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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和严的书信，只是拉开了朱子与一批江西弟子讨论“曾点气象”的序幕，在随后的1197年里，他们对该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需要指出：这些书信的具体先后顺序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本文在下文的叙述顺序，也并不代表它们的先后顺序。但它们的同时出现，而且多来自于朱子门下受陆学影响巨大的江西弟子，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这些讨论，对朱子论“曾点气象”晚年定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甘节（字吉甫，或作吉父，江西临川人，生卒不详，为曾极同乡，约1193年从朱子学）①致书朱子，问到：
  《论语集注》中说曾点处，有“乐此终身”一句，不知如何（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②
  对此，朱子答曰：
  观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岂不是乐此以终身？后来事业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无此句，即此一转语全无收拾，答它圣人问头不著，只如禅家擎拳竖拂之意矣。③
  我们知道，儒家的基本精神在于经世致用，若仅仅说曾点“乐此（朱子本意似乎以此字指天理，但从文意看，此字更像是在指舞雩咏归的事实，这个字的含混直接导致了朱子思想的含混）终身”，无心事为，又何来“尧舜气象”可言？其行为与佛老的差别何在？这不能不引起甘节的怀疑。
  另外，甘节提到《论语集注》中说曾点有“乐此终身”四字，似与下文提到的黄榦所见版本相同，而与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的《论语集注》版本异。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二个修订版本。
  我们说，朱子在集注中说曾点“乐此以终身”的本意有两。
  一者，他是要强调曾点之胸襟：毫无有意为国之心，了无私欲，自适其乐，如他在《朱子语类》中也提到：
  曾点于道，见其远者大者，而视其近小皆不足为。故其言超然无一毫作为之意，唯欲乐其所乐，以终身焉耳（杨道夫录，己酉以后所闻）。①
  可见，朱子所说的曾点“乐此以终身”，“此”即指“道”，即指的是天理。
  二者，朱子意味“孔子本问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而曾点以浴沂风雩咏归为答，是乃答非所问，有近禅家味，故特加此四字，以见曾点以乐此终身为志也”②，即是说，朱子的本意，是要通过这句话点出曾点是以此为志，从而把曾点和禅家味区别开来。但是，朱子的这一做法并不成功，还是容易让人把曾点和佛老之徒的逍遥忘世、只顾自己快活相等同。
  问题还在于，朱子在给甘节的答书中，说舜居深山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时，都“乐此终身”，乃至后来事业处于偶然，不能不更增添人们的怀疑：说舜和伊尹没有有意为国之心则可，而说其平日全无治国平天下之志，后来之事业纯出偶然，则尤为牵强。这也与孔孟思想的基本宗旨不符。
  见到甘节的质疑后，朱子对这一段进行了反复的润色：先是把说曾点“乐此终身”（似为‘曾皙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这是黄榦所见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见理，并欲乐此理以终身），改动为“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这是万人杰所见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以乐此为志，无他作为之念），后来又改为“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这是朱子新修订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安于其性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见他给万人杰的回信），最终才确定为“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是定稿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乐其日用之常，只是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不妨其日后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云云。细玩其中的微小变化，我们能发现许多的消息：朱子希望赞扬的，是曾点的浑然天理，了无私欲，而他尤其不希望人们把曾点理解为遗世而独立的隐士。而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细致反复，则颇能体现出他在平衡胸襟与事为这对矛盾上的苦心。
