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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年，江西弟子欧阳谦之就《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注释，向朱子提出了疑问：
  《论语集注》曰：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某窃想象其舍瑟之际，玩味其咏归之辞，亦可以略识其大概矣。程子谓其便是尧舜气象，窃尝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谓尧舜气象者，得非若所谓不以位为乐欤？夫有天下而不与之意乎？《论语集注》又云：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不知所谓事业者，就其得于已者而言，就其得于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谓狂者，盖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谓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点行不掩焉者何处可见？《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门而歌，于此而作歌，可以见其狂否？①
  欧阳谦之（字希逊，江西人，生卒不详，1193年从朱子学）无法把曾点的“狂者胸次”和“尧舜气象”统一起来，他也不理解曾点如何就能做到“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②。尤其是“事业”二字，又怎么和在事功方面乏善可陈的曾点相联系呢？再者，朱子从未说过颜回、曾参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那么是二人都还不如曾点吗？
  对此，朱子答曰：
  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然须见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见得此意，自然见得它做得尧舜事业处，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驰之谓，但行不到所见处耳。倚门而歌亦略见其狂处，只此舍瑟言志处，固是圣人所与，然亦不害其为狂也，过此流入老庄去矣。（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①
  朱子让欧阳希逊探寻曾点之所以“从容洒落”的根源，意味那些能够使曾点“从容洒落”者，也自然可以使其“做得尧舜事业处”。他还强调，说曾点“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是从其见处着眼，而不是从事的方面说的。但是朱子也指出：“只此舍瑟言志处，固是圣人所与，然亦不害其为狂也”，这是说单纯从舍瑟言志这一点上说，这固然是孔子所称许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说曾点在总体上是狂者，而且是和老庄仅有一线之隔的狂者。
  我们说，朱子与欧阳希逊的这一番书信往来，揭示了朱子在诠释“曾点气象”上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究竟是要把“曾点气象”定位为“尧舜气象”，还是定位为“狂者胸次”？本文已指出，朱子之所以激烈批判谢上蔡的“曾点说”，就是要剔除其中潜藏的佛老气息，使“曾点气象”保持纯粹的儒学形象。但是，朱子的这一努力毕竟无法改变人们认为“曾点气象”包含“狂者胸次”的事实，其对曾点的赞扬，也不可能不和其所反复主张的虚实之辨相矛盾。而就朱子的复信而言，他简单的说“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也无法消除人们的疑问。因此，朱子对“曾点气象”的定位就只能一再摇摆在“尧舜气象”和“狂者胸次”之间。其此后论“曾点气象”所有的矛盾，都是由此而来。
  见到朱子的信后，欧阳希逊再次向朱子介绍了自己的思考：
  谦之前此请问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先生批教云……谦之因此熟玩《集注》之语，若曰：但味其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无所与于我，见得曾点只是天资高，所见处大，所以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识得这道理破，便无所系累于胸中，所谓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自其所言以逆诸其日用之间，而知其能尔也。何者？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然曾点虽是见处如此，却无精微缜密工夫，观《论语》一书，点自言志之外，无一语问答焉，则其无笃实工夫可见矣。使曾点以此见识，加之以钻仰之功，谨于步趋之实，则其至于尧舜地位也，孰御？本朝康节先生大略与点相似，伏乞指教（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①
  欧阳希逊此信明确区分了曾点的所见和其所行的不同，指出：曾点所见是“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曾点“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而考其所行，曾点缺乏工夫，其终离尧舜地位甚远。
  曾点只有“加之以钻仰之功，谨于步趋之实”，才会真正至于尧舜实地。欧阳希逊此文的分析是公允的，也体现出了虚实之辨的精神。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封信对于朱子后来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修改，有相当大的影响，比较后来朱子给黄榦的回信中所提到的对“曾点言志”节评论的新修订稿，就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但问题是，一个只有见处，而行不掩言的曾点，是否就值得那样推崇？脱离行支撑的知，能不能是真知？由此疑问，则朱子后来对曾点评价的总体降低就势所必然。
  对于欧阳希逊的新体悟，朱子答曰：
