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文献的深度整理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读后
  陈来
  朱熹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子以后的第二座高峰，元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基本上是朱熹的学说，其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13世纪后，这一学说体系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成为两国的重要思想，稍后，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思想文化。当今，国际朱子学研究方兴未艾，继续向纵深发展。
  为了支撑和推动朱子学研究的新发展，核心基础文献的高水平整理研究是关键。在朱熹的三部代表作中，《文集》在可靠性方面优于《朱子语类》，在内容的包罗万象方面优于《四书集注》，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郭齐、尹波校点本《朱熹集》，其后台湾德富文教基金会于2000年出版了校点本《朱子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校点本《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文集》。然而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既往的文集整理仅限于校点，研究者普遍反映大量朱熹诗文撰作年代不明；其诗词创作背景、本事、人事、典故不易弄清，加上语言障碍，导致理解困难；历代对朱熹诗文的研究评论散见于南宋以来群籍之中，难以检寻；不断发现的朱熹集外诗文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这些都对研究和阅读造成了很大不便。朱子学发展到今天，显然需要一部更为完备的朱熹文集。最近面世的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13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项应运而生的新成果。
  文集中，有相当数量的诗文写作年代不明，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大困难。此次整理，作者对全部诗文逐篇考订撰作年月时日，注于题下。这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有笔者《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及郭齐《朱熹新考》一书中之《朱熹诗词编年考》。此书以以上四书为基础，凡已有定论者扼要采其结论，不再做详细考辨。有四书漏考、失考、所考不当及错误者，则予详细考辨，以期拾遗、补缺、纠谬。经新考定系年及纠正、补充前人结论，重要者凡二百余条，一般性更正尚不在此数。
  文集共收朱熹诗词762篇，1218首，其创作背景、本事、人事、典故不易弄清，加上语言障碍，给使用者造成了不小的理解困难。此次整理，作者对全部诗词逐篇做了解题和笺注。解题主要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从总体上提纲挈领地概括某些篇目的全篇意旨及疏释篇题中有碍理解的个别词语。笺注则旨在疏通文义，帮助读者达到对作品的正确理解，主要注释疑难词句、典故、某些特殊的背景、思想内容及人、事，而一般词语则不注、少注或略注。不串讲，不赏析，不烦琐考证，留待读者咀嚼体味。全书总计注释5300余条，朱熹文集之有注释，在史上尚属首次。
  历代学者对朱熹诗文进行研究赏析，留下了大量的评论资料。但这些资料未经系统搜集整理，散见于南宋以来群籍之中，难以检寻，难以为读者利用。此次整理，作者在曾枣庄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朱熹部分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搜寻补充，首次将历代学者关于朱熹诗文的研究评论资料附于集中，总计1300条左右。其中，有关某篇诗文的评论附于该篇之后，关于诗文的总体评论则附于全书之后，大大方便了读者。
  朱熹文集编刻源流复杂，版本众多。此次整理，作者在厘清源流基础上，对现存20余种重要文集版本做了仔细校勘。其中，最重要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绍熙年间所刊《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为海内孤本，由作者首次进行了通校，并据此本增补内容数千字，纠正了今本文集若干错误，提供了《明筮占》《皇极辨》《云谷记》《少傅刘公神道碑》等众多异文；对现存宋刊闽、浙两大系统20余种文集残本第一次做了全面校勘；首次对元刻本《朱文公大同集》做了深入研究，并采校记60余条。对以往学界了解不多的韩国、日本所藏朱子学文献，如朝鲜朴世采《朱子大全拾遗》，洪启禧《朱子大全·遗集》，宋时烈《朱子大全答疑》，金昌协《朱子大全答疑问目》，李恒老、李竣《朱子大全答疑辑补》，金迈淳《朱子大全答疑问目标补》，朴齐仁《篁喦先生文集》，李普《涧松集》，任圣周《朱子感兴诗诸家注解集览》，韩国国立图书馆、梨花女子大学藏《朱子性理吟》，朝鲜刻本《晦庵诗抄》《晦庵文抄》，日本庆长间抄本《养蒙大训》，日本东北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朱子训蒙诗》，和刻本《朱子文范》《朱子心学录》，山崎闇斋《山崎闇斋全集》，楠本端山等《楠本端山·硕水全集》，藤本幸夫《日本现存朝鲜本研究》等，作者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和充分利用。总计全书凡出校勘记7000余条。宋闽、浙二本卷末所附考异及底本之校勘记，清人贺瑞麟所作《朱子文集正讹》《朱子文集记疑》，也择其重要者移入各篇校记。这在朱熹文集整理方面尚属第一次。以上这些工作全面超越了前人的校勘水平，大大提升了整理本质量。
  800余年来，对朱熹集外佚文的搜集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其主要成果有明朱培《文公大全集补遗》8卷、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清朱启昆《朱子大全集补遗》2卷、清陈敬璋《朱子文集补遗》5卷等。当代学者束景南作《朱熹佚文辑考》一书，所辑佚诗文甚富。近年出版《朱子全书》，其中佚文部分仍由束景南负责，又有所增补。郭齐《朱熹新考》一书中之《朱熹佚文录考》部分也有新的收获。四川大学古籍所所编《全宋文》、北京大学古文献所所编《全宋诗》在朱熹佚诗文收集方面也功不可没。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基础上，也还有漏网遗珠陆续被发现，主要是散见的法帖碑刻及收藏于民间不见于著录的文献等。此次整理，作者对近年来新发现的佚诗文予以特别关注，力争做到无所遗漏。整理者新发现的15篇佚文，经初步研究，已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
  如前所述，历代至今朱熹佚文辑佚成果累累，但其中并非朱熹所作而为后人伪托误题者也比比皆是。数十年来，关注朱熹佚文的人越来越多，被称为朱熹所作的诗、文不断出现于世。然而，从整体上讲，这些“佚文”可谓百伪一真，绝大多数出于伪托或误题。在该书整理过程中，作者对新出现的“佚文”展开了全面的辨伪，对于每一篇，皆进行深入考辨，甄别其真伪，并发表有《朱熹两件手书作品真伪考辨》等。该书附录的《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集800年来历代学者辨伪之大成，为史上首个朱熹佚文伪托误题目录。
  为尽可能方便读者，本书编列了较为完善的附录，包括传记资料、文集序跋、版本考略、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主要参考文献、本书篇名索引。其中文集序跋的部分特别注意收录海外所藏、所刻朱熹文集之序跋，为目前所收海外序跋最多之本。
  以上诗文系年、注释、汇评均为新创整理内容，佚文的搜罗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因此，经重新整理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书文献整理研究的最新进展，相信将以其方便可靠、系统全面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这里，我们以喜悦的心情对该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
