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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何谓“曾点气象”？此问题与朱子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此问题？这是本文首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要想认识“曾点气象”，首先要对曾点和气象这两者分别做出说明。
  曾点（字皙，生卒年代不详①）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2—前479）的著名弟子曾参（字子舆，前506—前436）②的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众多弟子之一。历史上的曾点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有关他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很难展示出一个完整的曾点形象——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论语》中对他的记载外，《吕氏春秋》中的他颇有些智者的气度：
  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耶？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①但是在其他文献中，曾点则更像是一位不拘理法的狂者：
  ……曾折（笔者按，即皙字）口木击曾子口……者参得罪夫＝子＝得无病乎退而就……曰参
  来勿内（笔者按，即纳字）也曾子自……之未尝可得也小箠则待笞大……口怒立壹而不去杀身以口父口……之民与……杀天子之民者其罪……①
  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②
  这样的曾点丝毫没有儒家的气息，反倒是与佛老之徒极为相似，体现出一种对生命的达观与超脱，以及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与无谓——这也是曾点后来经常为人诟病的原因所在。曾点的这种做人风格甚至对曾参也有影响。在他死后，素来以孝著称、临死前都还规规矩矩的曾参，却为其父亲举行了非常简单的丧礼，还被历代奉为厚养薄葬的典范①，这或许就是出于尊崇曾点本人的意志吧！
  在理学兴起之前，人们对曾点的关注并不多，只是在《孟子》中提到：
  如琴张（名牢，字子开，孔子弟子，生卒不详，赵歧以琴张即为孔子的弟子子张）、曾皙、牧皮（资料不详）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②
  在孟子眼中，曾点是狂者的代表，所谓狂者，是指志大才疏、行不掩言的人。这和《论语》以进取来释“狂”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但还是褒多于贬。孟子对狂者以及曾点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程颢论及曾点，就基本转述了孟子的这段话。
  总之，历史上的曾点就像颜回（字子渊，前523—约前490①）一样，颇有些神秘的色彩。他有高远的一面，也有狂傲的一面，还颇有些隐士之风，却都让人无法说清楚。当然，在理学兴起之前，曾点始终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很少受到关注②。他的地位远不能和颜回、子路、曾参等人相比。
  我们说，曾点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论语》所记载的曾点所言所行，也给后人对其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留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知道，自玄学兴起之后，“寄言出意”就成了中国哲学常用的诠释手段，这被形象的称为“六经注我”，或是旧瓶装新酒。这种情况不独玄学为然，禅宗、理学也是如此。“寄言出意”常常表现为反弹琵琶或是无中生有。前者如《世说新语·文学》中提到王弼对“圣人体无”的精彩发挥，后者如朱子认为“曾点气象”是天理浑然的气象云云。对诠释者来说，他只是在借用旧题作为载体，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新思想罢了。而通常被选中作为寄言对象的，往往既与诠释者的论题相近，又本身具有较大发挥空间的材料，如曾点者。
  对今人而言，当然不能像清儒一样只是去笑话上述诠释方式没有忠实于被诠释的对象，而更应该得其汇归，明其所寄，从中读出诠释者想要说出的东西，乃至于读出诠释者的思想风格来①。事实上，宋学家们理解中的曾点和历史上真实的曾点是同是异，这一点其实并不非常重要。我们只要知道在客观上，曾点已经成了他们寄言出意的工具，“曾点气象”也不尽同于战国时代的曾点本人的“气象”，而更多的是反映出了诠释者自身的“气象”，这就足够了，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出于无意的。
  “气象”这个词出现得很早。但我通过多种文献的检索发现，在唐宋之前这个词被使用的很少。它常见于天文和医学领域，多与“气论”相关，指的是“气”之形象。这在《史记》、《前汉书》、《素问》、《论衡》诸书中都是如此。此后，它才开始指文学作品的风格，或是指人的形神状态，指一种形于中而发于外，超越言诠的境界①，或是一种与自然混化的生命意识。总之，气象就是某某人或物所体现出的状态，给人的总体感觉而已。但是，在理学兴起之前，“气象”一词通常是与“无”、玄远、意在言外等词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具有文学和审美的意义，缺乏一种具体的规定性。
