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艮斋性理学的结构及其特色
  张学智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
  艮斋田愚代表了朝鲜王朝末期儒者抗争外来殖民文化，保存传统文化的努力。他的思想以朱子学为主，兼综畿湖学派，创造了“性师心弟”“性尊心卑”等学说；他的性理学着重在坚守传统伦理，为民族国家奠立社会基础；发挥东方学术的宗教意味，为士人安身立命寻找理论基石；坚持义利之辨，反对新学的功利主义。晚年特重修持实践，诠释传统礼仪，阐扬宗法文化，为保存传统文化作了最后的抗争。
  宋明理学如何谈论“因果报应”
  陈立胜《中国文化》2020年第1期
  善恶有报与德福一致是上古文化的宗教信念。先秦儒学对这一信念的反思最终确立了德性的纯粹性、无条件性与崇高性，并将善恶无报与德福不一的问题归咎于时命、气命等存在的偶然性。然而德福不一、善恶无报的现象毕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来宗教恰恰以其严密的果报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白。世人趋之若鹜，一度造成儒门淡泊的文化惨象。程朱大儒应时而起，重树“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论系统，破佛教之轮回观，以“感应”代“报应”，以此彰显佛教之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论之功利性，又将佛教的因果报应与轮回观充分现世化、人间化，体现儒家“一个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顺势将佛教“念念受报”观念转化为儒家诚意、慎独话语。中晚明阳明心学力倡知行合一工夫，进而将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彻底心学化、当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伦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学发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恶有报的观念即分化为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修己之学”话语系统，一套是“安人之学”话语系统。前者坚持惟道是忧的道义主义原则，后者则坚持达情遂欲的现实主义原则。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金春峰《周易研究》2020年第1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朱子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陈支平 冯其洪 《安徽史学》2020年第1期
  文章以文献统计为基础，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见朱子学论文以分析其研究现状。总体而言，朱子学从屡遭批判的唯心主义逐渐变身为备受瞩目的显学，相关研究也趋于客观中立。就学科分布而言，哲学类论文最多，其次则为历史学、文化学、文艺学和教育学。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境内的朱子学研究以北京、福建、吉林、上海、安徽等省区最为发达——海外成果则数日韩两国为多。研究方法异彩纷呈、各擅胜场，年轻学者往往乐于尝试全新的方法，老辈学者则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思路的约束。朱子学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唯有全方位地认识朱熹的成就，才能还原其文化巨人的真实面目。东南三贤对《知言·尽心成性章》的不同解读
  蔡家和《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程门之谢上蔡一支，传至胡安国、胡宏父子，其中，胡宏曾做《知言》一书，后来引发“东南三贤”朱子、张栻、吕祖谦三人的书信论辩，论辩内容后经整理而为《<知言>疑义》。论文即对《<知言>疑义》一文进行探讨。透过《<知言>疑义》的研究，可以同时掌握包括胡宏等四人不同的思想大要。朱子早年受胡宏“性体心用”影响，此时期概可称为“中和旧说”，然而到了《<知言>疑义》时，朱子已有“中和新说”的体悟，遂有以新说反对旧说的情形。至于张栻则多半附和于朱子，而吕祖谦较不同于朱、张二人，对于胡宏的《知言》能有一定的同情与理解。《<知言>疑义》共有八条，在此仅针对其中的第一条“尽心成性章”做讨论，借以一窥四家各自的派系主张。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殷慧 戴玉梅《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朱熹《中庸章句》与欧阳竟无《中庸传》的比较研究
  ——以经典诠释中的儒佛之辨为主题
  郑淑红《中国文化》2020年第1期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与欧阳竟无可以作为理学家辟佛与佛学家会通孔佛的两个典范，代表完全不同的两种立论旨趣。朱子视《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或道统圣学一脉相传的经典依据，以卫道者的姿态判别异端与正统，以辟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学义理；欧阳竟无视《中庸》为系统性的孔学概论，特别选择《中庸》而非《大学》作为会通儒佛两大思想传统的桥梁，《中庸传》的写作反映出欧阳竟无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学术抱负。朱子通过对理气概念的精微复杂的辨析最终完成了道学体系，使儒家的善恶之辨从个体之心性推扩到整个宇宙。《中庸传》则是在认寂本体的原则下把已经广泛流传的程朱道学式解读扭转到佛学本体论思维中来。对朱子《中庸章句》与欧阳竟无《中庸传》的互读有助于理解近现代儒佛之辩的深层意蕴。
