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过去一年，北美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虽不如亚洲地区般热闹，但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笔者兹就所知之著作，作一简单的综述。
  首先要介绍的是三篇研究论文，分别由两位学者所撰。两位学者都从方法论上为未来朱子学的研究带来新的路向。现任教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娄分校（Universite du Quebec a Montreal）的狄雅娜（Diana Arghirescu）于《中西哲学》（PhilosophyEastand West）发表了题为《宋代的精神训练、情感与行为：在比较视野下论朱熹与契嵩对<中庸>的诠释》（Spiritual Discipline,Emotions,and Behavio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Zhu Xi’s and Qisong’s Commentarieson the Zhongyo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①狄雅娜指出这篇论文试图以朱熹（1130—1200）和契嵩（1007—1072）对于《中庸》的诠释来比较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与佛教禅宗之间的相似性。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互助精神性”（Interdependent spirituality）的概念，指出《中庸》所载之修练是属于精神性的，而且其对于情感（emotion）的控制使自我（self）转变为互助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从对两者的诠译所作的分析中，作者得出程朱新儒家的精神性具有社会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新儒家与禅宗相连之处。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两者的相似性已为学界所察觉，但从未有人尝试从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具体事例对两者进行比较。由于两种思想传统在宋代之交融（cross-pollination）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故作者认为该文具有开山的作用。
  狄雅娜另在《中国哲学》（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中发表了《宋代新儒家（朱熹）对道德与道德根源的概念：其与禅宗的联系》（Song Neo-ConfucianConceptions of Morality and Moral Sources(Zhu Xi):Connections with ChanBuddhism）一文来延续其比较视角。②她认为宋代的政治社会变动触发新儒家学者通过禅宗来改变过去关于道德的传统，而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的关键时期。她指出有关论文的贡献，首先是通过新儒学对于道德与精神性这个具体的课题、比较性的诠释与有效地将跨文化的理论应用于德性的根源与动力之上这三方面推动了学界有关儒佛在宋代的交融这个领域的发展。其次是将泰勒（Charles Taylor）对于西方德性自从启蒙时期以后便属于独立的（substantive）这套理论应用到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上。她指出宋代以前中国关于德性的看法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但自宋代起已与西方接近。这种有关德性的理解为新儒家和禅宗所共享。
  与情感有关的论文，也包括辛兆坤（Xin,Zhaokun）在《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uiews）上所刊登的《命运的相遇：<三国演义>中的怒、礼、和义》（A Fatal Encounter:Anger,Ritual,and Righteousness in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①作者指出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合理化了“怒”这种情绪，并认为朱熹将“义”作为“怒”的道德条件。但是，以孙策（175—200）的个案为中心，作者指出《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却质疑朱熹认为有合义的“怒”的观点。清代对于《三国演义》的注解却通过文本修改与插入评论的方式来调和两者，进一步证明了朱熹在清代思想中的正统地位。
  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角度方面都有所建树。尽管学界已承认新儒家、道学或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但西方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很缺乏，狄雅娜的研究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学界甚少从文学作品中探讨朱熹的思想，辛兆坤的论文很清楚地追溯了朱熹有关情感的思想如何为人所肯定、质疑与再肯定，这也可以进一步窥探到朱熹思想在总体上是如何影响到后来思想史之发展的。
  除此之外，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和吴启超教授主编的《道：朱熹哲学》（The Dao Companionto ZhuXi's Philosophy）也于去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②这部论文集中收录了部分由美国学者所撰写的论文，包括上文提到的狄雅娜与下文将要介绍的田浩教授（Hoyt Tillman）有关道学群体的文章。以下是该论文集所收录的现任教北美大学与美籍学者所撰写的论文列表：
  我们从以上的题目已可看出，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内容涵盖面相当广泛，并主要从哲学维度讨论朱熹的思想。这部论文是施普林格“道：中国哲学系列”的其中一部，过去有关出版社已出版了很多不同中国哲学家之研究。我们可以预期有关出版社在将来会继续出版这样包罗万象的论文集来讨论宋代理学与道学思想。
  最后，笔者希望介绍田浩教授最近的研究。田浩教授在去年虽只有上文提及的论文是与朱熹有直接关系的，但他也负责了两份有关余英时的研究计划。首先，他所负责校订的英译本《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The ReligiousEthicandMercantile SpiritinEarly ModernChina）已于今年3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①同时，他又在《远东》（Oriens Extremus）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对韦伯有关儒家和道教研究的回应：以余英时为重要例子》（ChineseResponses to Max Weber's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Yu Ying-shihas a Significant Example）。②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当今研究朱熹的必读物，田浩教授的努力为西方学界更好理解余英时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田浩教授高足，现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晓宇教授（Cheung Hiu Yu）去年亦出版了《威兮其祖：宋代太庙礼仪之争》（Empowered by Ancestors:Controuersy ouerthe ImperialTemple inSong China(960—1279）一书，以宋代有关太庙的争论来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化权威的关系。③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