  在宋代，人们对这个词的使用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一跃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尤其是程朱一系的思想家更是大量使用它，把它当作一个理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来对待。例如，在二程的文集中，这个词出现过七十多处，而在朱子的著作中，则至少出现过三百多处。此外，该词还频频出现在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为东莱先生，1137—1181）、张栻（字敬夫、乐斋，号南轩，1133—1180）等宋明理学家们的文集中。
  此后，“气象”一词便开始拥有异常丰富的涵义，在哲学、文学、史学的不同领域，乃至于每个人的作品中，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涵义。因此，要全面揭示它的丰富内涵及其流变，仅靠文字训诂是远远不够的①。准确的说，所谓“气象”本身是个虚概念，指“……的样子”，因此我们更多讨论和关注的是如颜子气象、曾点气象、曾子气象这类具体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人不提“气象”之处，也有“气象”存在：如《论语·乡党》中所描述之孔子者，未尝不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象”；《老子·十五章》之“豫焉若冬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老子·二十章》之“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②，这也是一种“气象”；其他如《庄子·逍遥游》中之“藐姑射山之神人”，《孟子·尽心》中“说大人则藐之”……
  等等都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气象”。
  就本文而言，“气象”一词本身有着相对集中的含义，即更落脚在其所包含的哲学意蕴上。如陈来先生所说：
  “气象”在理学本指达到某种精神境界后在容貌词气等方面的外在表现。由于气象是某种内在精神的表现，在理学的讨论中常常把气象直接作为一个精神修养的重要课题。③
  当然，在理学家们的讨论中，“气象”所涉及到的远不止是“精神修养”，或者只是境界论的内容。在理学中，“气象”一词更加偏重于对人内在思想性的评价，指被理想化了的“完人”的根本精神内涵，自然也体现着儒者们的基本为学精神和基本价值观。理学中“气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保留着此前人们对其所理解的那种超越的、内省的、玄远的色彩，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德性和思辨的内容，以及强调人文关怀的内容，将“极高明而道中庸”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理学在整体上强调与佛老之辨、强调“虚实之辨”的必然选择。这一点，使其既体现出了儒学的基本特色，也体现着理学的根本精神。
  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不同的“气象”体现着儒学与佛老思想之间的异同关系，甚至反映出理学中不同流派在为学之方上的深刻差异。因此，辨别“气象”也成了他们辨析为学宗旨之正伪高下，以及获得正确修养门径的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宋儒所说的不同“气象”，代表着其对不同类型的儒学理想人格的理解，也关联着他们独特的为学之方与工夫论，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地方。
  那么，何谓“曾点气象”？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曾让他的四位弟子各言其志：子路（仲由，字子路，前543—前481）说他志在使民“有勇且知方”；冉求（字子有，前523—？）说他志在“足民”；公西华（字子华，前510—？）则说他只愿意做一个司礼的小相。这三个人的志向都是要济世安民。与三人不同，曾点却说他的志向是要在晚春时节里，自己身穿新衣，和一大帮青少年一起到沂水里去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才悠然地唱着歌回家（“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①）。孔子听后喟然而叹：“吾与点也”。在很多人看来，孔子的“与点”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为什么孔子不与“志在济世”的三子，却要与说话有些玄远的曾点呢？
  其实，这里我们大可以把这段话理解为，曾点心中所向往的，就是人们理想中优游自在的太平生活，而孔子赞许他，也只是因为如《论语笔解》所说的，“美其乐王道也”②。然而，由于原文在叙述上过于简略含混，也由于孔子所表现出的态度与其毕生一贯强调的济世、淑世精神存在有巨大反差，这就使得后人在对这段文字的理解上始终分歧不断③。同时，也由于曾点的那些“玄远”的话确也给后人留有较多发挥空间，因而围绕着曾点言行中所体现出的“气象”，后人纷纷提出推测，也常借对此问题的讨论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之广，参与讨论的人数之众，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这遂使该问题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著名公案，进而形成了理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曾点气象”。