  韩国性理学对黄榦 人心道心说的批判
  邓庆平《哲学分析》2020年第1期
  在与同门的讨论中，黄榦将人心理解为喜怒哀乐之情，而将道心理解为仁义礼智之性。以权尚夏和韩元震为代表的韩国性理学家基于自身的人心道心说，注意到了黄榦此观点与朱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尤其是黄榦以道心为性的观点，分别作有专文对黄榦的观点进行详尽批判。这些批判不仅涉及黄榦的观点本身，更涉及其具体的论证过程。这两篇文章充分展示了人心道心说的复杂性，更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家对黄榦思想的最高研究水平。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
  ——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郭晓东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2期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礼仪、信仰与精神实践
  ——以朱熹祭孔“礼仪—经验”为中心
  张清江《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2期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因为在朱熹的信念中，先圣与自家的修身成圣密切关联，遭遇先圣即是面对自身生命的神圣向度，它带来的是对自身生命的反省和转变。这在朱熹所写的“先圣祝文”中有具体的表现，而这些祝文的写作和实践，本身即是这种精神实践的真实发生过程。从思想与生活相结合的角度，透过对朱熹祭孔礼仪、信仰和精神实践之间互动关系的展现，发掘其礼仪实践中的经验向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儒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与生活的关联。
  朱熹的古音学
  刘晓南《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全面核查朱熹传世著作中的语音文献，可以发现朱熹针对文献语言中古音问题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并非限于“叶音”一隅。除了通过诗骚中的叶音系列展示其古音的考释成果外，朱熹的古音学在理论与方法上也有诸多建树，如确认古音是与今音对立的历史语音，表明古音与今音有音类归属的不同等等，尤以提出“方音存古证古”的理论、创立“古今言文互证”的方法为对古音学的一大贡献。从朱熹的古音考证实例中，可以归纳出方音证古法、古音通转法、声符相推法、古音注相推法、用韵例推法等古音考释的系列方法。
  本体·心性·工夫
  ——“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郑治文《齐鲁学刊》2020年第2期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论南宋朱子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贡献
  徐公喜《江淮论坛》
  2020年第2期
  朱子学文献体系的建构是朱熹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一，门人后学为朱子作年谱、行状，编辑语类、文集等，促成了朱熹著述文献文本的最终成形；其二，门人通过协助朱熹，或与朱子共同完善、完成著述，或在朱熹的指导下完成著述，或依朱子遗愿完成著述，是朱子学文献体系形成与完善的重要一环；其三，门人后学从朱子学文本学术概念、四书学文本、《近思录》续修等方面出发，丰富和发展了朱子学文献体系。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完善与丰富，体现了朱子学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可持续意义。
  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夏 秀《中州学刊》2020年第2期
  在理论层面上，朱熹把“温柔敦厚”与“圣贤气象”“仁”关联起来，而在实践层面上，他又将作为“圣贤气象”重要表现的“温柔敦厚”从“气度”“性情”“言辞”多个角度进行重释。这样的阐释与汉唐以来将“温柔敦厚”局限于人的品性、待人接物层面的伦理化阐释路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汉唐政治伦理阐释路径的弊端，但他又将“温柔敦厚”与“美刺”相对立，基本阻断了先秦以来儒家文化中以诗刺上的传统。元明清时期对于“温柔敦厚”的接受和运用未能发挥朱熹哲学阐释的丰富内蕴，使之在言辞表现、待人接物、人品修养等方面表面化，最终形成以保守性阐释路径为主流的状态，现代学界对于“温柔敦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保守性路径而言的。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研究与检讨
  ——从朱陆异解到《性自命出》“实性者故也”
