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和新悟”在朱子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此前朱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批判上，那么此后他更多是以上述教训为基础，展开了对各种时弊的批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从“中和新悟”起，直到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和《四书或问》阶段为止，朱子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谢良佐为代表的好高之学。在“中和新悟”两年后，朱子即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对谢良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既有对谢氏引《老子》来解《论语》的批驳，又有对其“不觉乗快一向说开……只见旷荡无可捞摸”、“大抵上蔡气象宏阔，所见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①的批判。朱子直言：“上蔡语中诸如此类甚多……几于段段有可疑处……大概亦只是一种病，即此亦可以见其余也。”①这封信表明，朱子至此已经认识到谢良佐的“论语说”在总体上有说的太高、太快，流于佛老的毛病。这也是他日后在批驳谢的“曾点说”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子往往以“洒落”来诠释“曾点气象”，并且显示出了对作为境界之“洒落”的特殊偏爱。不过，此时朱子已经对虚说“气象”的流弊有所警觉，并开始告诫人多做工夫，少谈境界。这也是他对李延平之谆谆告诫的自觉回应。
  但是，朱子之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在更深层次上遇到了一个麻烦：如何对待谢上蔡与程明道之间思想上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谢上蔡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程明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最显著者，上蔡的“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即是明道的“浮云过目”说和“放开说”的发挥。而朱子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上，则一面“必为明道回护”，一面则“专以归咎上蔡”②，这不能不产生诸多矛盾。事实上，诚如后文所指出的，朱子在具有类似“气象”的曾点、程明道、陆象山之间，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完全回护程明道，同时极力为曾点辩护，却大力的批判陆学。朱子的这一做法同样引发了诸多的矛盾，而深入地分析朱子之所以这样做的隐衷，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朱陆异同，也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精神。本书在下文中会对此进一步的说明。
  随着朱子思想的日渐成熟，朱子也开始与人讨论《论语》“曾点言志”一节，如他针对陈焞（字明仲，生卒不详）的来信就强调说：
  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故虽夫子有如或知尔之问，而其所对亦未尝少出其位焉。盖若将终身于此者，而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故夫子虽喟然与之，而终以为狂也（约作于乾道四年，1168年）。①
  陈焞为湖湘派著名学者，也是朱子的重要讲友之一。朱子的《文集》收入了朱子答陈明仲的书信共计十六封，黄震曾指出：“答陈明仲书，多辨佛学。”②可见，陈也算是一位溺佛者。而这是引导我们解读以上文字的一个重要线索。
  陈来先生疑这封信当作于朱熹39岁前后，但无确证③。考《文集》的同一卷中有“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云云，则这封信正是朱子对陈明仲之“《论语》诸说”的回复无疑。陈明仲“曾点说”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其极可能失之高远和空泛，因此朱子才会强调曾点的所对是“未尝少出其位”，其用意，显然是在敲打陈。
  本文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是，在此信中朱子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会在后文中对朱子的这些评价进行繁琐的比较，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异同。
  具体到这封信的内容，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与《论语集注》“曾点言志”一节的初稿一致，这完全是对谢良佐的“曾点说”中“见道”和“不累”说的继承；而其说曾点“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而终以为狂也”云云，则显然是来自明道的“曾点说”。由此可见，此时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上述二人为准，对谢良佐也还没有贬词。再者，朱子认为曾点“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则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正在把“洒落”当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朱子对陈焞强调曾点的“见道无疑”，“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正是在强调“曾点气象”的儒家特色，这也是朱子对“曾点气象”进行儒家化诠释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朱子此时已经很注意曾点的欠缺工夫的狂的一面，并对此做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正是要明确儒释异同之辨和虚实之辨。陈明仲属于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谢良佐又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源头。朱子在这封信中对陈明仲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湖湘学派的整体批判，并预示着他批判谢良佐思想的开始。果然，在朱子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的同一年，在回复方士繇就“曾点言志”一节的提问时，就开始公开批判谢的“曾点说”：
  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论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约作于乾道七年，1171年）。①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1148—1199），1172年前后从朱子学。②陆游《方伯谟墓志铭》记其情况颇详：