  那么，何谓“曾点气象”？简言之，所谓“曾点气象”，就是在《论语》该节中曾点之言行所体现出的“气象”。实际上，它更指后人尤其是理学家们所理解的曾点之“气象”。需要指出，由于在理学中每个人都有对“曾点气象”的独特理解与诠释，因此我们对“曾点气象”的解释也只能是描述性的，指示性的。随着本文的展开，可以看到人们对其的理解和诠释各个不同，而这种不同的背后，则包含着很深的消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那就是曾点与“曾点气象”的关系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很有必要。曾点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象”。至少是在《论语》的记载中，曾点的“气象”压倒了比他有名得多的孔门弟子，比如子路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必多讲。但是“曾点气象”却还不仅仅是“曾点”与“气象”的简单叠加。实际上，“曾点气象”几乎完全是一个理学论域和视域中的话题。也可以说，“曾点气象”早已经游离出了作为历史现象的曾点之外，而进入了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寄言出意的层面。由此，我们固然不能说宋人的见解忠实了历史，但却不能由此认为他们的努力毫无价值。否则，只能说我们尚没有把握到中国哲学的特质。我们说，只有明确了曾点与“曾点气象”的区别，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宋学的精神与价值，更好地把握宋儒论“曾点气象”之新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本文多次强调，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曾点气象”以及宋人对此问题讨论本身的价值，而非曾点的问题与价值。因此，历史上“曾点言志”一节的真意若何、该节的确切训诂若何，以及清儒根本取消“曾点气象”的种种言论，都不在本文的关注对象之列。
  在本文中，我们通常会在三个层面上提到“曾点气象”。其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是众多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所吟咏的对象——指一种玄远而难以言说的境界，或是一种自由自在、逍遥快乐的心境。在这个层面上，它是一个审美概念，它所指向的是无言之域、无我之境，是需要被直觉体悟和审美体察的东西，很难被哲学语言正面分析清楚，解说清楚。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们也纷纷作诗吟咏曾点，如朱子的《朱文公文集》中就收录了六首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属于这一层次。
  在第二个层面上，“曾点气象”是宋元明理学家们讨论的对象——代表者就是二程及其弟子，以及阳明及其后学讨论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曾点气象”的涵义非常复杂，有时指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理学理想境界，有时则指负面的、虚而不实的境界，有时还与《中庸》中的“鸢飞鱼跃”一起，来形容所谓“道体”的流行发用等，有时是指与佛老、隐士相近的“气象”。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曾点气象”明显具有理性、德性和思辨等哲学意蕴，是可以被正面分析和说出的。这一点，是其区别于第一层面的重要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层面的“曾点气象”并不仅仅是一个境界论的范畴。它的涉及面非常广，几乎覆盖了理学中所有的重要方面：大多数理学家们对此问题的讨论，广泛涉及到了以“理”为核心的工夫论、价值论乃至于学术批判的内容，甚至还涉及到了强调活泼自由、率性自为的主体精神的内容。另外，这一话题还始终与时人对人生态度和儒学发展的所应然和所必然的讨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关联着儒学最为核心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史，也是一部微型的思想发展史和学术批评史。
  在第三个层面上，它特指朱子本人与其朋友弟子们所讨论的话题。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话题。我们说，朱子对“曾点气象”问题的关注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数月为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另外，他的著作中对“曾点气象”的讨论，篇幅也相当大（仅《朱子语类》就多达数万字）。这足以体现出他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也足以彰显出朱子为学的基本精神。由于本文将对此进行重点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这三个层面既有相对的区别，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本文在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上力求有所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在理解“曾点气象”时，我们还必须提到另外两个非常相近的典故——“孔颜乐处”和漆雕开（字子开，生卒不详①）的典故。