  人有天资高，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学问之功。如康节，二程先生亦以为学则初无不知也。来喻皆已得之，大抵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错，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①
  朱子在信中提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不应该先求曾点见解，否则会流于佛老，这些都是朱子的一贯思想，而编订于朱子稍后的《经济文衡》一书与黄东发，对朱子此信之精神的把握也都非常精确。但是，这里朱子强调“人有天资高，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学问之功”的用意何在？伊川提到：“真知未有不能行者”，朱子承此观点，也反复强调真知必从实行中来，因此有真知必有实行。如果依此逻辑再来反观曾点，
  则他的有知无行，也必然体现出他的所知不真，那么“曾点气象”所体现儒学的正面价值也会大大降低。这使朱子不得不有些违心的搬出有人生知的套话，来强调因为曾点天资高故不假学问之功，却能得见“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但如果我们设想把曾点换成陆子，再问同样的问题，朱子会怎样回答呢（更何况陆子的贱履要远远强于曾点）？正是这一疑问，促使朱子在后来与弟子们的问难中，承认曾点所见只是一个虚的轮廓，并且逐渐在把话题的中心引向虚实之辨的话题。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来自江西的严世文（字时亨，一字亨甫，生卒不详，江西人）①，也致信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颇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次书信往复中，朱子一开始对严的来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随之却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么，朱子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此中的消息对于我们进一步辨清朱陆异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严时亨在信中提到：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夫子既语之以“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正是使之尽言一旦进用何以自见，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为，夫子皆不许之，而独与曾点，看来三子所言皆是实事，曾点虽答言志之问，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而圣人与此而不与彼，何也（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①
  这里，严的来信也道出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疑问：为什么朱子不与“所言皆是实事”的三子，却独与“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的曾点？难道孔子轻视事为吗？基于上述疑问，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语集注》以为：味曾点之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蔵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某尝因是而思之，为学与为治本来只是一统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两截看了。如治军旅、治财赋、治礼乐与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然须先理会要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程子所谓不得以天下挠己，已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②
  首先需要指出，比较欧阳希逊和严时亨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评论的转述可知，二人所见的集注是同一版本。其大致内容为：“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味曾点之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这一版本，应该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宝康本。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一个修订版本。
  以此版本和《论语集注》的初稿相比较：旧本中“见道无疑”中的“道”，在这里被明确点出为“天理”，而在朱子之前，还没有人用天理流行来诠释“曾点气象”。这也成为朱子之“曾点气象论”的最大特色。朱子曾指出：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郑可学录）。
  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录）。①
  从“见道”到“见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这一修改中所体现出的，正是为朱子所一贯注重虚实之辨的精神。
  同时，旧本的“心不累事”云云，被朱子修订为“不规规于事为之末”，表明朱子意在强调说曾点比三子更加“务本。”②这些都是朱子批判与反思谢的“曾点说”的产物。
  回到本文，严在《论语集注》的引导下，认为学者不但要理会为治，更要理会为学这一根本，而且要明白为学与为治是一统事，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由此，他认为三子割裂了二者，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这一观点，朱子是不反对的。