  丁四新《现代哲学》2020年第3期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1）从朱陆异解到近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分为两系，一系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三句持肯定态度，朱子、焦循、俞樾、杨伯峻等属于此系；另一系认为孟子对于此三句持否定的态度，陆象山、毛奇龄、徐复观、裘锡圭等属于此系。两派学者对于《孟子》此章的解释大殊。（2）竹书《性情论》（即《性自命出》）的公布，引发了对于《孟子》此章含义的重新探讨。裘锡圭等认为援引竹书来解释《孟子》此章是有效的，但可能未必如此。竹书“室性者故也”之“室”，应当读为“实”；“故”在竹书中是一个褒义词，指有为或有目的的活动，具体指诗、书、礼乐“三术”，而非诈故、巧故之义。（3）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孟子持肯定态度；“肯定系”的解释是可取的。朱子等人的解释带有时代特征，也未必尽是。“故”当训为“本故”“本然”，“利”当训为“顺利”。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之言性，不过是以其本故来谈论其善恶罢了；若以性之本故谈论其善恶，那么在思考、判断其善恶问题上即应当以顺利其性为根本原则。
  严父莫大于配天：从明代“大礼议”看朱熹与王阳明对“至善”概念的不同理解
  曾 亦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3期
  朱熹与王阳明对于《大学》中“至善”概念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本文则选取明代“大礼议”这个特殊视角，结合程颐、朱熹关于宋代“濮议”的意见，考察了理学与心学在处理儒家孝道问题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后果，从而揭示了双方在经学见解上的差异对其心性概念理解上的不同。
  朱熹哲学研究的 批判与反思：“心统 性情”的意象诠释
  李煌明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心统性情”是朱熹心性论的枢要与纲领，然而当如何诠释却是难题，当前学界至少有三种互不相容的意见。从意象诠释出发，理解“心统性情”的前提便是“即心即道”，天人合一。依本源结构而推之，朱熹诸多说法，只是所指轻重不同，各有地头说。意象诠释的宗旨与核心就在“大道即诠释”，诠释之言就是大道之意的彰显，以“意—象—言”这一本源结构之象为桥梁和中介。最后，以此为立场，主要从三个方面反思和批判当前朱熹哲学的研究：一是诠释的全摄性和超越性，二是诠释的简约性和原则性，三是诠释的整体性和一贯性。
  日朝通信使笔谈中的朱子学辩论
  金镛镇《孔子研究》2020年第3期
  宋代以来，朱子学在引领中国本土思想潮流的同时，对东亚思想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发展境遇却截然不同。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开国时就被奉为“国学”，始终享有“独尊”地位；反观日本，却呈现出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导致日本学者在与朝鲜通信使开展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在认同朱子学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其他哲学思想的追捧，不可避免地与朝鲜通信使产生思想交锋。通过《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即《支机闲谈》《长门癸甲问槎》《对礼余藻》三种文本，可探究日朝两国文人朱子学思想的异同，进而考察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具体发展脉络。
  朱熹理学范畴化概念体系的“感—用”结构
  叶 平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3期
  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以概念范畴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朱熹理学范畴的实质为“感—用”范畴，其概念范畴化的方法是在不同概念间建立交感、观感、体用与互为体用四种模式的感—用关系。朱熹从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范畴化开始，以感—用为标准来建构他的整个理学体系，一个概念的内涵在且只在与其他概念的感—用关系中得到确认，并于感—用的彼此互动中呈现。通过分析不同概念之间的感—用关系，可大致划定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基本范畴，勾勒出范畴概念的主要层次，从而较完整地展示出朱熹理学体系的内部结构。
  朱子学“格物致知”立场对于《善的研究》之启发
  耿子洁《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西田哲学如何继承宋学传统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建立自身理学体系的出发点，《善的研究》则确立了贯穿西田几多郎思想不同阶段的超越心物对峙框架的主客合一实在论立场。朱子学与阳明学皆以天道、人道合一为根本前提，但修学的入手处却分别在于“格物”与“致良知”两端。西田几多郎晚年日益重视现实历史世界的“物”的思想，这在《善的研究》阶段已初现端倪。虽然持主客合一的立场，但西田几多郎一直试图克服《善的研究》被误读为心理主义或意识主义的倾向，在认识论上强调抛弃自我的主观臆断而与事物的本性相一致。因此，至少就实在论而言，《善的研究》确立的纯粹经验立场更接近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西田几多郎晚年面对质询亦援引朱熹的“格物”解释支撑自己对于现实历史世界的逻辑建构，保证其思想的客观真实性。
  当“道体”遭遇“理本”
  ——论朱子“道体论”的困境及其消解
  田智忠《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