  当然，朱熹文集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宝库，对其整理发掘具有相当的难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新问世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也存在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空间。如评论资料的收集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尤其是中国港台和国外文献应予补充；各种版本的文集序跋浩如烟海，宜在条件具备时进一步展开全面系统的收集；朱熹诗文的系年和佚文的真伪，历来是朱熹文献整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成果的某些相关结论可能会引发不同意见，尚有商榷的余地，等等。相信作者对这些问题已有充分的认识和后续计划，我们期待该项成果在今后的修订中得到不断完善。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2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读《朱熹文集编年评注》
  蔡方鹿
  一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十三册），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朱熹文集是研究朱熹思想及其学术活动的主要材料。《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的二位作者以往就整理出版了《朱熹集》（全十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对传世的朱熹文集重要版本逐一进行了通校，尤其注重宋元版（包括海内外罕见孤本、珍本）的比勘，广泛吸取历代校勘成果，使之成为精校本。是当年出版时最为完备的版本，为学术界的朱熹研究和理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7年获第八次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除整理出版《朱熹集》外，二位作者还是国内研究朱熹的著名专家，长期从事朱熹研究，出版了诸如《朱熹新考》（郭齐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上、下册，朱熹著，郭齐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朱熹传》（郭齐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子学新探》（郭齐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发表了诸如《宋刊闽浙二本<朱熹文集>关系考论》（郭齐、尹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尹波、郭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3）、《新发现朱熹书信发覆》（尹波、郭齐，《文学遗产》2019-03）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长期研究和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二位作者校勘辑佚，对朱熹文集中的每篇诗文，考订撰作年月，添加解题、注释，整理历代评论，并附有版本考略、传记数据、文集序跋、篇名索引、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等参考数据，是为朱熹文集的首个深度整理本。首次对全部诗文逐篇系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面、深入的解析，详细的编年，对于推动朱熹研究，乃至于宋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扩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比以往出版的朱熹文集有明显的优势。
  读罢该书，可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在古籍整理研究上，做了以下重要工作：
  1．校勘
  校勘现存重要文集版本二十余种。其中，海内孤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绍熙年间所刊《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系首次进行通校，增补文四篇，增补内容数千字，纠正今本文集若干错误，提供了《明筮占》《皇极辨》《云谷记》《少傅刘公神道碑》等众多异文；首次对现存宋刊闽、浙两大系统二十余种文集残本作了全面校勘；首次对元刻本《朱文公大同集》作了深入研究，成果发表在（日本）《东方学报》第91期、《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并采校记六十余条，移正错简数处（如卷六十六《蓍卦考误》等）。全书凡出校勘记七千余条。
  2．辑佚
  新发现佚文十余篇，经初步研究，已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2018年第40辑、《光明日报》2018年4月14日、《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日本）《儒教学会报》2020年第4号等刊物。
  3．辨伪
  先后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5辑等刊物发表了《朱熹两件手书作品真伪考辨》（2019）、《朱熹佚作疑伪考（一）》（2017）、《朱熹佚诗文三篇考论》（2017）、《朱熹佚作疑伪考（二）》（2018）、《朱熹佚文与子澄寺薄书、建昌帖考辨》（2018）、《朱熹佚作疑伪考（三）》（2019）、《朱熹谱序五篇辨伪》（2019）等文。该书附录《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集八百余年朱文辨伪之大成，为史上首个朱熹佚文伪托误题目录。
  4．注释
  对全部诗词逐篇作了解题和笺注。解题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从总体上概括全篇意旨及疏释篇题中有碍理解的词语。笺注重在疏通文意，帮助读者达到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全书总计注释五千三百余条，朱熹文集之有注释，在史上尚不多见。
  5．编年
  首次对全部诗文逐篇系年。二位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整理，新考定年及纠正、补充前人结论，重要者凡二百余条，一般性更正不在此数。
  6．评论
  在曾枣庄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朱熹部分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搜寻补充，首次将历代学者关于朱熹诗文的研究评论数据附于集中，总计一千三百余条。其中，有关某篇诗文的评论附于该篇之后，关于诗文的总体评论附于全书之后。
  7．附录
  包括：（1）传记数据；（2）文集序跋；（3）版本考略；（4）朱熹年表；（5）历代评论；（6）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7）主要参考文献；（8）本书篇名索引。其中文集序跋特别注意收录海外所藏、所刻朱熹文集之序跋，为目前所收海外序跋最多之本。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主要参考文献系首次附入。
  由于做了以上七条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工作，从而形成了该书以下的突出特点：
  1．补足全文：《朱子全书》第26册P630据《池北偶谈》卷9录《与某人帖》残文，其云：“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状，当时只是据渠家文字做成，后见它书所记不同，尝以为恨。”而在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三（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有此全文。文前题“朱文公手札卷，纸本，高一尺四寸七分，长七尺四寸，凡三纸，计三札，字经（按：疑当作“径”）一寸内外。”此书题为“第一札”。文后题“草书，十八行。札前白文安德口口世家刀印，又一印不辨。札后白文吴越忠孝之家方印，君载方印。”文云：
