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明儒以《四书大全》综纳宋元儒学成果，确立四书诠释体系，主要包含三大系统材料：一是朱熹传衍系统，包括门人及其所传弟子等，主要是对于朱熹说解整理与确认；二是彼此分立，各自诠释的经说系统，包括双峰、北山等不同学派的相歧说法；三是新安诸儒系统，以乡贤前辈号召，标举回归朱熹的整理工作，朱学由传延而至分歧，又由分歧而至统整，在门人推衍之下，历经延续、发展、确认不同阶段，最终建立以朱熹为核心的诠释系统①。朱熹与门人集团之间，黄榦说法正是确认义理方向的重要的环节。黄榦以四书为朱熹学术核心，心力所在，指引后学深究经旨，以见朱熹之思考，以见圣学之规模，经旨文义的厘清，从架构到脉络，从语脉到内涵，深加思索。《大学》“知止而后有定”，朱注云：“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于至善，至善之理，又在于必至而不迁。故此一节，但以止为言，曰知、曰得，止之两端；定者，知所止之验；虑者，得所止之始；曰静、曰安，则原于知而终于有得，有必至不迁
  之意矣。②
  相对朱熹强调“止”乃至善之所在，止有目的、目标之意，黄榦将“止”与前文“明德”“新民”连缀，与后文“定、静、安、虑、得”联系，确立前后语脉贯通一气，唯有“知止”“明德”“新民”才有方向所在，而“必至不迁”又较朱熹说法更加强调坚持固守之意，止不仅是目标而已，更有追寻极致之意，工夫修养的意义更为明朗，经旨与修养联结，正是在经典一字一句中揣摩得出，从“知止”而见工夫，也成为王艮“淮南格物”说法的根源。③标举经文宗旨，成为黄榦表彰四书义理最核心的方式，《读中庸法》引朱熹“《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强调必须从章句而入，也要从章句而出。《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中庸》之书，《章句》《或问》言之悉矣，学者未有不晓其文而能通其义者也。然此书之作，脉络相通，首尾相应，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语》《孟》问答之言，章殊而指异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子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①
  黄榦既标举朱熹学术贡献，又申明《中庸》一篇宗旨，指出《中庸》一篇要有特殊的读法，必须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掌握其枢纽，才能得其心法。由“文”以通“义”正是黄榦学术要义所在，也是宣示义理回归本文的重要方向，留意宗旨，以立脉络，建立正确读法，成为黄榦诠释四书的重要成果，一如《读中庸法》云：“又曰《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中庸》自是难看，石氏所集诸家说，尤杂乱未易晓，须是胸中有权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骤取而读之，精神已先为所乱，却不若子细将《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晓，俟首尾该贯后，却取而观之可也。②
  这既是指明正确读法，也表彰朱熹《中庸章句》价值。黄榦推崇朱熹，表彰四书，当然也就必须在朱熹说法当中，斟酌权衡，以求义理周延，《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朱注：“学之为言效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集注》言“学”，而《或问》以“知”与“能”并言，何也？曰：人之效学于人，有此二者。先觉之人，于天下之理，该洽贯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于是日听其议论，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觉之人，于天下之事，躬行实践，而吾怅然未有所能也，于是日观其作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读书穷理，要当尽圣贤之意，备事物之情，非吾好为是详复也，理当然也。世之学者，意念苟且，思虑轻浅，得其一隅，便以为是，则其为疏率也，亦甚矣。学者观于此，亦足以得养心穷理之要矣。曰：若是，则学之为言，固无所不学也，今《集注》于此，乃以为人性皆善，必学而后能明善而复其初，何也？曰：学问之道，固多端矣，然其归在于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谓明天下之理，复其初，则复其本然之善也。于《论语》之首章，首举是以为言，其提纲挈领，而示人之意深矣。③
  相较于何晏《论语集解》：“学者以时诵习，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④以“诵习”、以“业”来解释“学”，朱熹以“效”之为言，乃是将“学”之内涵扩大为“知”与“行”两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确实应该包括知识与能力的提升。至于朱熹《论语集注》言“效”、言“学”，《论语或问》则是以“知”与“能”言“学”，两者说法不同，黄榦指出“效”正是包括“知”与“能”两者，说法并不冲突，甚至更将理学“复性”的诉求，融入其中，“效”之一字，于是有“后觉”向“先觉”学习，学人向圣贤学习的意义，从而“学”之所得，最终目标乃是“明天下之理”“复其本然之善”，以此确立儒学核心要义。这不仅扩大了以往训诂之理解，也代表了朱熹综纳的思考、孔门学术的样态、理学核心的诉求、四书整体的内涵，朱熹以“效”言“学”得其确诂。黄榦指出朱熹一字之解，提纲挈领，揭示道学全幅精神，义理之分判，说解之精密，由此可见。而对于朱注“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学而至于成德，又岂有他道哉！其所自来者，亦不过是而已，非体之之实，孰能知之。①
  从而将《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目的所在，归之于“成德”，德必须回归于个人操持体验，只有通过身体实践，才能真实感受，道德不是讲论而已，而是务求实践有得，如何成德，正是黄榦着力所在，《论语·学而》“君子务本”章，朱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人之一心，虚灵洞彻，所具之理，乃所谓德也。于虚灵洞彻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谓仁也，义、礼、智，亦心之德，而独归之仁，何也？义、理、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体，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独仁足以当之也。故仁之为德，偏言之，则与义、礼、智相对，而所主惟一事；专言之，则不及义、礼、智，而四者无不包也。②
