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黄榦字直卿，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福州人，学者称勉斋先生。黄榦自幼聪颖，其父黄瑀去世后，淳熙二年（1175）往见刘清之求学，清之奇其器，引荐于朱熹，淳熙三年（1176）成为朱熹门人。刘清之与朱熹原就友好，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刘清之正是参与讲会四方人士之一④，对于朱熹学术进路熟悉也欣赏，引导黄榦求学可以视为鹅湖之会的余波，也是对于儒学究竟的肯认，检视朱熹《刘子澄（清之）一》云：
  偶到城中，黄子来相寻，具言近况，为慰……黄子又说“颇欲多所论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讥，而匆匆晷刻之间，势必不容详细反复，则是无故遍触众事之机，纷冗错杂，而终无感寤之理，不若略举大体切于上心者，专指而极言之，幸而开纳，固为莫大之幸。万一未即听从，亦足以为之兆，异日犹可寻绎其端绪而终其说也。它则非闲人远书可以一二指陈者，在明者熟虑而徐应之，毋为匆匆，以致后日之悔也。黄子又说“见问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辈事力所及，正不须太遽也。①
  黄子即为黄榦，朱熹提醒刘清之正君心内容，以及奏事策略，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显见两人交谊。黄榦代传刘清之讯息，让朱熹颇为欣喜，黄榦信念坚定，求学用功，也让朱熹有学得传人的欣慰，《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载两段文字，可以了解朱熹与黄榦初遇情形，云：
  先生尝言：初见文公，年二十五岁。文公令人邀去一所在看文字，乃是临溪一小屋，在大樟树下，四顾全无人声。屋中旧只有一村老翁，日间寄他做三顿饭，村翁出去作息，则做了一日饭而后去。夜间，村翁往田中，其寥寥可知。某自拜先生后，夜不设床。记得旧有大椅子，倦时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两月。或夜间只坐到天晓，孤灯独坐，听屋头风声，令人耸然。那时岂有如今这样书册，都是去寻毳，费多少力。而今人讨得见成好书读，更不去读。②
  求见朱熹之辛苦，闭门读书之认真，反映了黄榦勤恳用功、勇于有立的特质，以及任重道远的志向，以道相尚，成为村舍溪畔师生共同信念。其间黄榦前往金华，短暂从学吕祖谦，期以兼取两家之长，朱熹有意安排黄榦开阔眼界，有学问切磋之益。张栻去世后，朱熹更将传道之任寄托于黄榦身上，云：“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难得，十分可指拟者，所望于贤者不轻，千万勉旃。”③可见其对于黄榦的重视，从而以次女妻之，并且馆于紫阳书堂，《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载潘柄之言：“文公语公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领悟，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志于道，深观默养，殆几十年。文公喜其用意清苦，遂妻以女。时文公声名已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昏。公家清贫，门户衰冷，文公独属于公者，以吾道所在，欲有托也。”④时为淳熙九年（1182），正是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为《四书章句集注》刊于婺州，经学始有四书之名①，日后表彰朱熹四书，成为黄榦一生学术信念所在，其撰《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云：
  及至周子则以诚为本，以欲为戒，此又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至二程子，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为四箴以著克己之义焉。”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虽其详略之不同，愈讲而愈明也，学者之所当遵承而固守也，违乎是则差也。故尝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②
  朱熹撰《中庸章句序》始揭“道统”之传，用以彰显“学”高于“政”，以立其教③，黄榦统合《中庸章句序》“道统”与“道学”两阶段，以“道统”代表朱熹学术成就，朱熹表彰道学的主张，成为继承圣贤重要的成果，黄榦“道统”绾合内圣与外王，才是后世道统观念的来源。④事实上，更正确的说法应是黄榦绾合朱熹、四书、道统三者一体之概念⑤，成为后世理解儒学，了解学脉，推尊朱学的缘由，儒者要有志承传统的情怀，也要有兴发义理以引领后世的思考，必须于过往与未来卓然成立，慨然承担。朱熹承二程而落实于四书，不仅是重构经典文本，确立儒学工夫，更使儒学内涵豁然明朗，因道统而尊四书，因四书以尊朱熹，以朱熹而承道统，正是黄榦一生用力之所在，儒学从而有文本、有历史、有情怀，而归之于圣贤相传之系谱当中，形塑立身处世的原则，展现宏大而具进程的儒学规模。黄榦更撮举“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四项自我要求，作为操持修养方向，而最终归之“敬”的工夫，黄榦撰《敬说》以明其义，云：