  但是，严认为“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云云，似乎一个人只要做好了今日的存心工夫（还不是穷理的工夫），他日的事为就会易如反掌。这一说法既取消了被朱子视为至关重要的中间一段大下学工夫，还给人以养心和应事前后隔绝的嫌疑，这也是朱子对陆学的基本印象①。按照朱子思想的固有逻辑，这有流于说禅的嫌疑。不过朱子在初读严的信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严在信中继续指出：
  ……夫仁者，体无不具，用无不该（赅），岂但止于一才一艺而已？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孜孜于求仁之是务而好之、乐之，则何暇规规于事为之末？缘它有这个能解横在肚皮里，常恐无以自见，故必欲得国而治之，一旦夫子之问有以触其机，即各述所能。子路至于率尔而对，更无推逊，求赤但见子路为夫子所哂，故其辞谦退，毕竟是急于见其所长。圣门平日所与讲切自身受用处全然掉在一边，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见得它不容将为学为治分作两截看了，所以气象不宏，事业不能造到至极。
  如曾点浴沂风雩自得其乐，却与夫子饭蔬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襟怀相似，程子谓夫子非乐蔬食饮水也，虽蔬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谓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要知浴沂风雩人人可为，而未必能得其乐者，正以穷达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举体遗用，洁身乱伦，圣门无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议曾点。盖士之未用，须知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学者。曾点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为乐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时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无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穷居隐处为未足以自乐，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岂可谓之乐而得其所也？……
  孟子所谓君子所性，即孔子颜子曾点之所乐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物各付物，与天地同量，惟颜子所乐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礼乐许之。此浴沂风雩，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然知与不知在人，用与不用在时，圣贤于此乘流则行，遇坎则止，但未用时只知率性循理之为乐，正以此自是一统底事故也。龟山谓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边用计用较假饶立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如子路当蒯聩之难，知食焉不避其难，而不知卫辄之食不可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后来所成就止于如此，正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无入不自得处。夫子之不与，其有以知之矣……（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①
  严认为，三子之病在于私欲不净，因而舍本逐末，抱有有意为国之心。同时，他也把“曾点气象”和“孔颜乐处”、“尧舜气象”直接相提并论，认为“曾点气象”的核心精神是安于所性、率性循理之乐，这和三子的用计用较的人欲之私是天地悬隔。严还特别强调，不可以把曾点视为隐士之流。应该说，严此信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朱子《论语集注》的发挥。见到严的来书后，朱子随之复信，给了严的观点以较高的评价：
  此一段说得极有本末。学者立志要当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为希逊言之矣。①
  朱子的答语表明，他当时基本上认可了严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与定位。朱子在复信中也告诫严，从贵在立志的角度肯定曾点之襟怀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用力的次第。我们会在后文中揭示朱子这封信中所隐含的意思。
  但是，朱子在数年之后，却对严的上述观点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朱子语类》提到：
  先生令（董）叔重读江西严时亨、欧阳希逊问目，皆问“曾点言志”一段。以为学之与事，初非二致，学者要须涵养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之地，则无事不可为也。先生曰：此都说得偏了。学固着学，然事亦岂可废也！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学者要须常有三子之事业，又有曾点襟怀，方始不偏。盖三子是就事上理会，曾点是见得大意。曾点虽见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虽就事上学，又无曾点底脱洒意思。若曾子之学，却与曾点全然相反。往往曾点这般说话，曾子初间却理会不得他。但夫子说东便去学东，说西便去学西，说南便去学南，说北便去学北。到学来学去，一旦贯通，却自得意思也（潘时举录）。①
  在这段文字中，朱子的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尤其强调学者要事业与襟怀并重，并且认为曾点只是见得大意，却脱略事为，这与三子一样是各执一偏。由此，“曾点气象”不但无法和“尧舜气象”相提并论，也无法和“曾参气象”相比。至此，朱子已经明显在把曾点的地位降低，而他也在论“曾点气象”时，也把“虚实之辨”放在了首要的地位。
