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2期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