在当时，“孔颜乐处”同样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话题，被用来指代一种理想的理学精神境界。乃至于时人对“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追问，有着和禅宗的参话头相同的意义。“孔颜乐处”源出《论语》中《雍也》篇和《述而》篇：孔子称赞弟子颜渊虽然“箪瓢陋巷”生活贫穷，却“不改其乐”；又自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此问题在宋明理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儒大都认为，孔颜之乐，不仅仅是以道为乐，也不以乐为中心，不以乐为根本目的，而是指天理充周下和乐之情的自然发露。这种乐拟议即乖，助长即差。他们还认为，寻孔颜乐处的真正价值，是要发现儒学的根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观。冯友兰先生甚至认为：
  从回答这个问题（即孔颜乐处）开始，这就得到了进入道学的门径。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懂得了道学。从实践上回答了这问题（不仅知道有这种乐，而且实际感到这种乐），这就进入了道学家所说的“圣域”。①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指的是一种以“乐道”为中心的高深境界。在理学中，二者都围绕“道”和“理”展开，以儒家的“道德境界”为内核，却又上升到了与天地同流的“天地境界”、“同天意识”。同时，它又体现出一种仁民爱物的人文关怀。这是二者的共同点。另外，“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又都是理学心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遮诠”的意味，这就使得理学的心性论具有了一定的流动性，达到了一种即有而无，在平和中显高远的特色。在今天，我们常常只是把理学中的那些以概念范畴为核心的，静态的心性辨析作为理学心性论的主要内容。但我们必须明白，“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所代表的，是那些静态辨析的最终归宿。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我们通常所辨析者有了生命，有了意义。离开了这些理想境界的导向作用，离开了理学中至关重要的工夫二字和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反身体认”、“知行并进”，这些被我们今人抽象化、客体化、实体化了的“无人身的理性”，已经变成了理学中异己的东西。
  不过，当代学者似乎很少注意到“曾点气象”与“孔颜乐处”之间的区别，而这在理学中，尤其是对于朱子来说，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就与本文较有关系的内容而论，二者之间最大区别是虚实之辨。其一，朱子认为“孔颜乐处”出于自然，而“曾点气象”有拟议和“劳嚷”的嫌疑。朱子曾多次断章取义地引用《论语》中的某些段落来证明：“孔颜乐处”建立在扎实的工夫之上，是真实的；相反，由于没有下学工夫的有效支撑，曾点之乐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一个倒置的宝塔。其二，朱子强调，“孔颜乐处”纯而又纯，代表着儒学的基本精神，又体现着儒学与佛老思想根本不同；而“曾点气象”则有很多的“问题”——最大问题是与佛老思想很难划清界限。其三，二程和朱子都曾强调，孔颜乐处的所乐者，是有道者自然乐，是说道在乐外；而曾点之乐，恰好是见道分明之乐，是乐见天理之乐，其乐者即是道，二者有自然与勉强之别。总之，在朱子和其他许多理学家看来，“曾点之志，虽有尧舜气象”，但却远远不能直接等同于“孔颜乐处”。它是一个需要用批判精神来对待的东西。朱子甚至是近乎繁琐的强调，混淆二者之间的区别会带来莫大的危害——刊落工夫，虚说气象，甚至会丧失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流于佛老的自我陶醉和虚无之境。
  当然，若做进一步的分疏，则朱子在笼统的谈论“孔颜乐处”之外，又很注意把孔子和颜回分开对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将曾点和颜回等人进行比较的例子，却没有见到他对孔子和曾点等人进行比较的例子。对于朱子来说，孔子作为圣人，自然不能和贤人地位的颜曾等人相提并论①。在这里，本文只是在一般的意义谈“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的异同，至于曾点和颜回之间的异同，则是朱子所关心的重点问题。我们在在后文中会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实际上，在理学内部真正常和“曾点气象”相提并论的是《论语》中的另一个典故：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悦）。②
  这一典故也和“曾点言志”有着相同的特性——也具有较大的诠释空间：文中的“斯”字究竟为何意？历史上众说不一，而理学家们则对此进行了理学化的阐释，其典型者如小程子就认为：“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而朱子更是直截了当的认为“斯”指的就是天理。这样，漆雕开之所信者和曾点之所见者，就被宋儒们等量齐观了。在当时，时人针对曾点、漆雕开的优劣异同纷纷展开评论，这也使得本来在孔子弟子中默默无闻的两个人，逐步拥有了超越子路等人之上的地位。
  理学内部对“曾点气象”、“孔颜乐处”和曾点与漆雕开之异同的比较，反映出了其鲜明的自我批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