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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出于圣贤心法，对于圣人所传之内容，反复致意，进而及于工夫法门的思考，此一工作于朱熹之后乃持续进行。对于孔门之教，黄榦尤其注意，《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章，朱注：“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十年而后一进者，亦圣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学虽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复参验，见其必然而无疑，然后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见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苟惟谓圣人谦辞以勉人，则皆架空之虚辞耳，故《集注》虽以勉人为辞，而终以独觉其进为说。①
  对于圣人是生知安行，还是积累之渐，造成说解之困难，朱熹采取含蓄态度，既保有天纵之圣的主张，又有心知其进的说法。黄榦据此深入分析，所谓十年一进是指圣人反复参验，终有自信的结果，不仅化解了诠释的矛盾，也强化了修养意义。此一见解，也反映于圣人观察，《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章，朱注引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圣，每云好学者，非惟勉人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圣人虽生知义理，然其为道，广大无穷，故未尝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学审问，参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为圣人也。②
  强调好学乃是圣人所以为圣最重要的原因，提醒后人必须时时而进，用心所在，不仅是确认注解体例，厘清原则而已，更在于思索儒学的内涵以及修养工夫的价值。黄榦也延续朱熹对于孔门分系之思考③，对于孔门弟子多有观察，《论语·子张》朱注：“此篇皆记弟子之言。”《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此篇所记，不过五人，曰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皆孔门之高弟，盖《论语》一书，记孔门师弟子之答问，于其篇帙将终，而特次门人高弟之所言，自为一篇，亦以其学识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④
  以孔门求圣人心法，来自《论语》编次原有的脉络，事实上，在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之外，孔门当中以颜渊为首。《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章，朱注：“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存养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坚，故其未怒之初，鉴空衡平；既怒之后，冰消雾释；方过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后，根株悉拔。此所以为学好为，而《集注》以为克己之功也。①
  “不迁怒”“不贰过”何以为好学，必须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朱熹以此章与《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章合读，证明颜渊持守工夫，以及最终达致的成果。黄榦更进一步以“存养”“省察”“克治”“持守”来解释“克”，而以心体之清朗来说明不迁怒、不贰过的状态，因此学之所在，必须厘清，朱注：“今人乃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所以为学者，不过记诵文辞之间，其亦异乎颜子之学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论颜子之天资，则只是明与刚；论颜子之用功，则只是敬与义。惟其明且敬也，故几才动处便觉；惟其刚且义也，故才觉便与一刀两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刚矣，又辅之以义，天资学力两极，则血气岂能轻为之动，念虑岂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谓之不远复也，所以谓之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不远是觉得早，复是斩断得猛烈。②
  黄榦不仅深化了朱熹说法，也阐明了圣人心法的内涵，颜渊天资与学力交养，所以心体澄朗，心思明快，才能血气不轻动，念虑不偏差，也才有不迁怒、不贰过的成果。可见唯有落实修养工夫，才能避免血气牵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章，朱注：“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颜乐之说，《集注》以为从事于博文约礼。《或问》以为无少私欲，天理浑然。二说不同，何也？《或问》博文约礼，颜子所以用其力于前，天理浑然，颜子所以收其功于后。博文则知之明，约礼则守之固。凡事物当然之理，既无不洞晓，而穷通得丧，与凡可忧可戚之事，举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无少私欲，天理浑然，盖有不期乐而自乐者矣。③
  北宋诸儒寻求孔、颜乐处，对于学术生命趋向具有开新的意义④，颜渊所乐何事，道德充具美感，乃是宋儒关注议题，也是圣贤气象具体展现⑤，朱熹保留两种说法，也就成为诠释必须调和之处，《或问》说法接近北宋诸儒的见解，《集注》则是倾向于操持涵养工夫。黄榦弥合其中分歧，“博文约礼”与“天理浑然”并非对立概念，而是工夫与成效的关系，“博文”则知之明，“约礼”则守之固，洞晓事物当然之理，也就可以达到无累于心，天理浑然的境界，诠释工夫之内涵，厘清朱熹用意所在，成为黄榦诠释的重点，甚至调整朱熹文意训诂。《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章，朱注：“约，要也；畔，背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曰博文、约礼，语两言之，以博对约，则约当为要。然约之谓为要之，已觉不顺，若谓约我为要我，则尤非文理，故或以约为束，文义顺矣。又非博约相对之义，尝思之，博谓泛而取之，以极其广；约谓反而束之，以极其要，则于文义庶皆得之。①