  朱子强调“理气为二，理在气先”，却反对“道物为二，道在物先”；强调“理无动静”，却主张“道体”不息，有时又将“理”“太极”与“道”的概念相混同。这反映出朱子在论“理”与论“道”上的分裂，也对其“理实体化”的立场带来了冲击。由此，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实际上开启了理学思维去实体化的路向。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毛宣国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咏”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16世纪末韩国易学的“程朱抉择”
  陈俊谕《周易研究》2020年第4期
  《程传》《本义》约于丽末鲜初同时传入韩国。14世纪到16世纪，韩国易学经历了从“专重《程传》”到“并重《本义》”的转变。此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宣祖朝之前，君臣论《易》都是援引《程传》，世祖亦指示国译本以《程传》为据。到了宣祖朝，经筵开始出现程朱并讲的情况，国译本《周易谚解》亦转为程朱兼采。16世纪末，韩国易学的“程朱抉择”成为了当时学者普遍思考的问题：李退溪及其后学明确主张《本义》为先、兼取《程传》，偏好《程传》者亦不乏其人，更多学者则折中于程朱之间。韩国易学的“程朱抉择”，一方面与传入韩国的《周易传义大全》的文本结构有关，一方面反映了韩国朱子学的成熟与深化。
  王船山对朱熹经权关系理论的批评与发展
  赵清文《齐鲁学刊》2020年第4期
  朱熹不满意程颐“权即是经”的提法，认为“经与权亦当有辨”。王船山沿袭了程颐经权统一的立场，对朱熹刻意分辨“经”“权”的做法持反对的意见。同时，对于朱熹“经疏而权密”的观点，以及他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观点的态度，王船山都进行了批评。王船山的经权观，将“经”和“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并突出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特征，这既是对前人经权理论的总结发展，又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儒教日本化”的现代意义：基于江户朱子学理论背景的思考
  朴银姬《东疆学刊》2020年第4期
  儒学的现代形态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它以特定社会的综合发展和进化为基础，以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空间为目标。“儒教日本化”一词是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之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接触、文化交融的过程，是在日本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对外来文化实施模仿、吸收、改造、融合的必然结果，区别于“日本主义化”。日本学界因近代以“亚洲主义”为代表的研究积累和二战后的东亚局势刺激，较早展开了对东亚儒学的研究。“儒教日本化”思想的核心是接受并尊重异文化的差异，推进相互交融的一种社会训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基于江户朱子学的理论背景探讨“儒教日本化”的现代意义，其目的在于揭示“儒教日本化”的多元主义价值观。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 还是基础主义的？
  张新国 《孔子研究》
  2020年第4期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明清家礼变迁的
  内在逻辑
  ——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杨逸《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
  ——蔡温“攻气操心”工夫论辩证
  方旭东 《哲学动态》2020年第5期
  蔡温是琉球儒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但蔡温的儒学归属迄今尚无定论。论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可以窥见东亚儒学的复杂面向。
  朱熹科举观平议
  诸葛忆兵《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朱熹对科举制发表过大量言论。朱熹前后，宋人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否定科举制，要求恢复隋唐之前的推荐制，即所谓的“乡举里选”；要求变革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改诗赋为策论，为经义。朱熹首先从文人士大夫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角度出发批评科举制，进而批评科场文章之刻意求新、胡乱拼凑、内容空洞，认为科举制对士人最大的毒害是“夺志”。朱熹本人是科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其又从谋生的角度肯定了科举制一定的合理性。朱熹认为士人和科举制必须有所调整或变革。其一，士人要更多读书；其二，士人要在科举制中保持独立思考；其三，科举制要有变革。《学校贡举私议》集中表达了朱熹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建言主要有三点：均解额，立德行之科，罢诗赋。朱熹对科举制所发表的大量批评，乃是宋人之共识；所提供的变革措施，既无新意也不可操作。
  宋元朱子四书学诠释纷争及学术版图之重思
  ——以史伯璿《四书管窥》对饶鲁的批评为中心