  古人论为学之方多矣，自程子始专以敬为言。近世朱、张二先生复申其说，至于为箴以自警。朱先生于《大学》之书，首言小学之学，惟敬足以补其缺，裒集程门之语，如所谓“主一无适”“常惺惺法”“整齐严肃，收敛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其说详且密矣。然为学而必主于敬，与主敬之必有其义诸说，既各不同，而其说亦未易晓，是以学者虽知主敬之切于为学，而莫有能用功于敬者，则亦其说之有未明也……惟夫虚灵知觉既不能不囿于气，而又不能不动于欲也，则将为气所昏，为欲所乱，而理之体用亦随之而昏且乱矣！此敬之说所由以立也。虚灵知觉，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无以检之，则为气所昏，为欲所乱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师父之临其上，常若深渊薄冰之处其下，则虚灵知觉者自不容于昏且乱矣。故尝闻之先师曰：“敬字之说，惟畏近之，诚能以所谓畏者验之，则不昏不乱可见矣。”曰：“然则诸说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谓也；主于一而不容一物扰乱之谓也；整齐严肃，则制于外以养其中也，是皆可以体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乱者，必先敬而后能如此；制于外以养其中者，必如此而后能敬。以之体敬之义，必欲真见夫所谓敬者，惟畏为近之也。盖畏即敬也，能畏则能整齐严肃，整齐严肃则能敬，能敬则不昏不乱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诸说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为最近也。①
  以敬对治于气之昏杂，确立理之纯粹，确保心之虚灵，“敬”成为儒学最重要修养工夫，而“畏”之一字，最能彰显敬之内涵，既是对二程以来说法的厘清，也是对师说肯认的思考。《敬说》乃是援朱熹说法而深化的结果，相对于过往对于心体、性体有无之辨，天道性命之间，由天而及人，由心及性的检讨，甚至包括理、气先后之间，黄榦直揭“敬”以立操持方式，视域改变，诠释因而转向，从理学形上学转向儒学伦理学，从原本理念的辨证，回归于工夫的掌握，以及德目的坚持，方式简洁明快，心无昏乱，性无偏蔽，不仅贴近于心体，而且直接可以操持，更适合学者入手。理学辨析精微的趋向，也随黄榦严毅苦学的性格而有所转变。敬之为德，乃是立学术根本，儒学整饬严谨，不会张皇奇异，无须迷离光影，而是足以立身、可以处世的日用之学。黄榦以四书兼具体用，以敬为操持方法，确立朱熹传道方向，更以数年之力完成《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给予朱熹最后之历史论定。②以从学心得，尊仰所在，尽情宣露，叙述朱熹一生之行止，直指学术究竟，不仅一改行状书写惯例，更突破以往隐讳含蓄的习惯，直言时政得失，内容翔实，难以具引，但归纳其中，以政而及学，由学而及道，云：
  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与世动辄龃龉，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词未备，亦必沉潜反覆，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踳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则摭其言行，又可略欤？辄采同志之议，敬述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以俟知德者考焉。①
  行状详于学术与世局，乃是为回应伪学之禁，还朱熹以公道；申明四书等经说成就，以立世教之规模，乃是言朱熹道统的贡献。黄榦标举儒学最为核心之典范，情怀所在，虽距离朱熹殁已二十余年，但未改其绍继之志以及表彰之心。朱熹一生投入于学术，成就乃在于斯，但黄榦从时政、学术、道统三方面，证明朱熹学术有体有用，虽不能达而行道，但退而明道，反而足以传于后世，地位不仅于学术而已，而是上可以承圣贤之统，中可以立世局之教，下可以为万世楷模，建立“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儒学事业。黄榦完成之后，同门之间，反复商讨，以求定稿，面对许多质疑，善言必从，但也有所坚持，云：“先生之用舍去就，实关世道之隆替，后学之楷式，年月必记，所以著世变，辞受必书，所以明世教，先生之行，又岂可以常人比、常体论哉？”“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也。故尝太息而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争百年论定，然后知愚言之为可信。’遂书其语，以俟后之君子。”①为确立朱熹“百年论定”之历史定位，其任之重，表彰之力，构思之辛苦，由此可见。黄榦回报朱熹也是一生以之②，文集中屡屡期勉朋友，护全朱熹学术，云：
  自先师梦奠以来，举世伥伥，既莫知其所归，向来从游之士，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而又自以无闻为耻，言论纷然，诳惑斯世，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待七十子尽殁而大义已乖矣。由是私窃惧焉，故愿得强毅有立，趋死不顾利害之人，相与出力而维持之。朱先生一生辛苦，尽取洙泗濂洛之学，为之解剥而发明之，如日月之经天也。学者志气卑狭守章句者，不知存养之为切；谈存养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缓，各守一偏，于先生之道卒无得焉，甚哉！大义之将乖，微言之将绝也。足下与明父当任此责，使先生之道将微而复振，莫大之幸也。③
  朱熹之后，学术相歧，让人深以为忧。黄榦维护朱熹学术，以求周全无蔽。朱熹学术得以传续，地位得以肯认，出于黄榦努力的结果，实无疑问，全祖望称黄榦为“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更甚者是“朱子之门人孰如勉斋？顾门户异同，从不出勉斋之口。抑且当勉斋之存，使人不敢竞门户，则必欲排陆以申朱者，非真有得于朱可知。”④黄榦引领学脉，昂然挺立，避免偏失，争是非而非争门户，气度与志怀，由此可见。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云：
