点气象”的这区区一百多个字，又能有几人能够了解朱子在形成这段文字中的诸多曲折和深意呢？需要再次指出，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具有明显的宋学特色，常常会创造性地自出己意，不拘原文。这里，我们只要“要其会归，遗其所寄”就可以了，不必与其争论文字训诂上的是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