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六四】 《近思录》概述补遗
内容
《近思录》为朱子与吕东莱（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所共辑，采北宋周敦颐（一〇一七—一〇七三）、程颢（一〇三二—一〇八五）、程颐（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张载（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四子之语，分十四卷，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以后《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之模型。《近思录》直接间接支配我国思想制度五百年，而影响韩国、日本亦数百载。恐朱、吕二儒所梦想不到。
言《近思录》者，每单举朱子之名，对于吕氏，固嫌忽略，然两名并举，亦未为平。主谋、主旨、主编，皆属朱子，显然有主客之分。盖《近思录》之规模，亦即朱子本人哲学之轮廓也。关于朱、吕合作之经过，予曾有详细之讨论，为论者所未道者。选语六百二十二条，详为统计。朱子何以不采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之言，加以解释。选语来自四子所著二十七种。注家指明出处者甚少。有之亦只举卷数而已。予乃逐条考其出处，为首次之全盘厘清。各卷所引程子究是明道（程颢）抑或伊川（程颐）之语，参考《二程遗书》《文集》《语类》等书，然后确定为谁人之语，兄弟共同之语，抑或无从而定之语（参看页三三四“程子日”条），学者也曾分别二程之语，但以思想为准。予全凭实据，不敢臆测也。以上各点，拙著《朱子之近思录》，皆备言之。1
除儒道经书以外，注释《近思录》者比任何一书为多。拙著所录而解题者计我国十八种、韩国八种、日本二十四种、西译两种。日本之笔记、讲说、校注，与现代语译将近百种尚不在内。近查北京图书馆藏有黄叔璥所编《近思录集注》稿本十四卷，凡四册，与黄奭《近思录集说》十四卷，为清丛书楼抄本，共十二册，均未见。黄奭不详，黄叔璥则康熙朝进士。又有清人车鼎贲（一六九一—一七三二）《近思录注析微》，不知尚存否。2继《近思录》而后，数百年间，我国有续录十九种，韩国三种。或选朱子之语，或选程门、朱门，以及宋明诸儒之语，皆依《近思录》例，分十四卷。拙文悉予说明。拙文既刊，偶得有我国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一七一八）序。严氏未详。彼从《文集》《语类》二书选取朱子文语二百五十八条，依《近思录》例，分十四卷，卷目略同。以卷三致知为最长，凡四百二十四条。卷六齐家最短，只二十九条。予所收乃日本安政二年（一八五六）源忠精序，云“传自闽浙商舶”。中日学者从未提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载。不知国内有存否？陈龙正（一五八五—一六四五）编《程子详本》，专录二程嘉言，依《近思录》卷目分十四卷。韩国有韩梦麟编《续近思录》，朝鲜纯祖十九年己卯（一八一九）序。十四卷，三册。又《续近思录》一册，编者刊年不详。均未见。恐韩国不止此数，恨未考耳。
一九六七年，予为哥伦比亚大学“文化纪录名著”翻《近思录》为英文。前此曾在日本研究一年，早已留意于《近思录》。有关之书，无不参考。无意之中，竟作《近思录》注书两种之发现。一为陈沆（一七八五—一八二六）之《近思录补注》。陈沆，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人，嘉庆进士，官修撰。工诗，兼治宋儒心性之学。编《近思录补注》十四卷。此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载，亦不见各丛书。谈《近思录》者从未有谈及其名。恐国内早已佚矣。予偶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发见此书，急制显微胶片以归。检其内容，则其所见并非卓越。考据远不及茅星来（一六七八—一七四八）之《近思录集注》，诠解亦不及张伯行（一六五二——一七二五）之《近思录集解》。以言以朱解朱，更不如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之《近思录集注》。然远胜日本素来通行之叶采（壮年一二四八）《近思录集解》多矣。所采以朱子为多，然此外亦引理学家约五十人，又述叶采注、江永注、施璜（壮年一七〇五）《五子近思录发明》，而独张伯行不与焉。中韩日诸注家之引吕东莱者，中村习斋（一七一九—一七九九，《近思录讲说》）而外，陈沆而已。此书虽非上乘，然久流海外，急应归还原土也。