  乾、淳之盛，晦庵、南轩、东莱称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讲学最久，尤为集大成。晦庵既没，门人……独勉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负荷。如辅汉卿疑恶亦不可不谓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乐由声色臭味者为人心，由仁义礼智者为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为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后，语先《近思》而后《四书》，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谓《春秋》止是直书，勉斋则谓其间亦有晓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庵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凡其于晦庵没后，讲学精审不苟如此，岂惟确守其师之说而已哉！若其见之行事，则如宰临川、新淦推行实政，守安庆、汉阳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则晦庵于门人弟子中，独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亲倚独切，夫岂无见而然哉！勉斋之文，宏肆畅达，髣髴晦翁，晦翁不为讲义，而勉斋讲义三十二章，皆足发明斯道，其诲学者尝曰：“人不知理义，则无以自别于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过情欲利害之间，甚至三纲沦、九法斁，亦将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为天下后世虑也亦远矣！勉斋之生，虽在诸儒后，故以居乾、淳三先生之次，明晦庵之传在焉！①
  黄震纵观南宋学术发展，言之颇详，称许黄榦勇于承担，强毅自立，不仅捍卫朱熹学术，避免门人扭曲诠释，对于朱熹说法，也努力调和弥补，以求经旨妥帖，思索之辛苦，传学之用心，成为朱熹学术传衍最重要人物。②陈荣捷《元代之朱子学》云：“北方之新儒学与南方之新儒学，俱辐辏于朱子。更为精简言之，亦即辐辏于黄榦所传之朱子之学。”③此外，近人考察明儒学术传承，往往溯及朱熹，许多正是经由黄榦传学的结果④，凡此皆可得其证明。黄榦坚定为学，学术淳厚，个性严毅，工夫以敬为宗，文本标举四书，开展朱学全幅格局，论其成就，有体有用，卓有事功⑤，但始终以光大朱熹学术为念，从而理学辨析转入义理的思索，四书成为后人立学基础，经典成为学者关注焦点，才有《四书大全》综整四书诠释的成果。
  三、由文理以见义理
  明儒以《四书大全》综纳宋元儒学成果，确立四书诠释体系，主要包含三大系统材料：一是朱熹传衍系统，包括门人及其所传弟子等，主要是对于朱熹说解整理与确认；二是彼此分立，各自诠释的经说系统，包括双峰、北山等不同学派的相歧说法；三是新安诸儒系统，以乡贤前辈号召，标举回归朱熹的整理工作，朱学由传延而至分歧，又由分歧而至统整，在门人推衍之下，历经延续、发展、确认不同阶段，最终建立以朱熹为核心的诠释系统①。朱熹与门人集团之间，黄榦说法正是确认义理方向的重要的环节。黄榦以四书为朱熹学术核心，心力所在，指引后学深究经旨，以见朱熹之思考，以见圣学之规模，经旨文义的厘清，从架构到脉络，从语脉到内涵，深加思索。《大学》“知止而后有定”，朱注云：“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于至善，至善之理，又在于必至而不迁。故此一节，但以止为言，曰知、曰得，止之两端；定者，知所止之验；虑者，得所止之始；曰静、曰安，则原于知而终于有得，有必至不迁
  之意矣。②
  相对朱熹强调“止”乃至善之所在，止有目的、目标之意，黄榦将“止”与前文“明德”“新民”连缀，与后文“定、静、安、虑、得”联系，确立前后语脉贯通一气，唯有“知止”“明德”“新民”才有方向所在，而“必至不迁”又较朱熹说法更加强调坚持固守之意，止不仅是目标而已，更有追寻极致之意，工夫修养的意义更为明朗，经旨与修养联结，正是在经典一字一句中揣摩得出，从“知止”而见工夫，也成为王艮“淮南格物”说法的根源。③标举经文宗旨，成为黄榦表彰四书义理最核心的方式，《读中庸法》引朱熹“《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强调必须从章句而入，也要从章句而出。《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中庸》之书，《章句》《或问》言之悉矣，学者未有不晓其文而能通其义者也。然此书之作，脉络相通，首尾相应，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语》《孟》问答之言，章殊而指异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子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①
  黄榦既标举朱熹学术贡献，又申明《中庸》一篇宗旨，指出《中庸》一篇要有特殊的读法，必须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掌握其枢纽，才能得其心法。由“文”以通“义”正是黄榦学术要义所在，也是宣示义理回归本文的重要方向，留意宗旨，以立脉络，建立正确读法，成为黄榦诠释四书的重要成果，一如《读中庸法》云：“又曰《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中庸》自是难看，石氏所集诸家说，尤杂乱未易晓，须是胸中有权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骤取而读之，精神已先为所乱，却不若子细将《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晓，俟首尾该贯后，却取而观之可也。②
  这既是指明正确读法，也表彰朱熹《中庸章句》价值。黄榦推崇朱熹，表彰四书，当然也就必须在朱熹说法当中，斟酌权衡，以求义理周延，《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朱注：“学之为言效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集注》言“学”，而《或问》以“知”与“能”并言，何也？曰：人之效学于人，有此二者。先觉之人，于天下之理，该洽贯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于是日听其议论，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觉之人，于天下之事，躬行实践，而吾怅然未有所能也，于是日观其作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读书穷理，要当尽圣贤之意，备事物之情，非吾好为是详复也，理当然也。世之学者，意念苟且，思虑轻浅，得其一隅，便以为是，则其为疏率也，亦甚矣。学者观于此，亦足以得养心穷理之要矣。曰：若是，则学之为言，固无所不学也，今《集注》于此，乃以为人性皆善，必学而后能明善而复其初，何也？曰：学问之道，固多端矣，然其归在于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谓明天下之理，复其初，则复其本然之善也。于《论语》之首章，首举是以为言，其提纲挈领，而示人之意深矣。③