  黄榦重视经旨文理，朱注以“要”言“约”，黄榦以“束”字补充，由“束”才能达其“要”，释义更妥帖，君子修养工夫也更为清楚。《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章，朱注：“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为人谋，则必欲实尽其心，交朋友，则必欲实践其言，讲学于师，则必欲实用其力。盖曾子天资醇厚，志学恳笃，其于《大学》既推明诚意之旨，而传之子思，又断以诚身之义，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诚。盖不极乎诚，则凡所作为，无非苟简灭裂，是岂足以尽人事之当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②
  对于曾子“三省吾身”，朱熹以“诚切”来说明其用心，诠释曾子自省之功，而黄榦则以“实”解“诚”，并且联系于《大学》“诚意”，以及传之子思诚身之义，其用意并不仅止于曾子修养而已，而是关乎圣门所传心法，因此对于细节分析尤密。《论语·学而》“贤贤易色”章，朱注：“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子夏此语，与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诚，求造其极者也。然子夏务实行而抑文学；曾子务实行而兼传习。则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则子夏之所不能及矣。③
  子夏与曾子同样切身修养，朱熹以“必尽其诚”来说明其内涵。然而黄榦分析两人稍有差别，子夏专意于实行，主从之间，不免贬抑学术，曾子兼而及之，因此学行俱进，用功愈密，用心愈弘，正足以标示孔门之传真正内涵，不仅补充朱熹所未言之事，而所谓之“学”，黄榦以“文学”来说明赓续而进的工夫，也适足以证明以文理见义理的学术进路。《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章，朱注引程子曰：“动容貌，举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礼，暴慢斯远矣。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曾子之意，则但欲其在外之无不正，而《集注》之意，则以为未有不正其内，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术之形见者也。不正其内，安能使其外之无不正乎！有诸中必形诸外，制于外，必养其中，则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诚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于此乎，此曾子将死之善言，不独可为孟敬子之师法而已。①
  以经文而言，乃是纯就外在行貌的要求，然而朱熹却是留意内外本末问题，外由内而发，心正则理明，因此回归于修养方式，必须穷其根本，黄榦强调朱熹诠释不仅深入，而且也更能彰显儒学核心要义所在，从而直言：“鲁则质厚而已，未尝不明，未尝不诚实，未尝粗俗……安得不传道耶。”②以曾子传道统，乃是分析孔门心法之传的结果。
  甚至其他弟子，如检讨子夏，《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章，朱注：“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子夏此语，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逾者，上也。大德尽善，而小德未纯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于小廉曲谨，而临大节则颠倒错乱者，无足观也矣。子夏之言，岂有激而云乎？此又学者不可不察。③
  相对于朱熹说法，黄榦批评更为直接，子夏言语过激，并不深密周延，因此特别提醒，应予斟酌。《论语·子张》“子夏门人小子”章，朱注引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形而上，谓超乎事物之表，专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扫应对，事虽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无大小者”，非以洒扫应对为小，形而上者为大也。盖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虽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无小大”。
  精究义理，极其微妙，以至于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测者也。所精之义，至于入神，义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语，与洒扫应对言，洒扫应对所以然者，即至精之义也。
  然，犹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扫应对之节文，所以如此者，谓有此理，而后其节文之著见者如此也。
  洒扫应对虽至小，亦由天理之全体，而著见于事物之节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从容自中耳。
  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无大小，以见事有大小，而理则一也。次言道无精粗，以见学有精粗，而道则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发明上二段，所以无大小，无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圣人事，则亦以其所以然，而无大小精粗者为之也，亦足以见其编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④洒扫应对如何精义入神，乃是朱熹思索儒学工夫的重要过程，也是确立从学李侗的关键①，朱熹日后与门人讲论往往提及此一经历，所引数条意见，黄榦说明理之贯通，由末见本，由分殊以见理一，有此梳理，才有日用之间落实工夫之可能，儒学道大，其用无穷。黄榦此说大有助于厘清朱熹思考方向，义理之精彩，遂能揭示而出。②此一细节来自黄榦对修养工夫的关注，对于孔子指引门人弟子特加留意，以子路为例，《论语·述而》“暴虎冯河”章，朱注：“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则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怯懦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③