  几乎与此同时，江西的万人杰（字正淳，江西人，生卒不详，早年师从陆九龄和陆子，1180年从朱子学）①来信云：
  人杰昨得伯丰书云：必大向以鸢鱼之说请益于紫阳（指朱子），尚未得报，近得直卿书与鄙见合，试商榷之，却以见教。
  直卿书云：浴沂一章，终是看不出喟然而叹，夫子与点之意深矣。《论语集注》云：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如此却是乐此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干窃意恐须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与道不相似，而计较系恋之私入之矣。夫子无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政是此意，直是与天地相似……圣人岂教人如死灰槁木，旷荡其心，徜徉其间也哉？张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气之欲。物各付物，而无一毫讣（？疑为比）较系恋之私，则致广大而极高明，虽尧舜事业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后来邵康节先生全是见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诗中亦多此意，此是一大节目，望详以见教。
  人杰窃谓：浴沂一章，《论语集注》甚分明，无可疑者。其说曰：曾点之学，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故其胸中洒落，无所滞碍，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乃是曾点见得天理之发见，故欲乐此以终身。今直卿所云，固是道理高处，然其本意却谓须是如此，天理方流行，则是先有曾点之所乐，方得天理之流行也。人杰窃恐全体大用未能了然于心目间，而欲遽求曾点之所乐，则夫事物未接之时，此心平静，胸中之乐固或有时而发见，然本根不立，凭虚亡（无）实，亦易至消铄矣。盖与《论语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丰所见与之相合，鄙意却未敢以为然，伏乞赐教（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①
  万人杰的来信涉及到了很多内容。首先它告诉我们，自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到的版本后，朱子已经对此节的评论进行了两次修订：黄榦所见的版本云：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这次修订，朱子突出了曾点的见道和他要以乐此为志；而万人杰所见的新版本则是：曾点之学，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故其胸中洒落，无所滞碍，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这一次修订，朱子先说曾点的见道和胸次，再说他的言志，在层次上更为分明。万所见到的，应该是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三个修订版本。
  回到万人杰的书信，万提到，他的江西同乡吴必大（伯丰）对《中庸》“鸢鱼”章颇有所见，而伯丰又得到了黄榦复信的认同。因此吴致书人杰，并附上了直卿的信以求印证。其实，他们是在对《论语集注》的相关部分提出了质疑：他们怀疑，《中庸章句》中的“鸢鱼”章和《论语集注》中的“曾点言志”节，有倒因为果的嫌疑。人杰向朱子转述了黄直卿的来信，并认为：伯丰和直卿认为，人应该先有中心和乐无私之境，天理方能流行，这样的说法会导致刊落本根，一味求乐，反倒是倒因为果。相反，正确的为学之序应该是像《论语集注》中所说的，先要见此天理之发现，然后才能乐此天理，《论语集注》本无可怀疑。
  对此，朱子答曰：
  《论语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
  直卿之说，却是做工夫底事，非曾点所以答“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问也。况论实做工夫，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的处，不在如此旷荡茫洋，无收接处也。甘节吉甫亦来问此事，并以示之：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浑然，日用之间随处发见，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用之而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故不免为狂士。然其视三子者规规于事为之末，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所以夫子叹息而深许之（约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①