  再者，他还直接指责严说是“废事”，是“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如果我们对照严的来书，诸如主张“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云云，就会感到朱子对严的指责有些不知所云，至少是在借题发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只要我们把严的观点和陆学相对照，就会发现“学者要须涵养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之地，则无事不可为也”的说法，带有陆学“先立其大者”的影子。再者，严在这里只提到养心，却没有提到穷理，以及强调养心是本、事为为末，这都给人以“务内遗外”的感觉。而这也正是朱子批判陆学的重要一点。由此，朱子对严的说法态度上的转变，也正是其批判陆学大背景下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清人陆陇其（原名龙其，字稼书，1630—1693）就曾明确指出：
  严时亨论曾点一段，大约言点不是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盖先理会要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三子规规事为之末，则所谓不知其仁也。朱子谓此一段说得极有本末。愚谓曾点之自得，又须看得与姚江（指王阳明）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继之曰：学者立志要当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又答欧阳希逊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错。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①
  陆陇其对严时亨此信观点的概括非常准确，他对朱子给严复信中的深意的理解也很准确。当然，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姚江良知改为象山的“立大”，就更贴切了。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表面批评的对象是严，其实却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在把矛头指向陆学，至少是他理解中的广义的陆学。这就像他会经常性的就这一点，批评某人的“近禅”一样②。
  那么，严说（其实背后是陆学，或者是谢说）的弊端何在？朱子对此并未指明，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朱子与胡大时（字季随，号盘古，生卒不详，福建人）①关于“洒落”问题的讨论以作参考——“洒落”被认为是“曾点气象”的重要规定性，而“洒落”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内涵也大致相同。
  1186年，一位湖南学者写信问胡大时：
  《延平先生语录》②有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方能尔也。学者既未能尔，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餍饫以俟其自得，如能显然免于尤悔，其工力亦可进矣。若直以为不足道，恐太甚。③对此，大时答曰：
  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只是通透洒落之意。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显然尤悔，则途之人亦能之，诚不足为学者道也。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④，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而亦不足以言学矣。⑤
  这里，大时与严时亨的说法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清明或是洒落是做工夫的结果，还是下功夫的前提，即究竟是始学之事，还是终学之事？大时所持的观点与严时亨一致，这一观点也和南轩早年的观点、陆子的观点一致。针对问者和胡大时的观点，朱子指出：
  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有辅汉卿（即辅广）者下语云：“洒然冰解冻释，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知无不至处。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遏捺，苟免显然悔尤，则隐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岂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则横放四出矣。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①此说甚善。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日牵强着力做得。今湖南学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餍饫而俟其有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答者乃云“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强欲做此模样，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才有一毫令之之心，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②
  朱子引述辅广这段话的态度很明确：洒然和洒落只能是工夫到后、涵养纯熟的结果，只能从格物致知中来，从真实积累中来。他指出，“胸中通透洒落”尤其不是出自人为“令得”的产物。这一点，于严时亨所希望的“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亦然。胡大时和严时亨的观点都忽略了极为关键的一点，即学者如何才能做到“胸中通透洒落”、做到“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朱子借辅广之口指出：这是他们的“不原其本”，欠缺了穷理的一节工夫。见到朱子的复信后，大时再次致信朱子，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此，朱子在复信中指出：