  相较于何晏《论语集解》：“学者以时诵习，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④以“诵习”、以“业”来解释“学”，朱熹以“效”之为言，乃是将“学”之内涵扩大为“知”与“行”两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确实应该包括知识与能力的提升。至于朱熹《论语集注》言“效”、言“学”，《论语或问》则是以“知”与“能”言“学”，两者说法不同，黄榦指出“效”正是包括“知”与“能”两者，说法并不冲突，甚至更将理学“复性”的诉求，融入其中，“效”之一字，于是有“后觉”向“先觉”学习，学人向圣贤学习的意义，从而“学”之所得，最终目标乃是“明天下之理”“复其本然之善”，以此确立儒学核心要义。这不仅扩大了以往训诂之理解，也代表了朱熹综纳的思考、孔门学术的样态、理学核心的诉求、四书整体的内涵，朱熹以“效”言“学”得其确诂。黄榦指出朱熹一字之解，提纲挈领，揭示道学全幅精神，义理之分判，说解之精密，由此可见。而对于朱注“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学而至于成德，又岂有他道哉！其所自来者，亦不过是而已，非体之之实，孰能知之。①
  从而将《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目的所在，归之于“成德”，德必须回归于个人操持体验，只有通过身体实践，才能真实感受，道德不是讲论而已，而是务求实践有得，如何成德，正是黄榦着力所在，《论语·学而》“君子务本”章，朱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人之一心，虚灵洞彻，所具之理，乃所谓德也。于虚灵洞彻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谓仁也，义、礼、智，亦心之德，而独归之仁，何也？义、理、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体，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独仁足以当之也。故仁之为德，偏言之，则与义、礼、智相对，而所主惟一事；专言之，则不及义、礼、智，而四者无不包也。②
  朱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乃是历经诸多辨证得来③，黄榦不仅梳理“心”“德”“理”之间的关系，更将仁、义、礼、智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说明，仁既可以兼举包括义、礼、智，又可以与义、礼、智并列。黄榦用“偏言之”与“专言之”来说明“仁”既具全体，又具分殊的特殊内涵，仁之难解在于范畴有宽有窄，必须从前后语脉综合判断。黄榦揭示由文理以见义理的方式，也再次确定了仁乃心德的诠释说法，此于《论语·学而》“巧言令色”章，朱注引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苟知心驰于外，务以悦人者之非仁，则反而求之，心存于内，而无私当理者，即仁也。④
  正是循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诠释的结果，唯有求之于内，于心见理，心无私意为仁，所谓“务以悦人者”之非是，才可以了解为何巧言令色之非仁，黄榦循朱熹说法遂有分判依据。同样道理，《论语·八佾》“人而不仁”章，朱注引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于仁之义最亲切。⑤
  朱熹言心之德为仁，乃是就其内涵而言，但黄榦循此扩大解释，能够充扩发挥，心之全德即是仁，以“全”来彰显理之充盈、德之饱满，因此当人而不仁，也就是“人心亡矣”，以此强调人不可无仁，无仁则心不在矣，对于仁之重视，并不从知觉理气，而是回归于心德，反复致辩。《论语·里仁》“仁者安仁”章，朱注引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安仁、利仁，则所存者天理，故安于义命所当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处约乐之久，而不为之动也。①
  言其效用，仁者天理充盈，所以安于义命，不论是“约”，还是“乐”，皆能不动心。《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章，朱注：“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诚在于仁，则必无为恶之事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人心不可两用，志于此必遗于彼，所患者，无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诚志于仁，则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恶念何自而生乎！②
  此言其原则，心体存天理之公，消去人欲之私，恶念无从而生。天理之公，心体全德，成为黄榦诠释仁的重点，也是标举其义理的核心观念。此一见解甚至认为是师门心法所在，《论语·公冶长》“焉用佞”章，朱注：“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当理而无私心”，朱子据所闻于师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见而言，全体二字，已足以该当理无私心之义，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尽之旨，盖亦因其所已闻，而发其所独得，故子丈文子章，虽引师说，而《或问》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诚尽性，通贯全体，无少间息，不足以名之，则亦引前章之说，以释后章之旨，亦足以见前说之义，为详且密也。③