  朱子的答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修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新版本，也是除了《论语集注》定稿之外，唯一完整的本子。它对于我们分析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变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复信中，朱子承认，旧本《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评论确有毛病，因此才会使弟子们对它的理解不一。朱子认为，黄榦的意思是在强调先要做工夫，然后才能得见天理流行，这本不错，而万提到即见天理流行，复乐此以为志，这也不错。我们看到，朱子在新改订的文稿中强调，曾点是先有人欲尽处，乃见天理之浑然，这即是针对黄榦质疑所做的修订。但是朱子认为，黄榦的看法既无法和《论语》本文曾点言志的内容相吻合，又说的有些“旷荡茫洋”。
  在朱子新修订的版本中，朱子首先强调，曾点先有人欲尽处这个因，因此才会有见到了天理的随处发现这个果，进而才会乐此天理流行并以乐此为志，乃至才会有动静从容之气象；继而朱子强调，曾点之志虽以即位履常为乐，但尧舜事业与此一理，因此并不妨碍其随后用之而行，经世致用。最后朱子强调，曾点虽然行或不掩言（不是完全行不符实，一个或字，大有深意），但仍然优于三子的规规于事为之末。
  于此同时，朱子还针对这段文字做了两处特别的调整。
  关于第一点，朱子把说曾点“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改为“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这是因为，包括欧阳希逊在内的一大批弟子，都在怀疑曾点能否优为尧舜事业，也在就此纷纷向朱子提出质疑，此次调整正是对上述疑问的回应。本来，“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这句话，是承程明道说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而来，朱子这样说的本意，也是要强调尧舜事业与曾点胸襟是一个道理：天理是本，事业为末，因此只要洞见天理，则虽尧舜事业之大也优为之。但是，他的这一说法却给人以误解，仿佛曾点要高于至少是等于尧舜。为此，朱子不得不对此一再做出澄清。综合《文集》和《朱子语类》的相关内容可见，朱子在与弟子们的讨论中，一再就此问题强调以下原则：
  其一，曾点所见是大根大本，是源头，而“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尧舜事业何难之有”①、“使推而行之，则将无所不能，虽其功用之大如尧舜之治天下，亦可为矣。盖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②，因此，可以说曾点优为尧舜事业。
  其二，“曾点气象”和“尧舜事业”存在虚实之别，前者只是虚见，而后者却是实有。曾点所见虽大却缺乏细微工夫，因此毕竟是狂者。而学者更应该以颜回、曾参为榜样，牢记虚实之辨。
  其三，这一段贵在活看，尤其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事业二字上，机械地一件件比较曾点与尧舜的事功，而是要看他们相通的一面：“何不说尧舜之心，恰限说事业”、“使曾点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点见处，虽尧舜事业亦不过以此为之而已”①。
  其四，朱子这段话的重心，在于强调曾点所见天理，而不在于渲染他的洒落胸襟。事实上，朱子对上述新的修订并不满意，《论语集注》定稿最终没有保留这句话，也是因为朱子担心这样说容易使人一味追求曾点的洒落胸襟，而忽略事为的一面。
  关于第二点，朱子去掉了说曾点“洒落”云云②。大概朱子晚年开始注意从曾点所见的是天理流行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而不再渲染他的主观心境上的洒落，或者是乐的一面。
  大约与此同时，同样是来自于江西的董铢（字叔重，号盘涧，1152—1214，不晚于1184年从朱子学）③也致信朱子，提到了他对于“曾点言志”一节的迷惑：
  曾点言志，气象固是从容洒落，然其所以至此，则亦必尝有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处，则知尧舜事业点优为之。然尧舜事业亦非一事，要必如点用力则不难为，但道理自有浅深，所至亦有高下。点资质高，合下见得圣人大本如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为应事物之本者。
  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固有间矣。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学者大本功夫固当笃至，亦必循下学上达之序，逐件逐事理会到底，乃能内外缜密，亲切不差。点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观其舍瑟倚门亦可见矣。盖道理无纤毫空阙不周满处，外面才有罅漏则于道体为有亏矣。或谓曾点只是天资见得大头脑如此，元不曾用力，又谓点已见到如此，天下万事皆无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论也，未知是否？①
  这里，董叔重所见到的，应该是朱子修订《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第四个版本。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朱子语类》的印证：