  今乃复有来书之喻，其言欲以洒落为始学之事，而可以力致……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终身不能得洒落者，此尤切至之论。盖才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谓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异名耳。迭此两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实洒落地位耶？……愿察此语，不要思想准拟融释洒落底功效判着，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远须自有得力处，所谓先难而后获也（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①
  朱子的意思是，“洒落”也有虚实之分，离开了即物穷理工夫以为支撑，而直接去求“洒落”，所得到的“洒落”就只是疏略放肆的异名，同理，离开下学工夫而求“立大”和“清明在恭”，都会流于空疏和张狂。他更深入的指出，大时的病处在于不愿去做辛苦不快活的工夫，而是直接就要洒落，其流弊会非常严重。“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而少谈境界，成为后来朱子告诫喜谈“曾点气象”者的常用话头。我们说，此后朱子之少谈洒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担心时人虚说洒落的考虑。
  朱子与胡大时就“洒落”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他与严时亨的讨论提供了启发，也为我们理解朱陆异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我们同样可以问“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云云，是始之事，还是终之事？严所说的“先要理会”又应该怎样具体来理会？是先关起门来养心，然后再出门去应物吗？就这一点上，就是陆子也还强调要“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我们说，严的想法就不止是失之太快了，简直就有些天真。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促使朱子对严的说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那就是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3—1217，福建漳州人）①与廖德明（又名廖倅②，字子晦，别号槎溪先生，江西南剑人，生卒不详）①之间围绕严时亨观点的辩论，以及他们就此问题向朱子的问难。
  在宋儒中，陈淳对于“曾点气象”问题特别关注，他在提到自己《与点说》的产生过程时云：
  （对于曾点的问题）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窥一线，而口笔屡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即1196年，作者注），因感严说（即以上严时亨的观点），大故遗阙，忽跃如于中道，发此一段以记之。②
  可见，是严说的“大故遗阙”直接刺激了陈淳，使他得以在长期的思考中形成了突破，于是写就了《详＜论语集注＞“与点说”》一文。之后，他随即由近到远地把《与点说》寄往他奉为师长的廖德明处和朱子处，以求印证，其文曰：
  天理自然流行，圆转日用，万事无所不在。吾心见之明而养之熟，随其所处从容洒落而无一毫外慕之私，然后有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在在各足而无处不圆。尧舜之所以为尧舜者，不能加毫末于此矣。如尧……无非浑然此理也；舜之……于天下事事物物，无一不从容乎天理之自然，而尧舜皆无纤毫容私焉；如孔子……与尧舜同一道也。若曾点之言志，盖有见乎此，故不必外求，而惟即吾身之所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从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故非滞著以为卑，而亦非放旷以为高；故非窘迫而有所助，而亦非脱略而有所忘。此正有与物为春、并育同乐之意，即尧舜之气象而夫子之志也。推此以往，随其所应，触处洞然，冰融冻释，小而洒扫进退三千之仪，大而军国兵民，百万之务，何所而非此理，何所而非此乐哉？故尧舜事业于此可卜（一本卜为见字）其必优为之矣。若三子之事……较之于点，则点见事无非理，三子则事重而理晦。点于理密而圆，三子则阔而偏，不可与同日语矣。虽然，点亦只是窥见圣人之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体用之全，如颜子卓尔之地，而其所以实践处又无颜子缜密之功，故不免为狂士。是盖有上达之资，而下学之不足安其所已成，而不复有日新之意。若以漆雕开者比之，则开也正所以实致其下学之功，而进乎上达，不可得而量矣。在学者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则不可以躐高而忽下，而当由下以达高，循开之所存，而体回之所事，开之志即笃，则点之地可造，回之功即唱，则点之所造，又不足言矣。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受到朱子影响的痕迹。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与严说的不同：严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曾点的“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针对的是曾点的心理论；而陈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曾点见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另外，陈说又通过对颜子、漆雕开和曾点的对比，强调学者既要涵泳其志，更要实下工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陈的文中虽然还在极力为“曾点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这句话作注解，但却已经指出，学者若能“循开之所存，而体回之所事，则点之所造又不足言”云云，这与朱子在思考该问题上的最新进展，是一致的。