另一发见为金子霜山（一七八九—一八六五）之《近思录提要》。霜山并非著名。但其书屡被人引述。学者均信书已失传矣。予某日偶至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管理人以数十年所藏之《近思录注》写本示予，乃金济民之《近思录提要》也。书十四卷，注六百余条之大半，多引宋儒，有弘化三年丙午（一八四六）序。予初以金济民为韩国人。后经多方调查，乃知金济民即金子霜山之中文名字，而作为失传之书，固健在也。予急以告图书馆管理人，皆大欢喜，直以宝物视之矣。
更一发见为出人意料者。卷六第十三“问孀妇”条为伊川“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名句。张伯行竟删去之，而替以伊川论兄弟之爱一段。3伯行必以伊川寡妇宁饿死不宜再嫁之言为不是，故更改原书。伯行为清代程朱之杰出信徒，而竟不解程子所言与朱子所取，不外舍生取义之意，不亦奇乎？（参看页七八三“孀妇再嫁”条）伯行此举，从未经人指出。不知注家是否同情于张氏也。
予之译《近思录》，所有人名、地名、篇名、术语，均思加以解释，生卒年亦欲考证，故备注达二三千，间或一注而考究经年者。卷三第五十四“问胡先生”条谓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注家只注胡先生为胡瑗（九九三—一〇五九），治太学时程颐从学于此。唯胡氏之如此解《易》，是否口传抑见之于书，注家并未明言。胡瑗著述，今只传《洪范口义》与《周易口义》。如《周易口义》无此解，乃可谓之口传。唯《周易口义》遍寻不可得。卒承日本内阁文库制胶片寄来，则太子之说，即见诸第一卷页九上也。
探索之难，不止一端。张载尝作《东铭》《西铭》，书于其学堂之双牖。凡治理学者，尽人皆知。然第二卷第八十九“横渠”此条，注家从未说明书在牖之何处。今查《遗书》有云：“公掞（朱光庭，一〇三七—一〇九四）昨在洛有书室，两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书‘天道之要’，一书‘仁义之道。’”4朱光庭稍后于横渠（张载），然不同居洛阳。且《东铭》一百一十二字，《西铭》二百五十三字。是否亦牖各三十六隔？又是否每格书数字？书在纸上抑书在明瓦？此凡均待注家之研究。
此外尚有数点未能解决者。第四卷第二十“伯淳”条谓“伯淳（程颢）昔在长安仓中闲坐，见长廊柱，以意数之”。我国注家侧重释意，故不释“仓”字之意义为何。日本注家或作仓促，即暂居之意。或作贮谷之处。贮藏所而有长廊，似难置信。然佐藤一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在其《近思录栏外书》谓日本往日谷仓曾有客舍，故程颢有住仓库之可能云云。按宋代有仓场，岂明道曾居仓场之客舍耶？抑长安之仓场，规模宏大，楼宇之间，有长廊柱耶？卷十第五十“先生”条有“客将”一词。中井竹山（一七三〇—一八〇四）之《近思录标记》以“客将”为“客人将近”。此于文义欠解。日本注家多解作主持招待宾客之武官。兹查朱子有谓“客将次于太守，其权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将之。凡教阅出入，皆主其事”5。茅星来复考据云：“‘客将’之‘将’，去声。”又云：“客将即牙将。以其主客往来，故名。”朱子所言之客将或与此条之客将不同。星来考据甚精，则其所释，必定有所本。然则“客将”以朱子与星来所言为是。第三卷第十六“横渠”条横渠答门人范巽之（名育，壮年一〇八七）书言“孟子所论知性知天”之后，续谓“诸公所论，但守之不失，不为异端所劫”云云。多数注家解“诸公”为张子门人。然日本注有解作孔门诸儒，有解作古时圣贤，又有解作当时儒者。