  熹伏蒙别纸督过，伏读震悚。顾实病衰，不堪思虑。若所记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则犹可以勉强。至如元臣故老，动关国政，则首尾长阔，曲折精微，实非病余昏昧之人所能熟考传载。此熹所以不得词于潘、李诸丈之文，而于先正铭识之属则有取（按：疑当作“所”）不敢当也。卅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事，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或未同，常以为愧。故于赵忠简家文字初已许之，而后亦不敢承当，已恳其改属陈太史矣，不知今竟如何也。况今词官万一不遂，则又将有王事之劳，比之家居，见扰弥甚。切望矜闵，贷此余生，毋劳竭其精神，以速就于溘然之地，则千万之幸也。若无性命之忧，则岂敢有所爱于先世恩契之门如此哉。俯伏布恳，惶恐之剧！右谨具呈。朝散郎、秘阁修撰朱熹札子。
  2．删除衍文：《朱子全书》第26册P617据《朱子大同集》录《答许平仲》文：“仁人之心，未尝忘天下之忧，故如此也。漳、泉、汀三州经界未行，许公条究甚悉，监司郡守未有举行者。”“漳、泉、汀三州”以下明显为后来者所加衍文，故予删除也。
  3．剔除误收：朱熹佚文有诸多伪作误题，如不仔细考证，必然误收不断。如《朱熹集》P5619、《朱子全书》第26册P612据宋人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收《上殿札子》，乃馆阁上奏之文；《朱熹集》P5699、《朱子全书》第26册P809据《翰墨大全》所收《祭李三溪文》、P810《祭胡古潭文》，此二人乃宋末元初人，焉能为朱熹所祭？
  4．移正错简：《朱熹集》卷66P3490“过揲二十八策”至“挂扐三十五策”原错简在“又曰苏氏所载一行之学”前，据宋浙本、《文公易说》移正至“尤不可以不辨”后。《朱子全书》23册已经移正，但P3252校记云“据淳熙本”移正。淳熙本根本没有此文，故误也。
  5．校改误字：如《朱熹集》卷86P4445、《朱子全书》第24册P4050《修三闾忠节侯庙奉安祝文》“敢馔灵神，敢陈椒醑”，不仅二“敢”字彼此重复，“神”字与上文二“神”字重复，且文意几乎不通，显然失校。此据《永乐大典》卷五千七百六十九改“馔”“神”为“择”“辰”，改后“敢”字为“敬”字，则文从字顺矣。
  6．考订月曰：《朱熹集》卷86P4445、《朱子全书》第24册P4049《谒修道州三先生祠文》首句“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八月日”，其“日”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8作“己丑朔二下缺八日丙辰”，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正是丙辰，故据以补正为二十八日丙辰。又上述1补足全文据残文“十年前”系之于淳熙三年，而据《书画鉴影》所载全文“卅年前”句，考订其作年当在绍熙五年正月。
  7．订正序跋作者：《朱子全书》第27册P781有《朱子文语纂编目录后跋》，其作者署邵车，而据其跋末，明确云楚邵车鼎丰书。理解之误也。
  8．增补佚文，补充事迹：朱熹佚文甚伙，但凡细细考订，定能有所收获。除第1条外，还有从《翰墨全书》首次发现的《与五六弟》三封，《与三六弟》一封，其详细论证，已刊于《文学遗产》2019年3期《新发现朱熹书信发覆》。不仅辑出了佚文，还首次考订出了朱熹祖墓纷争还有第二次，其时间在朱熹淳熙七年知南康军时。又如《答石天民书》，乃出自于乾隆间《南明石氏宗谱》，已考订出淳熙十四年作；《简十四表叔》九封，出自于《娶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俱绍兴、隆兴间作，等等。
  9．纠正它误：朱熹文集卷二有《次晦叔寄弟韵二首》，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P516系于淳熙元年与吴翌，非也。其实乃朱熹淳熙十年与王炎，盖因吴翌、王炎二人都字晦叔，朱熹与吴翌屡有通问，而王炎则仅此一见，故历来都归于朱熹与吴翌诗。王炎《双溪文集》（清抄本）卷七《寄德莹弟二首》附录此诗，注云：朱晦庵和韵二首。是证也。
  此外，朱熹与诸人有书信多封，原书或仅置于一题之下。此次编年，以年代为题，以示区分。此亦特色之一。
  以上该书的这些突出的学术特色，值得充分肯定。
  二
  由于笔者长期从事朱熹研究，出版了《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思想探讨》等多部朱熹研究的专著，发表了七十余篇朱熹研究的论文，从自身从事的研究工作来考虑，相比较朱熹文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我更关心《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所涉及的对朱熹每一篇诗文的编年，因为这对于研究掌握朱熹学术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进而动态地把握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最后的定论，意义重大。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朱熹。研究之初，苦于没有朱熹的著作，后来我认识了四川广汉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刘雨涛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他保存有一套四部备要本的《朱文公文集》，线装书，排印本，三十六册。我从他家借出阅读，但时间还不能长了，因为刘先生他也要看。我只得看一段时间后，还给刘雨涛老师。过一段时间再到广汉他家里借出来带到成都再看。后来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了《朱子语类》，可以部分解决阅读朱熹资料的问题。但《朱文公文集》还是只能断断续续地看。直到郭齐、尹波二先生整理点校的《朱熹集》于1996年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才解决了阅读朱熹文集的难题。
  此次出版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与过去二位先生出版的《朱熹集》相比，把朱熹撰写的每一篇诗文，包括文章、书信、诗词等，都作了考订，标出其撰写的年代，有的详细到某月，或某季，如春、夏、秋、冬、年末等。这对于掌握朱熹思想前后发生的演变、转化很有帮助。即朱熹的思想体现在某一篇诗文书信里，其写作于什么年代？后来这一思想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查找原文及写作的年代，便可清楚地掌握。如朱熹的关于察识与涵养的关系的思想，察识与涵养谁先谁后，怎么理解，后来形成的定论是什么？确切了解了写作于哪一年，就可掌握朱熹思想形成、变化，到最后定论的情况，就有了可靠的原本材料作依据。
  对此，我通过查阅该书——《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对照以前的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推进朱熹研究的深入开展。比如对朱熹与张栻“中和之辩”（被学者称为“南宋哲学史上最精彩的场面”①）的重大理论问题——察识与涵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朱熹和张栻围绕着中和的察识与涵养问题展开的辩论，开始张栻以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影响了朱熹，朱熹接受了张拭的观点，也持先察识后涵养之说。不久，朱熹悟前说之非，而主先涵养后察识的观点，指出张栻的观点缺少前面涵养一截工夫。张栻经朱熹批评，认识到自己存养处不深厚的毛病，在与吕祖谦等人的讨论中，提出涵养、省察相兼并进，以涵养为本的思想，但没有接受朱熹先涵养后省察的观点。后来朱熹亦由先涵养后察识，而主涵养与察识交相助的观点，这就与张栻涵养、省察相兼并进的思想基本一致了。朱熹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②其“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便是指无论何时，都既要涵养，又要省察，打破了涵养与察识的先后之分，而与张栻的观点比较接近。以上便是朱熹与张栻讨论中和之察识、涵养问题的始末。③
  虽然这个认识有材料的根据，但对于朱熹思想具体是怎么转变的，何时转变？则没有具体时间点。现根据该著《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再查朱熹的原文，则可依据此文写作时间的考订，来判断朱熹、张栻二人思想发生变化，尤其是朱熹思想最后形成定论的情况。