  所谓“当理而无私心”见于《延平答问》“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④，朱熹并引于《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章⑤。黄榦既申明朱熹说法来源，以示师门宗旨，又指出朱熹创发之处，诠释更为精进，朱注体例安排，必须前后详参以见其旨，“当理而无私心”乃是负面表述，强调工夫义；“全体不息”是本体义，彰显天理充盈、刚健不息的心体样态，更能符合仁道至大内涵，“全体”乃是黄榦延续朱熹《仁说》重要的体会。《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朱注：“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则言仁而礼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复全，则言礼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为言。则仁即礼，礼即仁，安有复礼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视、听、言、动之属乎事也，复归于礼，则事皆合乎天理矣。①
  从“克己复礼”而及于“仁”，乃是天理贯串的结果，从道理层面而言，心之全德乃是天理充盈，而从修养之后的结果而论，克己复礼，心德复全，自然仁德见矣，《论语·里仁》“人之过也”章，朱注：“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人虽有过，不可以其过而忽之，于此而观其类，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谓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记礼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则是必欲得其人之过而观之，然后知其仁，恐非圣人之意也。②
  朱熹于乾道四年（1168）撰《观过说》，对于湖湘察识工夫深入反省③，才有乾道五年（1169）中和新说的成果，黄榦特加说明，以示朱熹学术进程。《论语·微子》“殷有三仁焉”章，朱注：“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故不咈乎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或问》言仁与《集注》不同者，先师言仁之义，则固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于仁，则以为无私心而皆当理也。《或问》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于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义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则《或问》之意，亦在其中矣，读者默而识之可也。④
  朱熹说“仁”，有言其义，也有言进程，说法不同。言其进程，来自李侗启发，出于道南心法，至于“心之德，爱之理”的说法，则是从张栻湖湘学术转入所获得的共识，朱熹从中和之辨，进而及于仁说检讨，最终义理熔铸于一。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保留一生学术进程，说解之严谨，思考之精彩，由此可见。读者可以相互参酌，以求了解，黄榦从不同说法当中，证明其中义理一贯，并无歧出，从文理以见义理之安排，可以得见朱熹思索方向⑥，从天道性命，回归于心体掌握，可以了解朱熹义理所归，仁体之掌握，成为黄榦诠释的重点。
  四、由工夫以见道统
  四书出于圣贤心法，对于圣人所传之内容，反复致意，进而及于工夫法门的思考，此一工作于朱熹之后乃持续进行。对于孔门之教，黄榦尤其注意，《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章，朱注：“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十年而后一进者，亦圣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学虽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复参验，见其必然而无疑，然后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见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苟惟谓圣人谦辞以勉人，则皆架空之虚辞耳，故《集注》虽以勉人为辞，而终以独觉其进为说。①
  对于圣人是生知安行，还是积累之渐，造成说解之困难，朱熹采取含蓄态度，既保有天纵之圣的主张，又有心知其进的说法。黄榦据此深入分析，所谓十年一进是指圣人反复参验，终有自信的结果，不仅化解了诠释的矛盾，也强化了修养意义。此一见解，也反映于圣人观察，《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章，朱注引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圣，每云好学者，非惟勉人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圣人虽生知义理，然其为道，广大无穷，故未尝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学审问，参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为圣人也。②
  强调好学乃是圣人所以为圣最重要的原因，提醒后人必须时时而进，用心所在，不仅是确认注解体例，厘清原则而已，更在于思索儒学的内涵以及修养工夫的价值。黄榦也延续朱熹对于孔门分系之思考③，对于孔门弟子多有观察，《论语·子张》朱注：“此篇皆记弟子之言。”《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此篇所记，不过五人，曰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皆孔门之高弟，盖《论语》一书，记孔门师弟子之答问，于其篇帙将终，而特次门人高弟之所言，自为一篇，亦以其学识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④