  朱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乃是历经诸多辨证得来③，黄榦不仅梳理“心”“德”“理”之间的关系，更将仁、义、礼、智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说明，仁既可以兼举包括义、礼、智，又可以与义、礼、智并列。黄榦用“偏言之”与“专言之”来说明“仁”既具全体，又具分殊的特殊内涵，仁之难解在于范畴有宽有窄，必须从前后语脉综合判断。黄榦揭示由文理以见义理的方式，也再次确定了仁乃心德的诠释说法，此于《论语·学而》“巧言令色”章，朱注引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苟知心驰于外，务以悦人者之非仁，则反而求之，心存于内，而无私当理者，即仁也。④
  正是循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诠释的结果，唯有求之于内，于心见理，心无私意为仁，所谓“务以悦人者”之非是，才可以了解为何巧言令色之非仁，黄榦循朱熹说法遂有分判依据。同样道理，《论语·八佾》“人而不仁”章，朱注引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于仁之义最亲切。⑤
  朱熹言心之德为仁，乃是就其内涵而言，但黄榦循此扩大解释，能够充扩发挥，心之全德即是仁，以“全”来彰显理之充盈、德之饱满，因此当人而不仁，也就是“人心亡矣”，以此强调人不可无仁，无仁则心不在矣，对于仁之重视，并不从知觉理气，而是回归于心德，反复致辩。《论语·里仁》“仁者安仁”章，朱注引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安仁、利仁，则所存者天理，故安于义命所当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处约乐之久，而不为之动也。①
  言其效用，仁者天理充盈，所以安于义命，不论是“约”，还是“乐”，皆能不动心。《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章，朱注：“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诚在于仁，则必无为恶之事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人心不可两用，志于此必遗于彼，所患者，无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诚志于仁，则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恶念何自而生乎！②
  此言其原则，心体存天理之公，消去人欲之私，恶念无从而生。天理之公，心体全德，成为黄榦诠释仁的重点，也是标举其义理的核心观念。此一见解甚至认为是师门心法所在，《论语·公冶长》“焉用佞”章，朱注：“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当理而无私心”，朱子据所闻于师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见而言，全体二字，已足以该当理无私心之义，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尽之旨，盖亦因其所已闻，而发其所独得，故子丈文子章，虽引师说，而《或问》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诚尽性，通贯全体，无少间息，不足以名之，则亦引前章之说，以释后章之旨，亦足以见前说之义，为详且密也。③
  所谓“当理而无私心”见于《延平答问》“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④，朱熹并引于《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章⑤。黄榦既申明朱熹说法来源，以示师门宗旨，又指出朱熹创发之处，诠释更为精进，朱注体例安排，必须前后详参以见其旨，“当理而无私心”乃是负面表述，强调工夫义；“全体不息”是本体义，彰显天理充盈、刚健不息的心体样态，更能符合仁道至大内涵，“全体”乃是黄榦延续朱熹《仁说》重要的体会。《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朱注：“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则言仁而礼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复全，则言礼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为言。则仁即礼，礼即仁，安有复礼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视、听、言、动之属乎事也，复归于礼，则事皆合乎天理矣。①
  从“克己复礼”而及于“仁”，乃是天理贯串的结果，从道理层面而言，心之全德乃是天理充盈，而从修养之后的结果而论，克己复礼，心德复全，自然仁德见矣，《论语·里仁》“人之过也”章，朱注：“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人虽有过，不可以其过而忽之，于此而观其类，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谓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记礼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则是必欲得其人之过而观之，然后知其仁，恐非圣人之意也。②
  朱熹于乾道四年（1168）撰《观过说》，对于湖湘察识工夫深入反省③，才有乾道五年（1169）中和新说的成果，黄榦特加说明，以示朱熹学术进程。《论语·微子》“殷有三仁焉”章，朱注：“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故不咈乎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或问》言仁与《集注》不同者，先师言仁之义，则固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于仁，则以为无私心而皆当理也。《或问》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于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义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则《或问》之意，亦在其中矣，读者默而识之可也。④
  朱熹说“仁”，有言其义，也有言进程，说法不同。言其进程，来自李侗启发，出于道南心法，至于“心之德，爱之理”的说法，则是从张栻湖湘学术转入所获得的共识，朱熹从中和之辨，进而及于仁说检讨，最终义理熔铸于一。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保留一生学术进程，说解之严谨，思考之精彩，由此可见。读者可以相互参酌，以求了解，黄榦从不同说法当中，证明其中义理一贯，并无歧出，从文理以见义理之安排，可以得见朱熹思索方向⑥，从天道性命，回归于心体掌握，可以了解朱熹义理所归，仁体之掌握，成为黄榦诠释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