  朱熹在他的《已发未发说》一文里说道：“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①在这里朱熹提到，自己以往持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但不知系于何年？通过查阅《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上面标明是“乾道五年（1169）”。可知朱熹在乾道五年时检讨自己先察识后涵养观点的偏差。说明朱熹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在乾道五年以前就产生了。只不过后来通过与张栻辩论、与学者交流，改变了前说，而主察识与涵养不分先后，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交相助，不相对，这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二里有记载。但在《朱子语类》里，看不到具体时间，这对掌握思想的变化不太有利。即以往的研究虽然可知朱熹后来的思想转到了“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察识与涵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交相助”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交相待”的关系这个认识上。但出自于《朱子语类》这些文字材料，并不知道作于何时。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可以查到类似的文字：
  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耳。②
  朱熹主张将穷理与涵养相互促进，“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穷理与察识，是相互联系的。查此文作于乾道九年（1173），表明经学术交流，朱熹已改变乾道五年以前形成的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而主穷理与涵养交相为用。此处的穷理，即指要“有所知”，通过察识来“致涵养之功”，又以存养即涵养来认识义理即掌握天理。朱熹说：“日用功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③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此文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可见朱熹是把涵养本原与察识天理人欲之分别视为一体，可证朱熹所说“穷理涵养要当并进”，即是把察识与涵养视为一体，交相为用，又各致其功。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要贯彻到日用之间而不可有顷刻分离。说明经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由分别察识与涵养、未发与已发及其先后，到后来主张二者相兼并进，不分先后。这个时间与思想的转变很重要。查这两文的写作时间，亦可补充《朱子语类》对此的记载缺乏时间之不足。
  后来朱熹对此问题有明确的说法：“究观圣门教学，循循有序，无有合下先求顿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渐久渐熟，自然贯通，即自有安稳受用处耳。”④在这里，朱熹批评顿悟，主张将持守与省察结合起来，久而久之，则自然贯通，以求正道。此处持守，指保持坚守正道，类似于通过涵养功夫来守候、护持圣人之道。亦是表达了涵养、存养之意。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该文写作年代是在绍熙二年（1191）以后，应该是比较接近朱熹晚年的定论了。
  除对朱熹察识与涵养关系的思想转变与朱熹文集写作年代的考察外，如果增加关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列朱熹书信的写作年代的考察，便可进一步辨清朱熹思想的倾向以及与心学及其治学方法一定程度的相融，并不是完全扦格不入。
  王阳明（1472—1529）于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龙场之悟后，思想由朱学转向了心学。为了减轻传统的压力，他写作了《朱子晚年定论》（以下简称《定论》），表明自己虽与朱子有“相抵牾”的部分，但这部分正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与朱子“晚岁”所“悔悟”而转向心学相同。即阳明“龙场之悟”虽然与朱子“中年”相“异”，却与其“晚岁”相同。
  从文本形式上看，《定论》是阳明从朱熹《文集》中节录朱熹与人论学书三十四通。《定论》始出即引起众议，其是非得失莫衷一是，正如陈荣捷所言，“此论出后，即引起强烈反动，弄成一巨大风波，鼓动一百五十年，为我国思想一大公案”①，可见在当时产生的广泛影响。现代学者亦以各异的切入点作出评议。总的来说，《定论》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其“年岁颠倒”与“朱陆异同”争论。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把《定论》所采朱熹与人论学书，一一核查其“年岁”，以此来客观评价朱熹与人论学的思想倾向，以及《定论》的地位和价值。
  1．《答黄直卿》（“为学直是先要立本”）在绍熙二年②（1191），朱熹六十二岁。2．《答吕子约》（“日用工夫”）在淳熙十二年③（1185），朱熹五十六岁。3．《答何叔京》（“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敝”）在乾道四年④（1168），朱熹三十九岁。4．《答潘叔昌》（“示喻天上无不识字底神仙”）在淳熙十一年⑤（1184），朱熹五十五岁。5．《答潘叔度》（“熹衰病”）在淳熙末⑥，朱熹约六十岁。6．《与吕子约》（“孟子言学问之道”）在淳熙十二年⑦（1185），朱熹五十六岁。7．《与周叔谨》（“应之甚恨”）在淳熙十二年⑧（1185），朱熹五十六岁。8．《答陆子静》（“熹衰病日侵”）在淳熙十三年⑨（1186），朱熹五十七岁。9．《答符复仲》（“闻向道之意”）为淳熙十年（1183）以后⑩，即朱熹五十四岁之后所作。10．《答吕子约》（“日用功夫不敢”）在淳熙十三年①（1186），朱熹五十七岁。11．《与吴茂实》（“近来自觉向时”）在淳熙七年②（1180），朱熹五十一岁。12．《答张敬夫》（“熹穷居如昨”）在淳熙二年③（1175），朱熹四十六岁。13．《答吕伯恭》（“道间与季通讲论”）在淳熙三年④（1176），朱熹四十七岁。14．《答周纯仁》（“闲中无事”）在庆元四年⑤（1198），朱熹六十九岁。15．《答窦文卿》（“为学之要”）在淳熙十三年（1186）以后⑥，即朱熹五十七岁之后。16．《答吕子约》（“闻欲与二友俱来”）在淳熙十三年⑦（1186），朱熹五十七岁。17．《答林择之》（“熹哀苦之余”）在乾道六年⑧（1170），朱熹四十一岁。18．《答林择之》（“此中见有朋友”）在淳熙七年⑨（1180），朱熹五十一岁。19．《答梁文叔》（“近看孟子”）疑在淳熙十一年（1184）前后⑩，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0．《答潘恭叔》（“学问根本”）在淳熙十三年⑪（1186），朱熹五十七岁。21．《答林充之》（“充之近读何书”）当在乾道中⑩，即朱熹四十岁左右。22．《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在乾道二年⑬（1166），朱熹三十七岁。23．《答何叔京》（“熹近来尤觉昏愦”）在乾道三年⑭（1167），朱熹三十八岁。24．《答何叔京》（“向来妄论持敬之说”）在乾道三年⑮（1167），朱熹三十八岁。25．《答林择之》（“所论颜孟不同”）在乾道五年⑯（1169），朱熹四十岁。26．《答杨子直》（“学者堕在语言”）作于绍熙二年（1191）以后⑩，即朱熹六十二岁以后。27．《与田侍郎子真》（“吾辈今日”）在庆元元年⑱（1195），朱熹六十六岁。28．《答陈才卿》（“详来示”）在庆元元年⑲（1195），朱熹六十六岁。29．《与刘子澄》（“居官无修业之益”）在淳熙十三年⑳（1186），朱熹五十七岁。30．《与林择之》（“某近觉向来”）在乾道六年①（1170），朱熹四十一岁。31．《答吕子约》，此处包括两封《答吕子约》书——“示喻日用工夫”与“诲喻‘工夫且要得见’”，王阳明将两书合在一起，都是在庆元元年②（1195），朱熹六十六岁。32．《答吴德夫》（“承喻仁字之说”）且置淳熙中③，朱熹五十岁左右。33．《答或人》④（“中和二字”）在乾道五年⑤（1169），朱熹四十岁。34．《答刘子澄》（“日前为学”）在淳熙十年⑥（1183），朱熹五十四岁。
  以上是朱熹三十四封书信较为具体的时间。如果按照李绂对朱熹年岁早、中、晚的划分，即“朱子得年七十一岁，定以三十岁以前为早年，以三十一至五十岁为中年，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⑦，在朱熹五十一岁到七十一岁之间就占有二十二封，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岁则有十二封，阳明所谓“多出于晚年者”是比较明显的，这或许是阳明《定论》问世之后获得始料不及的效果的原因。如钱德洪称：“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⑧袁庆麟跋曰：“及读是编，始释然……若夫直求本原于言语之外，真有以验其必然而无疑者，则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编特为之指迷耳。”⑨钱、袁氏均对《定论》持正面的肯定意见，认为《定论》自有其启迪为学者之益处，如从钱德洪所记阳明之语——“无意中得此一助”可知，如若无人畅和，阳明何有此叹？