  ……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掩所长……工于书……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③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方伯谟“淡于义理，浓于文词”④，方伯谟所学之驳杂于上文可见一斑。陆游认为上述杂学对于方来说，“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方伯谟给朱子之信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他在解说《论语·而中》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节时，在把孔子的这一心境和为谢良佐所渲染的“忘物”境界相比附。对此，朱子一方面认为孔子“时止时行、无所凝滞”，因此他虽然因衰老而不梦周公与此前有所不同，但其洒落则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朱子转而强调，学者尤其不能“以忘物为高”，否则必定会流于佛老，这显然是针对方伯谟的好佛老方外之学而发的。其三，朱子则重点指出谢良佐的“曾点说”虽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其过度渲染“忘”有流于老庄的嫌疑。朱子的这一说法与他作于同时期的《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认为谢良佐“论语说”是“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①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谢的思想由偏爱到反思的过渡心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中发现朱子对“洒落”境界的欣赏态度。
  一年后，石墪（字子重，号克斋，？—1182）②把自己研读《论语》此节的心得寄给朱子以求印证，其中就包括他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天机自动，不知其所以然（约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③对此，朱子指出：
  门人详记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石的说法）则流于庄列之徒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皙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④
  朱子意味，《论语》本文是要突出曾点的“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但是石子重却在把曾点的这一“气象”归结为“不知其所以然”，就有虚说“气象”，把“气象”无化的意味。故钱穆先生即认为“子重之说，即谢上蔡以列子御风而行相比之说也”①，这在朱子看来正是禅老之说。对于这个意思，朱子在《文集》的同一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点出石子重的病处也更为明显：
  按，孔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欤”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则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盖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②
  朱子指出，孔子以操存舍亡、变化不测论心，只是要强调心的周流变化，变动不居，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把它归结为“无”，乃至于进而摒弃“操而存者”，更不是要让人去一味追求“不可以存亡言者”的神秘心体（如中和旧说者）。朱子暗示，石子重之论心、之论“曾点气象”，都犯有这个毛病。另外，朱子还强调，“天机自动”只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自然状态，根本不值得渲染，而学者更需要从自然发展到应然，要历阶而上，实下工夫。曾点之狂，就在于他只有见处，而涵养未至，因此有流为庄老的倾向。总之，朱子这封信的精神还是儒释之辨和有无之辨。
  一年后，吕祖谦在与朱子的通信中提到：
  将尧舜事业横在胸中，此《（易）传》说所谓有其善者也。①
  上文已经提到，吕祖谦对曾点评价甚高。他并不认为曾点有“言不副行”的毛病。他也对谢良佐的“曾点说”做了正面的解读，认为其含义是要强调心存善念，并以此和《易传》比附。朱子在答信中，再次对谢的“曾点说”提出了批评：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亦正谓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年）。①
  于朱子，谢的“曾点说”的核心是强调要胸中无事，扫荡一切，这是他对程明道针砭其“玩物丧志”的矫枉过正。朱子强调，于学者而言，正应当着实去做下学工夫，必须要胸中有事才可。当然，朱子也在强调，若学者把“必有事焉”理解为“博识而不理会道理”，或者是为道理所缚却不得“洒落”，这同样也是偏失。
  两年以后，朱子与吕祖谦编成《近思录》一书。大约在同时②，邓䌹致信朱子，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条为：
  䌹谓“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圣贤作用之气象欤？二子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安行天理之至，盖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窥测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见大意。③
  邓䌹（字卫老，福建将乐人，生卒不详，与其兄邓邦老同游于朱子之门，著有《近思录问答》）④，认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天理流行”和“圣贤气象”，因此二人能“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但他们只是窥测到此，却没有“身造于实地”，这都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上的一贯态度。对此，朱子答曰：
  且如此说，亦未有病，然须实下功夫，真有见处，方有意味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①
  朱子告诫邓不是能只是空头讨论此问题，而要有在做工夫中增进对此问题的了解。不久，邓再次致信朱子，就此问题再次提出个人的见解。邓的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而朱子的复信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曾点之说，乃不真实之尤者，今亦未须便论见处，且当理会如何是实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当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笼罩将去，即人人会说，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济事，反害事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②
  诚如朱子所言，邓䌹的说法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毛病。而朱子重在告诫他注意反身于己，实下工夫去体会，不能空说道理。于朱子，真实不仅意味着说法不错，而且意味着我对它们实有诸己。而这也是《文集》所收书信中朱子所反复告诫邓卫老的核心内容。如：针对邓卫老对“孔颜乐处”的评论，朱子指出“此等处未易一言断，且宜虚心玩味，兼考圣贤为学用力处实下功夫，方自见得。如此硬说无益于事也”；针对邓卫老对“视听思虑动作皆天理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的评论，朱子则强调“识字是紧要处，要识得时，须是学始得”；针对邓卫老对张横渠“横渠先生谓范巽之曰：吾辈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的评论，朱子则指出“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学者将此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久贯熟而自得之耳。非谓只要如此说杀也”；针对邓卫老对周敦颐和张载的评论，则指出“不可只如此说了便休，须是常切玩味涵养也”。可见，大概邓有虚说“气象”的毛病，因此朱子才会这样反复告诫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回复邓卫老的第二封信，是他所有论“曾点气象”中最严厉的一例，而《近思录》的成书时间与鹅湖之会相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大概朱子的复信也是有激之言吧。朱子此后反复告诫学人要注意真正的“为己”，否则纵然说的道理不差也于事于己无补，这些都应该导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