众说纷纷，莫知谁是。核以文义，当指横渠门人。然其他诸说，亦绝无可能否？第四卷第十一“邢和叔”条为“邢和叔言吾曹……”若此为邢和叔（名恕，壮年一一二七）之语，则《近思录》只得此一条为非北宋四子之语。邢恕为二程门徒，后背其师。朱、吕未必采其语而加入《近思录》。日本诸家如贝原益轩（一六三〇—一七一四，《近思录备考》）、中井竹山（《近思录说》）、佐藤一斋、泽田武冈（壮年一七二〇，《近思录说略》）、东正纯6（一八三二—一八九一，《近思录参考》）、宇者都宫遯庵（一六三四—一七一〇，《鼇头近思录》），皆谓唐伯元（一五四〇—一五九八）所编之《二程先生类语》“邢和叔”之前有“与”字。7即谓为明道告诉和叔之言。然《遗书》本文无“与”字，8且《二程先生类语》乃明本，后二程已数百年，未可尽信。众注以为邢氏复述其师明道之言，未知是否？
尚有一条可疑者。第十三卷第一“明道”条谓“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有不少版本“义”“仁”两字互换。盖此语采自《遗书》卷十三，原文确为“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也。9然以为我为似于仁，兼爱为似于义，实不可解。故朱子《孟子集注》云：“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10《遗书》卷十五程颐本人亦曾谓：“杨氏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1故知《遗书》卷十三原文之必为版本之误也。是以茅星来、施璜、江永，皆从《近思录》。唯叶采则从《遗书》卷十三，“义”“仁”互换，而注云：“杨氏为我，可谓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犹疑似于无欲之仁。墨氏兼爱，可谓泛滥而无义矣，然犹疑似于无私之义。”叶注既在日本通行，故若干日本注家从之。如此解释，可谓牵强之极。张伯行沿叶注，略引述之。但谓“一本作‘为我疑于义，兼爱疑于仁’……语势更顺”。叶采之误，已被韩儒金长生（一五四八—一六三一，《近思录释疑》）指出。可惜不但若干日本注家从之，而清儒张伯行亦从之。日本亦有若干注家不沿叶采者。宇都宫遯庵、中井竹山、簗田胜信（一六七二—一七四四，《近思录集解便蒙详说》）皆谓《二程全书》之《遗书》卷十三作“为我疑于义，兼爱疑于仁”云。彼等所见之版本或然。然现行《遗书》，则皆“义”“仁”互换也。予疑叶采所见之版本误植。叶氏不审其误，有等注家沿之，而若干《近思录》版本反依叶注而改正为误。此是予主观之说，未知然否。
《近思录》引语颇多，所幸皆已寻出其源。卷一第三十二“冲漠”条，“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语来自《遗书》，为伊川语。12日本注家几皆谓此为佛语，然无一曾指出其来源者。山崎闇斋（一六一八—一六八二）撰《冲漠无朕说》，列举宋明儒与韩儒所有冲漠无朕之言，13并无出于佛经之说。日本学者醉心佛学，捕风捉影，凡儒家思想或言语有与佛家相似者，辄谓为来自佛家。此其一端。卷三第四十九“伊川”条为《伊川易传序》。内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语。贝原益轩（一六三〇—一七一四）谓此语出自《华严经》澄观（七六〇—八三八）疏。14其他日注与《大汉和辞典》亦谓上语来自澄观之疏。然太田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之作和澄观《清凉大疏》百卷、《清凉语录》五卷、《清凉玄义》，皆无此语，唯尚直所编《归元直指》引此语为清凉语，而下语亦出于贤首大师法藏（六四三—七一二）云。15太田未指明出处，无从检查。儒佛互相影响，借用文句。故唐荆川（名顺之，一五〇七—一五六〇）曰：“儒者曰‘体用一源’，佛者曰‘体用一源’，儒者曰‘显微无间’，佛者曰‘显微无间’。孰从而辨之？”16