  许家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饶鲁以其“多不同于朱子”的四书思想对宋元以来的四书学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朱子学者在对饶鲁的评价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以陈栎为代表的新安学派颇为采信其异于朱子之解，赞其说“大有发明”；以史伯璿为代表的学者则责其说“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适见其“不肯为朱子下”而“务立异以为高”的心态，斥其“诬朱子以欺世”。故史伯璿穷三十年之力而成《四书管窥》，集矢于饶鲁异于朱子之说，旁及祖述饶说的北山学、新安学等，以达到肃清流毒，维护朱学权威的目的。宋元朱子学者对饶鲁的不同看法，实质上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所持有的“忠臣”“佞臣”“谗贼”之门户观念。饶鲁以朱学再传身份对朱子发出的异议之声，远及《四书大全》学、船山学等。因此，向来被忽视的双峰学派在宋元朱子学术版图中的真实定位值得加以新的反思。
  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
  李春青《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朱熹是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他既有极为丰富的经典阐释实践，其《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在各自所属领域都有划时代的影响，而且他还有极为丰富的阐释思想和成熟的阐释模式。在他的阐释逻辑中，求道（理）而致用是起点，切己体察、虚心是基本方式，游动于“本意”与“己意”之间是阐释策略。其阐释思想自成体系，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最高水平，体现着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学理逻辑与阐释路径。
  朱熹论“气禀”与人的道德
  史少博《社科纵横》2020年第5期
  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异，就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昏、明、厚、薄之别而造成。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的“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密切关系，论证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验性。朱熹认为“气禀”浊偏成为恶之根源，主要是因为昏浊之气造成对本性的隔蔽，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我们反对“命定论”、反对“宿命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存在着个性的不同、天生秉性的差异，我们汲取朱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秉性特点，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力图更好地、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朱熹“人之初”“道德”差异性决定了道德教育的方式的因人而异，启迪我们针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刘茜《江淮论坛》2020年第5期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以史明道：清初的学术反思与学术史编纂
  王记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明清易代，经历了鼎革之变的清初学者，在反思历史兴亡的同时反思学术精神，出现了学术史编纂的热潮。这些学术史著述基本表现出三类明显的思想取向：一是尊程朱而贬陆王，强化门户意识，捍卫理学的道统正宗地位，以重振理学；二是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视野，贯通理学和经学，重新梳理理学源流，同时折衷朱陆，淡化理学宗派意识，以挽救理学颓势；三是冲破传统道统论范式，以学术宗旨为核心，博采兼收，共尊程朱陆王，试图挣脱学术一统的枷锁，建构新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清初学者对学术史的多元建构，以及在儒学框架内对学术源流的多元探索，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子语类》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
  张品端《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于朝鲜成宗七年（1476）传入朝鲜半岛。16世纪中叶，朝鲜开始刊印《朱子语类》。之后，朝鲜出现了各种《朱子语类》的注释本和抄节、节要本。19世纪末以后，韩国出现了许多韩文《朱子语类》，大多数为《朱子语类》的节选译本。近年来，韩国学者对《朱子语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文献、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方面，体现出韩国学者对《朱子语类》研究新的特点和取向。
  本体上着工夫
  ——从朱子到明末工夫论的一项转进
  张锦枝 《哲学分析》2020年第5期