  虽然在王阳明所引朱熹《朱子晚年定论》的三十四封书信中，晚年占到二十二封，中早年有十二封，但毕竟不都是晚年所作，在年岁上有失误之处。所以王阳明亦说：“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⑩王阳明《定论》即使有“年岁早晚”考证之缺憾，但在另一方面，从王阳明以收敛身心、反己立本、向内用功的角度来采摘朱熹书信，无疑发掘了一个新的审视朱熹学说的理论切入点，这也无怪乎阳明能得到后儒的支持和赞同，而体现了学术发展由朱学到心学的趋向，以及《定论》的地位和价值。
  王阳明所列举的朱熹之书信不论其是否作于朱熹晚年，然其中确实包括了朱熹本人对自己存在着的更多重视读书求义理、而不太重视反求诸心的前说的检讨。王阳明客观地看到了朱熹对自己前说的反省，亦表现出某种重视内在的治心之学的工夫。即在某种程度上朱熹对自己以往泥守书册、支离无纪的治学倾向加以反省，以做到收敛身心，反己立本。只不过阳明看到的朱熹一定程度上重视收敛身心，是否就是类似于陆九渊的心本论之心学？重视心，以己意说经，是否就是以心为本的心学？当然也受到陆九渊简易工夫治学方法的影响。所以不能因为王阳明所列举的朱熹书信有的不是晚年所作，就否定朱熹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由读书穷理向重视内在反求诸己，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倾向。即把博与约、泛观博览与反己立本相结合。
  值得思考的是，根据《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能够确定下来的朱熹不仅在晚年，而且在中早年也有倾向于心学方法论的地方，而检讨了自己在收敛身心、反己立本方面存在着不足的问题。这说明了朱熹的什么思想？尽管它与陆王的心本论宇宙观有别，但毕竟检讨了自己思想于尊德性上的不足，而主张将道问学与尊德性结合起来。这对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王阳明在朱熹这种倾向（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发展出心学来，进一步纠正朱熹已发现了的自己学说的偏向。这也是学术发展倾向的一个表现。
  通过《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来查阅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朱熹文章的写作年代及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朱熹已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着的相对忽视内在的尊德性，而偏重于外在的道问学的偏差，而且有的还是在中青年时，朱熹就已经通过写书信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就此而言，朱熹思想中亦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心学之处。这些都是通过考订朱熹文章写作于哪一年，才能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对朱熹文集编年的重要性，其编年与学术具有密切的联系。
  （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跨国境史学视野下的朱子学研究新开拓
  ——评片冈龙《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迁移诸相》
  殷晓星
  如何捕捉朱子学在各国、各地区传播、发展的情态，如何认识各文化圈对朱子学的吸收与改写，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海外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黄俊杰先生提出朱子学的“脉络转换”、吾妻重二教授关心日本朱子学者的《家礼》实践，都对以上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回应。①近年来，史学界对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甚至附着于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国民史进行解构，以期完成跨国境史（trans-nationalhisotry）的书写②，同时对固有的历史时期划分提出了新的见解③。伴随这一研究趋势，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对朱子学在各地区的发展与衍变进行跨国境叙述的可能性。日本东北大学思想史研究学者片冈龙教授于2020年出版的新作《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迁移诸相》④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⑤
  本书第1章《绪论·<朱子学>的迁移过程》首先提出了把<朱子学>作为‘文明事象’的方法。①针对于一般意义上无法跨越国境的文化而言，文明往往可以超越民族、国家普及开来。‘文明事象’则着眼于文明跨越国境的扩大这一性质。将<朱子学>作为‘文明事象’，也就意味着在‘文化借用’的层面上观察阳明学、古学、实学等现象。这也是本书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本书指出，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地都基于各自的某种标准对<朱子学>进行了选择性的‘文化借用’；从16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朱子学>也逐渐发生了迁移（succession）。迁移这一概念来自植物生态学，是指来自环境的作用（action，即环境作用）与主体的反应（reaction，即环境形成作用）间的相互作用引发的‘主体－环境系统＇的自我发展式的变化，是一种自发性（autogenic）迁移。本书正是将<朱子学>置于东亚世界这一‘主体－环境系统’之中，对其与主体相互作用产生的自发性迁移进行了分析。
  第2至第4章聚焦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初期的朝鲜学者的思想。在第2章《李退溪（1501—1570）的“心之神明之舍”观》中，作者指出，退溪“心之神明升降之舍”这一结论源自其40岁时对“心病”的自觉。退溪采用按摩涌泉穴等方法，降心火、生肾水，并从中得出了“神明”是“知觉”的运动，是“理”（虚）与“气”（灵）“妙凝”而成的“心”“升降”而来的这一结论。退溪对“心病”的自觉除个人经历之外，也与其阅读朱权《活人心方》相关。与晚年李退溪交往密切的卢守慎（1515—1590）的“心（神明之舍）”观，也与当时传入朝鲜的《活人心方》《万病回春》等新兴中国医书、养生书相关。卢守慎的“心”观与李退溪多有共鸣，但他仅将“神明”解释为“理”，这一点与退溪有所不同。同时，这一时期传入朝鲜的医学认识也与朝鲜重视“自得”的风潮互相作用，退溪对“心病”的处理，以及他所讨论的“心”的修养方法，都处于重视“自得”的风潮之中。而促成退溪“心”的观念形成的另一个契机则是朝鲜学者徐敬德（1489—1546）之死。退溪受徐敬德“气（太虚）”论影响颇深，在徐敬德去世之后，又通过与其门人的交流深化了自己对“理”的理解。在对李退溪的思想经历进行了以上的分析之后，作者指出，在退溪的“心”观中，针对如何看待“人心”（气）与“道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发生了从“体用”关系到“妙凝”关系的方向性转变。通过他的“心为神明之舍”观可以看到，李退溪的“天命”观展现了一种与“一神降衷，性通光明，在世理化，弘益人间”（《檀君古记》）式的朝鲜式思考相通的可能性。其中表现出的不将天／人、理／气、水／火等命题视为对立，而是关注其相互作用，并试图以此对生命活动的更新性进行理解的倾向，可以视为发生在朝鲜的<朱子学>迁移的明确出发点。
  第3章《李退溪的“理发”、“理动”、“理到”》中，作者从共时性的观点出发，将退溪有关“理”的能动性的思想作为<朱子学>迁移的重要征候之一进行了讨论。作者将“理发”“理动”的问题与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的“灵动辨别”进行对比，同时通过描写具有灵性修养意味的登山、溯水等内容的诗词，对“理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与朝鲜半岛在文化上有所相通，即，在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中，出现了不将‘人文主义’<科学>（主气）与‘神秘主义’<神学>（主理）对立起来，而更注重对两者进行结合，互相交流的情况。退溪认为，“理发”“理动”“理到”各自关系到人、天、人与天的相互作用，“理动”通过“理发”表现，其善恶之轨易变，因此尤其需要对其发动进行认真鉴别。这一理解与罗耀拉的“灵动辨别”有着相通之处。而退溪的诗篇《读书如游山》，也注重“理到”中的自力与他力相互往还的性格。在退溪对陈普的《武夷櫂歌注》进行的注解中可以看到，李退溪认为，“理到”之说是一种对人与天相互作用不断积累从而引发‘迁移’这一可能性的自觉。这也是16世纪下半叶朝鲜半岛的思想从<神学>（主理）向<神学>与<科学>的相互作用发展的表现。