言《近思录》者，每单举朱子之名，对于吕氏，固嫌忽略，然两名并举，亦未为平。主谋、主旨、主编，皆属朱子，显然有主客之分。盖《近思录》之规模，亦即朱子本人哲学之轮廓也。关于朱、吕合作之经过，予曾有详细之讨论，为论者所未道者。选语六百二十二条，详为统计。朱子何以不采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之言，加以解释。选语来自四子所著二十七种。注家指明出处者甚少。有之亦只举卷数而已。予乃逐条考其出处，为首次之全盘厘清。各卷所引程子究是明道（程颢）抑或伊川（程颐）之语，参考《二程遗书》《文集》《语类》等书，然后确定为谁人之语，兄弟共同之语，抑或无从而定之语（参看页三三四“程子日”条），学者也曾分别二程之语，但以思想为准。予全凭实据，不敢臆测也。以上各点，拙著《朱子之近思录》，皆备言之。1
除儒道经书以外，注释《近思录》者比任何一书为多。拙著所录而解题者计我国十八种、韩国八种、日本二十四种、西译两种。日本之笔记、讲说、校注，与现代语译将近百种尚不在内。近查北京图书馆藏有黄叔璥所编《近思录集注》稿本十四卷，凡四册，与黄奭《近思录集说》十四卷，为清丛书楼抄本，共十二册，均未见。黄奭不详，黄叔璥则康熙朝进士。又有清人车鼎贲（一六九一—一七三二）《近思录注析微》，不知尚存否。2继《近思录》而后，数百年间，我国有续录十九种，韩国三种。或选朱子之语，或选程门、朱门，以及宋明诸儒之语，皆依《近思录》例，分十四卷。拙文悉予说明。拙文既刊，偶得有我国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一七一八）序。严氏未详。彼从《文集》《语类》二书选取朱子文语二百五十八条，依《近思录》例，分十四卷，卷目略同。以卷三致知为最长，凡四百二十四条。卷六齐家最短，只二十九条。予所收乃日本安政二年（一八五六）源忠精序，云“传自闽浙商舶”。中日学者从未提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载。不知国内有存否？陈龙正（一五八五—一六四五）编《程子详本》，专录二程嘉言，依《近思录》卷目分十四卷。韩国有韩梦麟编《续近思录》，朝鲜纯祖十九年己卯（一八一九）序。十四卷，三册。又《续近思录》一册，编者刊年不详。均未见。恐韩国不止此数，恨未考耳。
一九六七年，予为哥伦比亚大学“文化纪录名著”翻《近思录》为英文。前此曾在日本研究一年，早已留意于《近思录》。有关之书，无不参考。无意之中，竟作《近思录》注书两种之发现。一为陈沆（一七八五—一八二六）之《近思录补注》。陈沆，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人，嘉庆进士，官修撰。工诗，兼治宋儒心性之学。编《近思录补注》十四卷。此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载，亦不见各丛书。谈《近思录》者从未有谈及其名。恐国内早已佚矣。予偶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发见此书，急制显微胶片以归。检其内容，则其所见并非卓越。考据远不及茅星来（一六七八—一七四八）之《近思录集注》，诠解亦不及张伯行（一六五二——一七二五）之《近思录集解》。以言以朱解朱，更不如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之《近思录集注》。然远胜日本素来通行之叶采（壮年一二四八）《近思录集解》多矣。所采以朱子为多，然此外亦引理学家约五十人，又述叶采注、江永注、施璜（壮年一七〇五）《五子近思录发明》，而独张伯行不与焉。中韩日诸注家之引吕东莱者，中村习斋（一七一九—一七九九，《近思录讲说》）而外，陈沆而已。此书虽非上乘，然久流海外，急应归还原土也。
另一发见为金子霜山（一七八九—一八六五）之《近思录提要》。霜山并非著名。但其书屡被人引述。学者均信书已失传矣。予某日偶至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管理人以数十年所藏之《近思录注》写本示予，乃金济民之《近思录提要》也。书十四卷，注六百余条之大半，多引宋儒，有弘化三年丙午（一八四六）序。予初以金济民为韩国人。后经多方调查，乃知金济民即金子霜山之中文名字，而作为失传之书，固健在也。予急以告图书馆管理人，皆大欢喜，直以宝物视之矣。