  陈淳很快就得到了廖的回复①——即《朱子语类》中所提到的《难“与点说”》，廖的这封回信今已不存，但我们却可以从陈淳对廖的回信的回复中，看到廖此信的些许内容：
  某前者“与点说”拜呈，伏承批诲详委，甚荷警戒之勤，然愚意更有欲讲者，敢一披露以求正诲。
  窃谓此章之旨未可容易读过，夫子所以喟然发叹而深与者，是岂浅浅见解？学者须看得表里净尽，方有实益。程子以点为己见大意，有尧舜气象，而与夫子老安少怀，使万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此其为义已精且备，但其言引而不发，如《论语集注》乃是即程子之意而发明之，其紧要却只在“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流行之妙”句上，此正是就根源说来，而志之所以然者，可谓至精实，至明白矣。会得此意，则曾点气象，洒落从容，优为尧舜事业，方识得端的落着，不是凿空杜撰，而夫子所以深与、程子所以发明、并三子所不及之旨，并洞见底里，会同一源。但此意乍看亦甚微而难著，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窥一线，而口笔屡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即1196年，作者注），因感严说（即严时亨的观点）说，大故遗阙，忽跃如于中道，发此一段以记之，只是推广程子及《论语集注》之意而不敢有加焉，似觉如水到船浮，不至甚有悭涩处，而夫子曾点当日之意味，亦觉洋洋如在目前。以是自信，常存于中，而日用应接亦觉有洒然得力处多，所以奉而质诸长者。今承来教，缕缕大概排抑根源底意，而深主严说，似于《论语集注》未合。
  夫所谓根源来底意思，是以天理言之，看理至于知天始定。此亦不过下学中致知格物一节事，而所致所格者，要有归着至到云耳。盖致知力行，正学者并进之功，真能知则真能行，知行俱到，正所以为上达实见之地，自不相妨。恐未可偏抑，而但如来教，只务理会此，不必理会彼，而彼自在里许，忽然自达，恐差之多也。如严说者，全篇大旨只谓直道“‘清明在躬，志气入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又曰“素其位而行，不原（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又曰“须自所乐中出，方做得圣贤事业”，此只说得《论语集注》所谓洒落从容以下底意思，乃涵养成后之效也。其所以如此者，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洞见得天理流行，日夜间无处不是，故涵泳乎其中，即身见在，便是乐地，更无他念耳。以此意推广之，何处不是此理之妙？何处不是此理之乐？故虽尧舜事业，巍巍荡荡，其作处亦不过只顺他天理，对时育物，如此而已。此意思一同，所以谓“可优为之”焉，此底即是做彼底样尔。窃谓此意味甚恰博，此意甚缜密，最是圣贤吃紧处，若无此，则冥然养个甚，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从容洒落？所乐乐个甚？而于圣贤事业，亦将从何处有缝罅可入乎哉？严说正阙此，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而有向前根原①说不着之断，亦何嫌于分别，恐不得一以道彻上下、贯本末，为此彼此各是一义也。理在事中，理，形而上；事，形而下。三子只见物不见理，严说未说到理，鄙说正所以发明点于日用事物上见得件件都是理，于形而下见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又非语上遗下，语理遗物之谓也。况严说又全无下学次第，如来教所谓尧舜有天下不与者无间，惟此一条云者，正与严说同，圣人所与之意决不徒然止此。若但止此，则意滞而不圆，非惟不彻古人心，而于自身又无受用实益，其不侵侵成谢事去，流入佛老者鲜矣。所谓涂人为禹者，义又不同，亦不得引以为喻。若必论端的成个尧舜巍巍荡荡之功，此须穷神知化盛德之至，有“绥斯来，动斯和”底手段方能，其中多少事在？虽颜子亦未可快许，而况于点乎？至所谓虚见实不同，而下叙颜曾（参）所以为实见，及以点无颜曾（参）之功，而君子欲讷言敏行，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者，极善极善。此则日用不可少歇工夫，而鄙说亦略具于篇末矣……②
  陈北溪的这封信大致有两个内容：一是力辨严说之非，认为严说“根原不着”，“未说到理”、“全无下学次第”，而且所说只是效验，却不知道这效验是要由“向前造理之功”中来，其所缺的也正是最关键的。二是指责廖德明“排抑根源底意，而深主严说，似于《论语集注》未合”。大概廖认为陈淳的说法过于突出了天理二字，有“语上遗下，语理遗物”的嫌疑①。因此主张只做心上（此）的工夫，不必去直接讨见天理（彼）②，这是廖和严的说法相通之处。而在陈淳看来，所谓“根原”指的就是天理，它要从下学中来，从格物穷理的工夫中见，不是游离于讲学应事之外的神秘之物。而严和廖的说法都只见心，不见理，廖甚至只去追求内心中神秘的“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③，这只能会使具体的下手工夫流于空疏。
  陈和廖都对对方的意见不甚满意，他们都在不断地就此向朱子提出问难。朱子对此的反映已经详细地记录在了他给廖的回信和《朱子语类》里。
  正是出于陈淳的提醒，朱子才会对严说、胡说和廖说可能带来的弊端产生了警觉——也发现其与陆学的一致性，因此才开始在论“曾点气象”时开始全力告诫弟子们不能虚说“与点”，而要以重工夫的漆雕开、颜回、曾参为师。此后，已是朱子去世后不久，廖德明将朱子给他的复信（见上）转给陈淳，陈就此回信给廖，指出：
  伏承录示先师别纸议论，捧读载四……向来考亭之诲，无不谆谆此意。深嫌人说“颜乐”、“与点”，深恶人虚说天理人欲，每每令就实事上理会……①
  陈的这封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朱子对严说态度会发生转变，以及为什么朱子晚年会“深嫌人说‘颜乐’、‘与点’，深恶人虚说天理人欲”。于朱子，从严到胡，从胡到廖，从廖到陆学，从陆学到佛老，其间只隔一线。而陆学与佛老的分界，也只是这一线。朱子正是要通过讲虚实之辨来守住这一线。朱子在对严时亨书信的一褒一贬中，也使朱陆异同问题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