  朱子的工夫论认为，本体本自完满，又无捉摸处，本体上着工夫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工夫只能着于本体之发用。阳明的工夫论也遵循本体上着不得工夫这一原则，但因为与朱子对本体的理解不同，阳明更进一步认为心体上着不得工夫。阳明后学邹守益、王畿、罗洪先等在良知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路径的工夫论，然而，他们共同遵从本体上着不得工夫这一前提。其中，未发戒惧工夫是这一原则的临界点，在明晚期有所突破。针对当时学界工夫离于本体和只谈本体不谈工夫的两种情况，学者如刘宗周、孙奇逢等不同于前人所谓“合于本体做工夫”，提出工夫应着于本体而非本体之发用上，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本体与工夫相即一体的问题。
  “明德”即“本心”
  ——重检朱子道德哲学
  王凯立《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5期
  “明德”是朱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但遗憾的是，朱子的“明德”观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朱子对“明德”的阐述乃兼心性言之，这意味着，“明德”是心性合一的，并具有自觉主动地发显于“心”上的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明德”在“心”与“性”严格区分的基础上又明确了二者间的合一关系，因而证成了一个“本心”的概念，对朱子心性论的义理系统具有不可或缺的构成性作用。从道德哲学的视阈看，朱子的“明德”观能使朱子的道德哲学证成自律道德，从而回答“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外，“明德”所具有的“德”之“全”的含义，又可以回答“道德完善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可见，朱子的“明德”观撬动了对朱子道德哲学的重检，并使朱子道德哲学在与康德道德哲学、现象学伦理学的参照与对话中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
  朱熹对张载理学命题的再诠释
  许 宁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6期
  横渠学是朱熹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朱熹通过对张载理学核心命题的重新阐释，丰富了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一是对于“太虚即气”，朱熹以“天理”诠解“太虚”，以“理气”诠解“虚气”，分别论证了基于“天理”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二是朱熹对“心统性情”的内涵作了深入阐发，建立了心、性、情统一的心性论架构；三是朱熹在将《西铭》主旨概括为“理一分殊”的基础上，视之为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原则，以及儒佛之辨的判教依据。朱熹对张载理学命题的诠释及其建构，体现了关学与闽学的学理会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语类》理学核心词语考探
  徐时仪吴亦琦《上海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人禀天地之气而生，理与气相互依存；人性即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性接物而动则为情；情发为欲，好的欲为理，不好的欲则背却天理。“理”“气”“性”“情”“欲”及其复音词构成《朱子语类》理学词语的聚合，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理”“气”“性”“情”“情欲”词义和搭配古今传承发展的演变脉络。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王素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
  朱子的心性论与工夫进路之关系
  张卫红《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朱子心性论的基础是超越经验意识的本然之心，是统摄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的枢纽。就精神活动的实存状态与功能属性而言，心性有别；就心识的生成与流行结构而言，心性一体，心居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对于性而言，心并非一个被动的中介或无价值的载体，而是具有独立意义和主体性地位。朱子论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保留了心与性的间隔，这与其渐进的工夫进路具有一致性。其中和新说与主敬穷理之工夫论，立足于经验意识之心做工夫，体现了以心合性、心与理一的渐进统合。
  朱子论生死与鬼神
  冯兵 李亚东 《中州学刊》2020年第7期
  朱熹作为集大成的理学大家，面对佛道生死观、宇宙论和民间鬼神迷信的冲击与挑战，提出了一套以理气为核心范畴的宇宙论，并从本体论层面对鬼神、生死等关乎生命的本质与形态的问题给出了具有形上学依据的知识化、理性化解答。他基于理学的立场，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基本诠释框架，直面鬼神、生死问题，较为系统地解释了鬼神的性质、表现形态与生死的内在机制等问题。这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特质的生死与鬼神观，可说是传统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典范。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曾令巍《中州学刊》2020年第7期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王阳明批评朱子“外心以求理”的得与失