更一发见为出人意料者。卷六第十三“问孀妇”条为伊川“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名句。张伯行竟删去之，而替以伊川论兄弟之爱一段。3伯行必以伊川寡妇宁饿死不宜再嫁之言为不是，故更改原书。伯行为清代程朱之杰出信徒，而竟不解程子所言与朱子所取，不外舍生取义之意，不亦奇乎？（参看页七八三“孀妇再嫁”条）伯行此举，从未经人指出。不知注家是否同情于张氏也。
予之译《近思录》，所有人名、地名、篇名、术语，均思加以解释，生卒年亦欲考证，故备注达二三千，间或一注而考究经年者。卷三第五十四“问胡先生”条谓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注家只注胡先生为胡瑗（九九三—一〇五九），治太学时程颐从学于此。唯胡氏之如此解《易》，是否口传抑见之于书，注家并未明言。胡瑗著述，今只传《洪范口义》与《周易口义》。如《周易口义》无此解，乃可谓之口传。唯《周易口义》遍寻不可得。卒承日本内阁文库制胶片寄来，则太子之说，即见诸第一卷页九上也。
探索之难，不止一端。张载尝作《东铭》《西铭》，书于其学堂之双牖。凡治理学者，尽人皆知。然第二卷第八十九“横渠”此条，注家从未说明书在牖之何处。今查《遗书》有云：“公掞（朱光庭，一〇三七—一〇九四）昨在洛有书室，两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书‘天道之要’，一书‘仁义之道。’”4朱光庭稍后于横渠（张载），然不同居洛阳。且《东铭》一百一十二字，《西铭》二百五十三字。是否亦牖各三十六隔？又是否每格书数字？书在纸上抑书在明瓦？此凡均待注家之研究。
此外尚有数点未能解决者。第四卷第二十“伯淳”条谓“伯淳（程颢）昔在长安仓中闲坐，见长廊柱，以意数之”。我国注家侧重释意，故不释“仓”字之意义为何。日本注家或作仓促，即暂居之意。或作贮谷之处。贮藏所而有长廊，似难置信。然佐藤一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在其《近思录栏外书》谓日本往日谷仓曾有客舍，故程颢有住仓库之可能云云。按宋代有仓场，岂明道曾居仓场之客舍耶？抑长安之仓场，规模宏大，楼宇之间，有长廊柱耶？卷十第五十“先生”条有“客将”一词。中井竹山（一七三〇—一八〇四）之《近思录标记》以“客将”为“客人将近”。此于文义欠解。日本注家多解作主持招待宾客之武官。兹查朱子有谓“客将次于太守，其权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将之。凡教阅出入，皆主其事”5。茅星来复考据云：“‘客将’之‘将’，去声。”又云：“客将即牙将。以其主客往来，故名。”朱子所言之客将或与此条之客将不同。星来考据甚精，则其所释，必定有所本。然则“客将”以朱子与星来所言为是。第三卷第十六“横渠”条横渠答门人范巽之（名育，壮年一〇八七）书言“孟子所论知性知天”之后，续谓“诸公所论，但守之不失，不为异端所劫”云云。多数注家解“诸公”为张子门人。然日本注有解作孔门诸儒，有解作古时圣贤，又有解作当时儒者。众说纷纷，莫知谁是。核以文义，当指横渠门人。然其他诸说，亦绝无可能否？第四卷第十一“邢和叔”条为“邢和叔言吾曹……”若此为邢和叔（名恕，壮年一一二七）之语，则《近思录》只得此一条为非北宋四子之语。邢恕为二程门徒，后背其师。朱、吕未必采其语而加入《近思录》。日本诸家如贝原益轩（一六三〇—一七一四，《近思录备考》）、中井竹山（《近思录说》）、佐藤一斋、泽田武冈（壮年一七二〇，《近思录说略》）、东正纯6（一八三二—一八九一，《近思录参考》）、宇者都宫遯庵（一六三四—一七一〇，《鼇头近思录》），皆谓唐伯元（一五四〇—一五九八）所编之《二程先生类语》“邢和叔”之前有“与”字。7即谓为明道告诉和叔之言。然《遗书》本文无“与”字，8且《二程先生类语》乃明本，后二程已数百年，未可尽信。众注以为邢氏复述其师明道之言，未知是否？