  第4章《从退溪门下到旅轩·张显光（1554—1637）的“公共”》主要以退溪门人，尤其是张显光（旅轩）的思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们对“公共”的理解，从而观察<朱子学>的迁移。本章的时代背景是，朝鲜遭受了丰臣秀吉政权和后金发动的战争（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的侵害。应当注意，作为一种‘文明事象’，战争这一人祸给社会环境带来了急剧破坏力的影响，朝鲜社会面对战争引发的人口和耕地剧减、乡村社会基础崩溃等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从道义上对人际关系进行重建。旅轩及退溪门下的郑惟一（1533—1576）、李德弘（1541—1596）、柳成龙（1542—1567）等人对“公共”展开了讨论。如柳成龙针对士林分裂和壬辰倭乱危机，在调停士论纷争、广泛吸收人才的语境中提出“公共”的问题。旅轩的“公共”观则表现为具有人格尊严色彩的、讲究“道德”与“事业”一致的‘生命论’式扩大。
  第5至第8章集中分析近世（江户时期）的日本儒学者。这其中既有藤原惺窝（1561—1619）这样的日本朱子学之祖，也有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6—1728）等所谓“反朱子学”潮流的古学派思想家。第5章《藤原惺窝及其周边的“天道”观》首先对17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思想景观进行了确认。在日本，<朱子学>普及之前，<西洋科学·基督教>已经有所渗透，因此，儒教与基督教很容易形成对立关系。作者先以林罗山的“天（道）”思想为例，对其与神（deus）的相似点和对立点进行了论证，指出两者的差别在于，支配“天的秩序与摄理”运行的究竟是“天空”这一自然物，还是创造了自然的一种绝对的“超越者”。在后者的情况中，“超越者”以一种垂直下降的方式君临于人类，人类因此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地位。而藤原惺窝的“天道”观则表现出了主体上从被动向能动的转变。同时，藤原惺窝的“天道”观在以社会秩序的安定为目标这一点上与战国武将们的“天道”观是有所共鸣的，但他着眼于主体的“心”，讲究“造化在我”的论点则表现了他特有的对“天道”的“心性”论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藤原惺窝的“天道”观与朝鲜朱子学者姜沆（1567—1618）等的“天道”观相通，具有公开性、平面性、庶民性的特征。
  在第6章《中江藤树（1608—48）的“神理”与<朱子学>》中，作者首先指出，以往藤原惺窝等朱子学者的‘经世’问题研究，往往因<基督教>和<朱子学>两种‘文明事象’的复杂交涉而出现混乱。本章中作者主要透过中江藤树的思想重新对这种混乱的状态进行了整理。从‘文明事象’的观点来看，中江藤树的思想是<基督教>式的。纵观藤树的生涯，他提出的“大乙神”和<朱子学>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藤树的理想社会拥有以“大乙神”为顶点的金字塔形构造，“神理”贯穿世界，到达宇宙的每个角落。藤树对“神理”所及之处的因果祸福尤为关心，认为在此存在人兽之别。藤树的“大乙神”与<朱子学>的相克，最终似乎是前者胜利了，但根据同一时期的熊泽蕃山（1619—1691）所言，作者指出，藤树终其一生想要排除的“格套”，实际上并非来自<朱子学>，而是来自隔绝自然与人类的<基督教>。
  第7章《伊藤仁斋（1627—1705）的‘心性’与‘经世’》首先指出，日本、朝鲜的思想家往往注重从‘心性’角度捕捉作为‘文明事象’的<朱子学>中涉及人与环境的问题（明明德），而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了向‘经世’问题的倾斜的转变。本章以伊藤仁斋的《孟子》观为中心，对这一转变进行了考察。仁斋对《孟子》评价较高。和荻生徂徕不同，他的‘经世’论并没有对‘心性’进行割离，反而是在‘心性’之中引入了‘经世’，并形成了如下的理论构造。即，吸收了‘经世’的‘心性’＝“人道”；‘心性’之中的‘经世’＝“王道”；从‘经世’之中分离出来的‘“道”之外在’＝“天道”。仁斋的这一‘心性’论以其独特的“学问”观为切入点，于他而言，“学问”能使“有限的性”（一人私情）发展为无穷的觉醒（“开智明道”），“学问”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酬的道德实践的载体，能引导人们看向“人道”这一无穷世界。
  如果说仁斋的思想是日本<朱子学>迁移的一个极象（climax），那么第8章《荻生徂徕（1666—1728）的“天命”说与“修辞”论》中讨论的徂徕的“天命”说，则可以看做是这一极象的又一发展。在徂徕的理解中，他所提倡的徂徕学的个性与他所理解的“朱子学”是背道而驰的，徂徕学认为，是天向人下达“命”。而他对“知天命”的理解，则基于他对孔子生平的解释，即，孔子50岁时仍未获得政治地位，从而明确自己无法将“道”行于世的命运，最终产生了要向后世以“文”传“道”的自觉。众所周知，“天命”说与徂徕独特的“修辞”论紧密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以徂徕学的成立为界，徂徕“天命”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本书作者以徂徕《学则》第一条与第二条之间的断层（飞跃）为切入点，对这一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天命”内涵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对“修辞”的积极意义的发现。即是说，这一变化本身，也是徂徕形成通过“修辞”达到与目所不及的世界（道的创造性）的一体化这一崭新的古文辞学的方法性自觉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与讲究开发“心眼”观察世界的仁斋“读书”论相对抗的理论。
  第9章《蔡温（1681—1761）的“心学”与“实学”》将目光转向了琉球王国。作者首先指出，18世纪，对“心”与“天”之间作为活物世界的社会环境本身的关注（经世）越来越表象化，琉球的蔡温也处于这样的浪潮之中。但蔡温同时也以“心”与“天”为主题展开自己的思想，因此本章以其为介，对“心学”与“实学”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蔡温独特的“天”观念在于其将“天”解释为“根源性的生命力”。“天”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虚），但却作为“日用事物”之“则”不可动摇（实）。“气”的相克引发情感、欲望，在日常生活上产生困惑（实惑），并与由“心”生出的与实体乖离的意识上的困惑（虚惑）重叠，个体的生命现象因此与“天”发生了龃龉。作为“心”中的“天性之灵光”的“真知”可以攻破催生龃龉的“气”。而“真知”则需要通过学习获得。因此为了彻底铲除困惑，就必须永远不断地进行学问修养，使“天（道）”与“人（道）”达到一致——这就是蔡温的主张。蔡温不像仁斋那样将“天道”与“人道”分开，也不像徂徕把“心”从“道”中剔除出去。在蔡温这里，把“天”与“人”作为‘生命’的观点始终贯穿一致，“心（真知）”并不是被动的镜子一般的事物，而是具备能动志向性的。根据这一结论，作者对“心学”与“实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指出，“理”作为“虚（灵）”同时也是“实”的‘文明事象’，在16至17世纪，其“灵动”的性格被加强了。这是这一时期<朱子学>迁移的特质。
  第10章《大田锦城（1765—1825）与丁茶山（1762—1836）的‘生命’与‘灵性’》对19世纪上半叶日本“考证学”的代表学者大田锦城的思想，以及与他有着同样学术倾向的朝鲜“实学”思想家丁茶山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考察。作者对锦城与<基督教>的关系、锦城提出的“西方大真人”等问题进行了整理，并指出锦城与茶山在关于‘生命’与‘灵性’的问题上有所类似，两者都以“圣人”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都将“圣人”视作拥有预言、先知能力的萨满式的存在，并且都持有与所谓“实学”者的印象不相符的命运观。比较两者的人际关系（“仁”）观也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对善恶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不将“仁”视作内在于个人“心”中的事物，而将其解释为人和人“之间”“之际”的道德实践。在天人关系（“天命”）问题上，尽管他们都认为知“天命”、敬畏“天命”十分重要，但仅在“畏天”上有相似之处，而在“知天”论上两者却大相径庭。锦城的“知天”说认为需通过智（先验性的理）而知之，面对“生命”的连续与“神灵”的支配，需要通过积累历史的、经验的事实，从而导出某种“法则”，并积极地将其运用在天地造化之中。而比起“知天”“畏天”，茶山更常用“事天”（“昭事上帝”）一词，将“天”作为一个可侍奉、需要真挚地面对甚至与其对话的人格化对象。因此，茶山所谓“知天”是指知道天在监视着人的善恶，人“知天”，也就明白了自我修养成立的根据。作者指出，锦城和茶山的‘生命’与‘灵性’存在重合之处，但‘生命’是具有长期性的，是单向（不可逆）的，而‘灵性’是瞬间性的，是双向（自由）的。在19世纪，“理”作为‘文明事象’，其“灵／实”的构造已经出现了逐渐分解的可能。