  问：集注谓曾点“气象从容”，便是鼓瑟处；“词意洒落”，便是下面答言志，“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处否？（答）曰：……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固有间矣……（陈明作录）②
  此版本说曾点“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固有间矣”云云，当然要比说“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云云下语为轻。联系到上文所转述的，朱子让董叔重读欧阳希逊和严时亨的问目可知，朱子晚年更强调虚实之辨，在总体上降低
  曾点的地位，这一改定也是此大背景下的产物。
  回到董的来信，董认为曾点之从容洒落，是尝有所用力的结果，这也是其优为尧舜事业的前提。但是，说曾点的用力处在大本，这有违下学上达之序，因此其所见也必定会有亏欠。他还转述了另外两种说法，后者正是严时亨的观点。他对这些异见难以取舍，希望朱子指正。对此，朱子复信曰：
  此条大概近似，而语意不密。且看它见得道理分明，触处通贯处是个甚底，可也（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①
  朱子的答语非常简单，他希望董自己去反身体认曾点得见天理流行的真实境界。对于这一点，《朱子语类》中录有朱子对董更为详细的告诫：大意是告诫董等人更应该关注曾点“如何做到这里”，并反问自己真能如此否？而不能空想其“气象”。朱子更是多次强调：
  公莫把曾点作面前人看，纵说得是也无益。须是自家做曾点，便见得曾点之心（林学蒙录）。②
  王景仁问：程子言曾点与漆雕开已见大意，何也？曰：此当某问公，而公反以问某邪？此在公自参（李壮祖录）。③
  我们说，若学者真正能如朱子所说，则其所学就是为己之学，就是实学。否则，就只是口耳之学。朱子反复强调行重于知，诚然。
  就在同一年中，曾祖道（字择之，江西人，生卒不详，先从刘清之、陆象山学，本年才转从朱子学）三次致信朱子，问“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句。曾书信的内容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朱子的答书分别为：
  此说未然，但漆雕语意深密难寻，而曾点之言可以玩索而见。意若见得曾点意，则漆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说大意两字是何意，二子见得是向甚处、如何见得（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后）。①
  漆雕开、曾点二子是信个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点语可更以《论语集注》为主，子（仔）细体验，仍看上蔡之说，发明得亦亲切（作于庆元三年后，1197年后）。②
  所论曾点大意则然，但谓漆雕开有经纶天下之志则未必然，正是己分上极亲切处，自觉有未尽耳。虽其见处不及曾点之开阔，得处未至如曾点之从容，然其功夫精密，则恐点有所不逮也。以此见二人之规模格局大概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圣贤胸襟洒落处，却未有益。须就自家下学致知力行处做功，夫觉得极辛苦不快活，便渐见好意思也（作于庆元三年后，1197年后）。③
  曾择之可能是在信中对曾点和漆雕开二人的气象优劣做了比较，故朱子才会告诉他，《论语》中只说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意，确实是有些“深密难寻”。相对来说，曾点之言更实在些。在朱子看来，二人的共性是“见得大”，二人之异是一个见的开阔，一个见得精密。在这三封信中，朱子都在告诫曾择之，把所关注的重心落在“大意”所指为何上，并切身去反复体会，其实就是让他自己去做极辛苦的反身工夫来体认天理，而不能单纯去想象“洒落气象”。《朱子语类》亦云：
  前日江西朋友来问，要寻个乐处，某说只是自去寻，寻到那极苦涩处，便是好消息。人须是寻到那意思不好处。这便是乐底意思来。却无不做工夫自然乐底道理（黄义刚录）。①
  文中所说的寻乐处的江西朋友，指的就是廖德明②，而朱子告诫其在苦涩处做工夫，这也是朱子晚年在论“曾点气象”时，告诫弟子们的基本观点。于朱子，刊落工夫，一味寻“曾点气象”、寻“洒落”、寻“乐处”，都犯了同一个毛病。
  同年，曾极（字景建，一字景宪，号云巢，江西人，生卒不详。庆元后从朱子学）③致信朱子，提出了对曾点之“气象”的体认，曾的这封信今亦不存。朱子答曰：
  别纸七条……第二论“曾点言志”，以为便欲进取揖逊泰和气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间受用处，而自它人观之，则见其或出或处，无所不可，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非专指揖逊而言也……此七条者其首二义更宜思之，第二条尤须体认，不可草草（约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①）。②
  曾极在来书中大力渲染了曾点的“进取”、“揖逊”、“泰和”等，朱子告诫他体认“曾点气象”，不能仅仅局限于曾点的主观的一面上，而是应该注意客观的天理流行发用一面。他告诫曾极，对这一点要尤须体认，不可草草。由此可见，朱子晚年固然有不喜人言与点的一面，也有他喜言“与点”的一面。于朱子，在与弟子们的交流中非常注意因病施药，立论也注意不主一偏，这都是其思想丰富性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