尚有一条可疑者。第十三卷第一“明道”条谓“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有不少版本“义”“仁”两字互换。盖此语采自《遗书》卷十三，原文确为“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也。9然以为我为似于仁，兼爱为似于义，实不可解。故朱子《孟子集注》云：“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10《遗书》卷十五程颐本人亦曾谓：“杨氏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1故知《遗书》卷十三原文之必为版本之误也。是以茅星来、施璜、江永，皆从《近思录》。唯叶采则从《遗书》卷十三，“义”“仁”互换，而注云：“杨氏为我，可谓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犹疑似于无欲之仁。墨氏兼爱，可谓泛滥而无义矣，然犹疑似于无私之义。”叶注既在日本通行，故若干日本注家从之。如此解释，可谓牵强之极。张伯行沿叶注，略引述之。但谓“一本作‘为我疑于义，兼爱疑于仁’……语势更顺”。叶采之误，已被韩儒金长生（一五四八—一六三一，《近思录释疑》）指出。可惜不但若干日本注家从之，而清儒张伯行亦从之。日本亦有若干注家不沿叶采者。宇都宫遯庵、中井竹山、簗田胜信（一六七二—一七四四，《近思录集解便蒙详说》）皆谓《二程全书》之《遗书》卷十三作“为我疑于义，兼爱疑于仁”云。彼等所见之版本或然。然现行《遗书》，则皆“义”“仁”互换也。予疑叶采所见之版本误植。叶氏不审其误，有等注家沿之，而若干《近思录》版本反依叶注而改正为误。此是予主观之说，未知然否。
《近思录》引语颇多，所幸皆已寻出其源。卷一第三十二“冲漠”条，“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语来自《遗书》，为伊川语。12日本注家几皆谓此为佛语，然无一曾指出其来源者。山崎闇斋（一六一八—一六八二）撰《冲漠无朕说》，列举宋明儒与韩儒所有冲漠无朕之言，13并无出于佛经之说。日本学者醉心佛学，捕风捉影，凡儒家思想或言语有与佛家相似者，辄谓为来自佛家。此其一端。卷三第四十九“伊川”条为《伊川易传序》。内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语。贝原益轩（一六三〇—一七一四）谓此语出自《华严经》澄观（七六〇—八三八）疏。14其他日注与《大汉和辞典》亦谓上语来自澄观之疏。然太田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之作和澄观《清凉大疏》百卷、《清凉语录》五卷、《清凉玄义》，皆无此语，唯尚直所编《归元直指》引此语为清凉语，而下语亦出于贤首大师法藏（六四三—七一二）云。15太田未指明出处，无从检查。儒佛互相影响，借用文句。故唐荆川（名顺之，一五〇七—一五六〇）曰：“儒者曰‘体用一源’，佛者曰‘体用一源’，儒者曰‘显微无间’，佛者曰‘显微无间’。孰从而辨之？”16
附注
1 拙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一二三至一八六。
2 据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页一四九。
3 “孀妇”见《遗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二十二下，页三上；“兄弟之爱”见卷十八，页四十五上。
4 同上，卷二上，页十六下。
5 《语类》卷八十三，第三十三条，页三四七四。
6 《泽泻先生全集》〔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本〕，页七五四。
7 《二程先生类语》〔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本〕，卷八，页二十六上。
8 《遗书》卷一，页八上。
9 同上，卷十三，页一上。
10 《孟子集注·滕文公》下，第九章。
11 《遗书》卷十五，页二十一下。
12 《遗书》卷十五，页八下。
13 《续山崎闇斋全集》〔日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本〕卷下，页七十八至八十六。
14 《大疑录》〔《明和》三年丙戌（一七六六）本〕卷下，页四下。
15 《疑问录》〔天保二年辛卯（一八三一）本〕卷上，页六下。
16 《唐荆川集》〔万历元年癸酉（—五七三）本〕卷六，页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