  黄榦不仅说解字义，更留意义理诠释的细腻，相对于理、气、心、性形上讨论，更重视工夫的落实，因此强调立身处世，必须持重戒惧，事事谨慎，而归于“敬”之操持，用意在于抑制血气之勇，变化气质有更为清楚的方向。《论语·子路》“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章，朱注引胡氏曰：“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所谓士者，淘泳于《诗》《书》《礼》《义》之泽，必有温良和厚之气，此士之正也。至于发强刚毅，则亦随事而著见耳。子路负行行之气，而不能以自克，则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④
  以孔门之教，陶冶于《诗》《书》、礼、义，士人应有温良和厚气质，《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章，朱注：“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非谓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积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谓君子，则是充积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远，则指夫自其充积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犹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犹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尽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验之大者而言，以见决非君子不足以当之也。⑤
  “敬”之为功，乃是孔门指引心法，更是朱熹传学重点，成为黄榦深加留意的德目，工夫在本与末、小与大之间，因此申明“孔门高弟重本务实之意可法也”，以此标准，批评子张有好高之病，而强调“仁之为德，根于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内者为足”。①至于曾点一节，《论语·先进》“子路、曾暂、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朱注引程子曰：“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资禀高，则不局于卑；志量大，则不溺于小；见识明，则异说不能惑；趋向正，则外诱不能移，此点之学，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则学之志亦异，人为技艺之学者，有一见而超然解悟，有终日矻矻而竟无所得者，亦无怪点之独得也。若颜子，则其资禀志量，见识趋向，当无异乎点，而深厚沉潜，淳厚中正，必有过于点者，故其见虽同，而其得则异于点也。点之子参，其见不及乎暂，而其学则近于回，以其用力之笃，则遂与回等，而非点所及也。曰：“晳之不及乎回、参，而卒未免为狂者之归，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于人心，而未尝不形见于事物，为学之方，固当存养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实行，夫是以精粗不遗，而表里相应，内外交养，动静如一，然后可以为圣学之全功也。点之志则大，质则高，识则明，趣则远，然深厚沉潜淳实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则见高而遗卑，见大而略小，见识有余，而行不足，趋向虽正，而行则违，此所以不及乎回、参也。虽然，自回、参而论之，点诚有未至，自学者论之，点之所见，岂可忽哉！规规翦翦于文义之间，事为之末，而胸中无所见焉，恐未易以狂语点也。”②
  相较于过往学者对于曾点的艳羡赞叹，认为曾点与圣人之志同，有尧舜气象，黄榦的分析更为深入，评论也更为中肯。孔门弟子各具资禀志量，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相比，曾点志趣高远，胸次悠然，自然得到孔子的认可，然而与颜渊、曾子二人相较，则少了深厚沉潜，有失中正，未达究竟。孔门学术是精粗不遗、表里相应、内外交养之道，因此能够传孔门之学的是颜渊与曾子，有此心法确认，置于理、气之间，才有分判的原则。《孟子·告子上》引“《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朱注引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学者知理之无不善，则当加存养之功；知气质之有善、有不善，则当施矫揉之力。③
  确立孔门心法作用，得见修养工夫的意义，由“学”以定“道”，由“道”而定“统”，最终才能确认儒学传道系谱，《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章，朱注引“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四书大全》转引黄榦云：
  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而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①
  朱熹表彰周、程、张子以继孔孟之传，周、程、张子可以入于道统之中，黄榦以朱熹四书之功，可以直承北宋伊洛之学，成就可以入道统之列。“道统”成为指引后儒接续而起的“符号”，召唤学者慨然承担，一代一代赓续为之，既是朱熹揭示之功，也是黄榦援以强化的结果。儒学精微，其用日深，饶有情怀，黄榦表彰朱熹传道地位，深化四书义理内涵，也建构了明儒学术全幅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