  以孔门求圣人心法，来自《论语》编次原有的脉络，事实上，在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之外，孔门当中以颜渊为首。《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章，朱注：“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存养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坚，故其未怒之初，鉴空衡平；既怒之后，冰消雾释；方过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后，根株悉拔。此所以为学好为，而《集注》以为克己之功也。①
  “不迁怒”“不贰过”何以为好学，必须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朱熹以此章与《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章合读，证明颜渊持守工夫，以及最终达致的成果。黄榦更进一步以“存养”“省察”“克治”“持守”来解释“克”，而以心体之清朗来说明不迁怒、不贰过的状态，因此学之所在，必须厘清，朱注：“今人乃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所以为学者，不过记诵文辞之间，其亦异乎颜子之学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论颜子之天资，则只是明与刚；论颜子之用功，则只是敬与义。惟其明且敬也，故几才动处便觉；惟其刚且义也，故才觉便与一刀两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刚矣，又辅之以义，天资学力两极，则血气岂能轻为之动，念虑岂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谓之不远复也，所以谓之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不远是觉得早，复是斩断得猛烈。②
  黄榦不仅深化了朱熹说法，也阐明了圣人心法的内涵，颜渊天资与学力交养，所以心体澄朗，心思明快，才能血气不轻动，念虑不偏差，也才有不迁怒、不贰过的成果。可见唯有落实修养工夫，才能避免血气牵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章，朱注：“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颜乐之说，《集注》以为从事于博文约礼。《或问》以为无少私欲，天理浑然。二说不同，何也？《或问》博文约礼，颜子所以用其力于前，天理浑然，颜子所以收其功于后。博文则知之明，约礼则守之固。凡事物当然之理，既无不洞晓，而穷通得丧，与凡可忧可戚之事，举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无少私欲，天理浑然，盖有不期乐而自乐者矣。③
  北宋诸儒寻求孔、颜乐处，对于学术生命趋向具有开新的意义④，颜渊所乐何事，道德充具美感，乃是宋儒关注议题，也是圣贤气象具体展现⑤，朱熹保留两种说法，也就成为诠释必须调和之处，《或问》说法接近北宋诸儒的见解，《集注》则是倾向于操持涵养工夫。黄榦弥合其中分歧，“博文约礼”与“天理浑然”并非对立概念，而是工夫与成效的关系，“博文”则知之明，“约礼”则守之固，洞晓事物当然之理，也就可以达到无累于心，天理浑然的境界，诠释工夫之内涵，厘清朱熹用意所在，成为黄榦诠释的重点，甚至调整朱熹文意训诂。《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章，朱注：“约，要也；畔，背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曰博文、约礼，语两言之，以博对约，则约当为要。然约之谓为要之，已觉不顺，若谓约我为要我，则尤非文理，故或以约为束，文义顺矣。又非博约相对之义，尝思之，博谓泛而取之，以极其广；约谓反而束之，以极其要，则于文义庶皆得之。①
  黄榦重视经旨文理，朱注以“要”言“约”，黄榦以“束”字补充，由“束”才能达其“要”，释义更妥帖，君子修养工夫也更为清楚。《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章，朱注：“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为人谋，则必欲实尽其心，交朋友，则必欲实践其言，讲学于师，则必欲实用其力。盖曾子天资醇厚，志学恳笃，其于《大学》既推明诚意之旨，而传之子思，又断以诚身之义，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诚。盖不极乎诚，则凡所作为，无非苟简灭裂，是岂足以尽人事之当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②
  对于曾子“三省吾身”，朱熹以“诚切”来说明其用心，诠释曾子自省之功，而黄榦则以“实”解“诚”，并且联系于《大学》“诚意”，以及传之子思诚身之义，其用意并不仅止于曾子修养而已，而是关乎圣门所传心法，因此对于细节分析尤密。《论语·学而》“贤贤易色”章，朱注：“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子夏此语，与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诚，求造其极者也。然子夏务实行而抑文学；曾子务实行而兼传习。则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则子夏之所不能及矣。③
  子夏与曾子同样切身修养，朱熹以“必尽其诚”来说明其内涵。然而黄榦分析两人稍有差别，子夏专意于实行，主从之间，不免贬抑学术，曾子兼而及之，因此学行俱进，用功愈密，用心愈弘，正足以标示孔门之传真正内涵，不仅补充朱熹所未言之事，而所谓之“学”，黄榦以“文学”来说明赓续而进的工夫，也适足以证明以文理见义理的学术进路。《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章，朱注引程子曰：“动容貌，举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礼，暴慢斯远矣。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曾子之意，则但欲其在外之无不正，而《集注》之意，则以为未有不正其内，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术之形见者也。不正其内，安能使其外之无不正乎！有诸中必形诸外，制于外，必养其中，则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诚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于此乎，此曾子将死之善言，不独可为孟敬子之师法而已。①