  作为本书的最终结论，作者指出，吸收了<朱子学>的东亚世界，根据“气”层面（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心”与“天”（自然环境）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朱子学>以天人贯穿的“理”的二元构造（虚／实、有／无）为核心发生迁移，并最终伴随这种二元的分离而崩溃。
  本书各章在对各思想家的评述及思想分析上有许多新的见解。如，以往研究将藤树的思想评价为一种“主张自我的内在尊严与所有人的本质性的平等的观点，是对近世社会的权力与身份秩序进行了相对化而得出的理念”。①而作者则指出，藤树的理想社会是以“大乙神”为顶点的金字塔形构造。作者结合藤树所处的时代背景（江户时代前期，身份间的移动相对自由的时期），强调藤树的阶层观并非完全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世界中的身份秩序，认为应当从不同视角重新对作为体制思想的罗山的朱子学，和作为非体制思想的藤树的阳明学这两者的对立进行讨论。又如，针对徂徕“天命”说，作者明确指出，以往以‘政教分离’为前提的“政治不合理”的评价并不妥当。作者重新检证了徂徕基于“敬天”“敬鬼神”观念的围绕“道”的言说，认为比起以往<“道”以“敬天”、“敬鬼神”为基础>的评价，<“道”以“知（敬、奉、畏）天命”为基础>的说法更贴近徂徕的真意。
  作者关注笔下思想家们的个人经历与其思想的关联性。在分析李退溪、卢守慎等朝鲜学者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作者对其个人的患病经历、所读相关医书，以及他们经历的战争等具体事情也纳入背景之中。在讨论仁斋‘心性’论时，指出仁斋37岁之后对‘心性’论的关注不断增加，但他在50岁之后将《孟子》与《论语》融为一体，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心性’论，则是以其与暗斋学派形成的对抗关系为契机的。仁斋抛弃了37岁前的旧‘心性’论，转而阐述“实学”“实德”“实材”，宣告了‘心性’与‘经世’的结合，这与他对暗斋学派的关注有着紧密联系。
  本书对琉球朱子学的关注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伴随着海洋史学的发展，同时考虑到琉球王国在前近代东亚世界地理上、政治上、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年来，中日韩思想学界对琉球儒学都有所关注，一些学者也尝试以琉球儒学为起点，重新审视东亚朱子学。①但由于琉球儒学相关文献史料极为匮乏，受限于地理环境，史料的保存极为分散，汉文、日语、琉球语夹杂的文献较为难懂，再加上琉球本身历史的复杂性，琉球儒学研究难度极大，长期以来少有成果。本书选取琉球大儒蔡温的“天”观为对象，将蔡温的思想置于同时期东亚世界的<朱子学>迁移之中进行了考察。作者通过对蔡温《哩啰解》、《蓑翁片言》以及琉歌等材料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琉球儒者对‘天’‘生命’<朱子学>“实学”“心学”等问题的认识，为琉球儒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点。
  笔者认为，本书最大的成果还在于其对跨国境的朱子学史叙述的尝试。
  首先，作者通过引入两个概念对固有的作为国别史（包括比较史、以近代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东亚史、东北亚史等）的思想史研究进行了解构。其一，作为‘文明事象’的<朱子学>的概念，打破了国境、文化圈的框架限制，将<朱子学>视为一种流动的事象，也就使得其在各种环境中以不同方式呈现成为必然。其二，源自植物生态学的迁移概念，主要关注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迁移代替以往研究中的转变、吸收等概念，就是要将这一时期跨越各地的<朱子学>发展视为一种生态系统。作者指出，吸收—转变往往反映的是一种单次变化，而迁移强调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累积。同时，迁移适用极象（climax，指一定地区的生物集群在自然、长期的安定状态下经过迁移达到的最终形态）这一概念，而极象又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仁斋、徂徕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极象的出现及其更大发展。这也反过来证明了迁移概念的有效性。对朱子学思想发展的描述往往难以避免变成对某一地区单方面输出或被动接受的叙述。作者通过以上两个概念确立了本书将东亚作为具有共时性空间、观察思想在其中展开的方法和立场。
  第二，作者对观察对象区域与时间进行设定，提示了跨国境朱子学研究的可能性。本书标题《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迁移诸相》在日本思想史学研究专著中来看也显得十分冗长，但这其实反映了作者对研究目标设定的严肃性。作者以“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这一定语代替了“近世”，又将“东亚”具体为“朝鲜、日本、琉球”，实际上正是对本书考察对象的时间、空间概念的厘清。②作者自述，以西历替代日本史学常用的时代划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以具体区域名称代替“极东”“东洋”“东亚”等概念，是意识到了近代西方由来的学术概念的暴力性的结果。而在读者看来，“近世”的概念本也难以适用于朝鲜、琉球甚至明清，“东亚”的范围定义也往往因各学科、各地区不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直接使用具体的时间、地区名称反而更加清晰明确——当然，作者对概念运用的主张对我们思考既往的地区史、时代划分问题本身也是极具启发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采用了具体的王朝、政权名称，从各章节内容来看，各章讨论的对象也的确集中于某个地区，但在叙述中却并不以此为框架。实际上，本书中很少出现“朝鲜学者”“日本思想家”“琉球的朱子学”这样的词汇。即使谈及<朱子学>在某地区呈现出独特理论，作者关注的也往往是“天”“心”“理”等<朱子学>概念在整个对象空间中的宏观的迁移，同时将这种理论具体到作为个人的学者身上，而并不试图由此抽取某地区的“特质”“独特性”。
  上述对概念的引入与梳理，奠定了本书跨越国境、在共时性的空间中叙述<朱子学>迁移的基础。笔者认为，本书是以跨国境的视野对朱子学的发展进行历史叙述的一次成功尝试。
  （作者单位：日本学术振兴会）

①三浦国雄：《朱子》，《人类知识遗产》19，东京：东京讲谈社，1979年。 ②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4—1515页。 ③参见蔡方鹿：《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宋明理学心性论》，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90页。 ①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已发未发说》，乾道五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六十七，第八册，福州：福建出版社，2019年，第3316页。 ②《答游诚之》，乾道九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五，第六册，第2180页。 ③《答吕子约》，淳熙十二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七，第六册，第2316—2317页。 ④《答刘公度》，绍熙二年以后，《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五十三，第七册，第2583页。 ①陈荣捷：《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②《答黄直卿》，绍熙二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六，第六册，第2271页。 ③《答吕子约》，淳熙十二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七，第六册，第2316—2317页。 ④《答何叔京》，乾道四年五月，《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第五册，第1955—1956页。 ⑤《答潘叔昌》，淳熙十一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六，第六册，第2259页。 ⑥《答潘叔度》，淳熙末，《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六，第六册，第2256页。 ⑦《答吕子约》，淳熙十二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七，第六册，第2316—2317页。 ⑧《答周叔谨》，淳熙十二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五十四，第七册，第2645页。 ⑨《答陆子静》，淳熙十三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三十六，第五册，第1704页。 ⑩《答符复仲》，淳熙十年以后，《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五十五，第七册，第2712页。 ①《答吕子约》，淳熙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八，第六册，第2319页。 ②《与吴茂实》，淳熙七年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四，第六册，第2149页。 ③《答张敬夫》，淳熙二年十二月，《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三十一，第四册，第1506页。 ④《答吕伯恭》，淳熙三年四月，《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三十三，第四册，第1612页。 ⑤《答周纯仁》，庆元四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六十，第七册，第2951页。 ⑥《答窦文卿》，淳熙十三年以后，《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五十九，第七册，第2904页。 ⑦《答吕子约》，淳熙十三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八，第六册，第2320页。 ⑧《答林择之》，乾道六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三，第五册，第2091页。 ⑨《答林择之》，淳熙七年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三，第五册，第2105页。 ⑩《答梁文叔》，淳熙十一年前后，《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四，第六册，第2146页。 ⑩《答潘恭叔》，淳熙十三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五十，第六册，第2418页。 ⑩《答林充之》，乾道中，《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三，第五册，第2108页。王阳明原文为林充之，《朱熹文集编年评注》避宁宗讳，改为林扩之。见校记。 ⑩《答何叔京》，乾道二年秋，《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第五册，第1933页。 ⑩《答何叔京》，乾道三年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第五册，第1950页。 ⑩《答何叔京》，乾道三年夏，《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第五册，第1952页。 ⑩《答林择之》，乾道五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三，第五册，第2091页。 ⑩《答杨子直》，绍熙二年以后，《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五，第六册，第2193页。 ⑩《与田侍郎子真》，庆元元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续集卷五，第十一册，第4770页。 ⑩《答陈才卿》，庆元元年夏秋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五十九，第七册，第2929页。 ⑳《与刘子澄》，淳熙十三年秋，《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三十五，第四册，第1693页。 ①《与林择之》，乾道六年冬，《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别集卷六，第十二册，第4981页。 ②《答吕子约》，庆元元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八，第六册，第2324、2325页。 ③《答吴德夫》，淳熙中，《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五，第六册，第2189页。 ④此书《答或人》实为朱熹《答林择之》一书。 ⑤《答林择之》，乾道五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四十三，第五册，第2101页。 ⑥《答刘子澄》，淳熙十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三十五，第四册，第1681页。 ⑦李绂撰，徐公喜点校：《朱子晚年全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⑧《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 ⑨《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42—143页。 ⑩《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第78页。 ①如黄俊杰:《从思想史的观点看东亚》（［思想史的観点からみた東アジア］,风响社,2018年）；同,《东亚思想交流史》（［東アジア思想交流史]，岩波书店，2013年）；［日］吾妻重二: 《朱子学的新研究》（［朱子学の新研究］创文社,2014年）；黄俊杰、［日]吾妻重二编,《国际学术交流会东亚世界与儒教》（［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东方书店，2005年）；［日］吾妻重二、[日]二阶堂善弘编,《东亚的礼仪与宗教》（［東アジアの儀礼と宗教]，雄松堂，2008年）等。 ②如［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史の構造］，岩波书店，2010年）；［韩］尹海东:《跨国境历史的可能性》［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の可能性］,《季刊日本思想史》第76期,2010年）；［日］桂岛宣弘：《自他认识的思想史》（［自他認識の思想史］,有志舍,2008年）等。 ③例如，清水光明等对所谓“近代化”“近世化”的含义进行了探讨（清水光明编，《“近世化”论与日本》［「近世化」論と日本:］,勉诚出版，2015年），日本思想史学会也对各历史时期过渡期的课题进行了梳理（2019年度日本思想史学会年会“从中世到近世——世纪的思想史课题”）。 ④原题《16世紀後半から19世紀はじめの朝鮮·日本·琉球における〈朱子学〉遷移の諸相》（春风社,2020年）。 ⑤原作者已在第11章“结论”中对本书内容做了详细概括。本文对此进行简单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加入笔者（书评人）的理解。 ①尽管原作者没有直接说明，笔者认为，本书使用<>、‘’等记号，区分史料引用中的概念和一般概念。（）表示作为一种文明事象的事物。‘’表示原作者在本书中进行了特别规定的概念。此外，“”（日语中为「」）用于史料引用或表示文中涉及的思想家们使用的概念。本文尽可能按照原作者的使用习惯，直接援引各种记号。 ①[日]高桥文博《中江藤树》（[中江藤樹]《岩波哲学·思想事典》，岩波书店，1998年）。 ①如中村春作：《近世东亚的〈教谕〉思想与日本社会——〈小学〉本与〈六谕衍义〉的流通》（[近世東アジアの〈教諭〉思想と日本社会——『小学』本と『六論衍義』の流通]《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63、64期，2014年）。 ②本书日文原版的封面设计极佳的反映了作者的意图。原版封面标题被印刷为《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迁移诸相》。可以看到，除上述时间、空间定语的替换之外,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各种儒学学派,也被换成了本书中心概念〈朱子学〉。作者本人也在《前言》中对书名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