  陈乔见《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王阳明早年因实践朱子格物学遭遇困境而悟出“心外无理”说，此后他把朱子格物穷理说定性为“外心以求理”，并等同于告子“义外”之说加以批评。阳明的批评虽然击中朱子学的要害但却并非完全相应。朱子的格物说颇为强调对外在物理的认知与节目时变的讲问商量。阳明强调廓清良知为头脑工夫，对外在物理与知识难免有所忽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形中，缺乏相应的物理知识，徒致良知亦无法实现知行合一。就此而言，朱子格物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林忠军 《学术月刊》
  2020年第9期
  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倡易学解释先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以此出发，理解卜筮视域下《周易》象、数、辞、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象数符号为理的表现形式，象、数、理三者不可分。就解释学而言，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传统，反对人为割断历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文本意义开放性，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认同孔子、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易学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解释入手，用形象的象数符号解释抽象“阴阳之道”，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哲学解释。因此，朱熹重新将易学定为卜筮之书，不仅未降低《周易》的哲学性，相反为哲学解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虚灵不昧”与朱子晚年明德论思想跃动的禅学背景
  翟奎凤《哲学研究》2020年第10期
  朱子晚年在《大学章句》中以“虚灵不昧”释“明德”，在心统性情思想主导下，他还以明珠、宝珠比喻明德、性理、心体，这受到晚唐禅师宗密《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中所说“虚灵不昧似明珠”的影响。朱子认为，禅家只讲“虚灵不昧”，不讲“具众理”，不能“应万事”。晚年朱子强调心体、明德、性理一体，本体之明如明珠，如火光，有灵动性、跃动性，“明德未尝息”，私欲不能完全障蔽至善之光。心体虚灵不昧，同时众理粲然于其中，至无而动有。朱子的“虚灵不昧”说影响了明清时期佛教、道教乃至中医理论的发展，体现了儒佛道医思想的融合。仁德即明德，朱子的虚灵不昧与生生之仁浑融一体，展现了晚年朱子思想世界的活泼气象。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宋明理学“天人合一”主题的展开、落实及其指向
  丁为祥《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
  中国文化一直以“天人合一”为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在理学的开创阶段，天人合一就表现为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好表现在张载以“虚气相即”为代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上，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即由此得以确立。到了朱子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理与气的不即不离；但理和气本然与实然的两属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不同侧重，又意味着“尊德性”与“道问学”、理本论与气化宇宙论的分裂。到了王阳明，才从官场与学界共同的内外背反现象中发现了知行为二的根源，所以其从身心一致的“知行合一”出发，并通过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从知行到身心、主客包括本然与实然两重世界的统一；而从批评程朱未能“定于一”的罗钦顺起始，则又从理与气之不可分割特征入手走向了气学。这样一来，心学与气学，既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追求的两种不同走向，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
  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训“仁”的内涵及其意义
  赖尚清《哲学研究》2020年第12期
  朱子以“爱之理”训仁，主要继承了儒家以爱言仁（特别是孔子仁者爱人和程颐仁性爱情、性即理等思想）的传统，而以“心之德”训仁，则主要受到了孟子以心言仁、胡宏以“心之道”训仁思想的影响，并在“天地以生物为心”思想的基础上，奠定了其仁论的形上本源。朱子以张载“心统性情”的思想来统摄“爱之理”和“心之德”，一方面突出了仁作为道德法则的含义以及仁的天理本体的形上内涵，另一方面突出了仁心作为道德主体的粹然至善。仁心来自天地生物之心，不仅具有了普遍性、超越性，也建立了仁心粹然至善的天理本源，大大发展了孔子仁学、孟子性善论，也是对张载及二程以来理学思想的创造性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