  以经文而言，乃是纯就外在行貌的要求，然而朱熹却是留意内外本末问题，外由内而发，心正则理明，因此回归于修养方式，必须穷其根本，黄榦强调朱熹诠释不仅深入，而且也更能彰显儒学核心要义所在，从而直言：“鲁则质厚而已，未尝不明，未尝不诚实，未尝粗俗……安得不传道耶。”②以曾子传道统，乃是分析孔门心法之传的结果。
  甚至其他弟子，如检讨子夏，《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章，朱注：“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子夏此语，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逾者，上也。大德尽善，而小德未纯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于小廉曲谨，而临大节则颠倒错乱者，无足观也矣。子夏之言，岂有激而云乎？此又学者不可不察。③
  相对于朱熹说法，黄榦批评更为直接，子夏言语过激，并不深密周延，因此特别提醒，应予斟酌。《论语·子张》“子夏门人小子”章，朱注引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形而上，谓超乎事物之表，专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扫应对，事虽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无大小者”，非以洒扫应对为小，形而上者为大也。盖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虽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无小大”。
  精究义理，极其微妙，以至于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测者也。所精之义，至于入神，义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语，与洒扫应对言，洒扫应对所以然者，即至精之义也。
  然，犹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扫应对之节文，所以如此者，谓有此理，而后其节文之著见者如此也。
  洒扫应对虽至小，亦由天理之全体，而著见于事物之节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从容自中耳。
  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无大小，以见事有大小，而理则一也。次言道无精粗，以见学有精粗，而道则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发明上二段，所以无大小，无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圣人事，则亦以其所以然，而无大小精粗者为之也，亦足以见其编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④洒扫应对如何精义入神，乃是朱熹思索儒学工夫的重要过程，也是确立从学李侗的关键①，朱熹日后与门人讲论往往提及此一经历，所引数条意见，黄榦说明理之贯通，由末见本，由分殊以见理一，有此梳理，才有日用之间落实工夫之可能，儒学道大，其用无穷。黄榦此说大有助于厘清朱熹思考方向，义理之精彩，遂能揭示而出。②此一细节来自黄榦对修养工夫的关注，对于孔子指引门人弟子特加留意，以子路为例，《论语·述而》“暴虎冯河”章，朱注：“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则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怯懦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③
  黄榦不仅说解字义，更留意义理诠释的细腻，相对于理、气、心、性形上讨论，更重视工夫的落实，因此强调立身处世，必须持重戒惧，事事谨慎，而归于“敬”之操持，用意在于抑制血气之勇，变化气质有更为清楚的方向。《论语·子路》“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章，朱注引胡氏曰：“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所谓士者，淘泳于《诗》《书》《礼》《义》之泽，必有温良和厚之气，此士之正也。至于发强刚毅，则亦随事而著见耳。子路负行行之气，而不能以自克，则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④
  以孔门之教，陶冶于《诗》《书》、礼、义，士人应有温良和厚气质，《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章，朱注：“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非谓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积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谓君子，则是充积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远，则指夫自其充积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犹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犹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尽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验之大者而言，以见决非君子不足以当之也。⑤
  “敬”之为功，乃是孔门指引心法，更是朱熹传学重点，成为黄榦深加留意的德目，工夫在本与末、小与大之间，因此申明“孔门高弟重本务实之意可法也”，以此标准，批评子张有好高之病，而强调“仁之为德，根于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内者为足”。①至于曾点一节，《论语·先进》“子路、曾暂、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朱注引程子曰：“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资禀高，则不局于卑；志量大，则不溺于小；见识明，则异说不能惑；趋向正，则外诱不能移，此点之学，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则学之志亦异，人为技艺之学者，有一见而超然解悟，有终日矻矻而竟无所得者，亦无怪点之独得也。若颜子，则其资禀志量，见识趋向，当无异乎点，而深厚沉潜，淳厚中正，必有过于点者，故其见虽同，而其得则异于点也。点之子参，其见不及乎暂，而其学则近于回，以其用力之笃，则遂与回等，而非点所及也。曰：“晳之不及乎回、参，而卒未免为狂者之归，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于人心，而未尝不形见于事物，为学之方，固当存养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实行，夫是以精粗不遗，而表里相应，内外交养，动静如一，然后可以为圣学之全功也。点之志则大，质则高，识则明，趣则远，然深厚沉潜淳实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则见高而遗卑，见大而略小，见识有余，而行不足，趋向虽正，而行则违，此所以不及乎回、参也。虽然，自回、参而论之，点诚有未至，自学者论之，点之所见，岂可忽哉！规规翦翦于文义之间，事为之末，而胸中无所见焉，恐未易以狂语点也。”②
  相较于过往学者对于曾点的艳羡赞叹，认为曾点与圣人之志同，有尧舜气象，黄榦的分析更为深入，评论也更为中肯。孔门弟子各具资禀志量，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相比，曾点志趣高远，胸次悠然，自然得到孔子的认可，然而与颜渊、曾子二人相较，则少了深厚沉潜，有失中正，未达究竟。孔门学术是精粗不遗、表里相应、内外交养之道，因此能够传孔门之学的是颜渊与曾子，有此心法确认，置于理、气之间，才有分判的原则。《孟子·告子上》引“《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朱注引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四书大全》引黄榦云：
  学者知理之无不善，则当加存养之功；知气质之有善、有不善，则当施矫揉之力。③
  确立孔门心法作用，得见修养工夫的意义，由“学”以定“道”，由“道”而定“统”，最终才能确认儒学传道系谱，《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章，朱注引“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四书大全》转引黄榦云：
  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而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①
  朱熹表彰周、程、张子以继孔孟之传，周、程、张子可以入于道统之中，黄榦以朱熹四书之功，可以直承北宋伊洛之学，成就可以入道统之列。“道统”成为指引后儒接续而起的“符号”，召唤学者慨然承担，一代一代赓续为之，既是朱熹揭示之功，也是黄榦援以强化的结果。儒学精微，其用日深，饶有情怀，黄榦表彰朱熹传道地位，深化四书义理内涵，也建构了明儒学术全幅的想象。
  五、结论
  《四书大全》征引黄榦文字，集中于《论语》部分，尤其以孔门传学内容分析为多，对于日用操持之间的留意，以及深化道统之传的思考，一方面来自黄榦表彰朱熹学术的学识与志怀；另一方面，明儒似乎也有意将孔门之传与朱门之传建立诠释上的联结，以此证彼，形塑朱熹学术地位，朱熹治学之勤勉，对于四书用力之深，黄榦亲有所见，云：
  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按：《论语·卫灵公》“谁毁谁誉”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板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学者顾以易心读之，安能得圣贤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于此，以为世戒。②
  朱熹谦虚谨慎，固不殆言，追求完美的态度，成为黄榦学术尊仰所在，《四书大全》引录黄榦之言，借以确立朱熹道统地位，留下朱熹修改的线索，有助于理解诠释转折的过程。《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章，《四书大全》引黄榦云：“先生晚年再改削《集注》，止于此章。”③《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章，《四书大全》引黄榦云：“《集注》初本谓‘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④今本则是“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事在外，心在内，朱熹显然更重视操持，以求释义纯粹。这些细节的记录，大有助于了解朱熹的思考进程。黄榦第一手之观察资料，深切细密的阐释，强化道统与朱熹学术联结，不仅确立朱门集团学术之方向，也成为后世四书学发展的基础。狄伯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以东亚文明视角，
  认为四书是教育的公分母，前近代东亚共享一种类似的思想与道德形态，是以共同内省（inlook）所建立出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共同展望（outlook）①。此一成果来自朱熹努力，固不待言，而黄榦居功厥伟，则有待深入发掘，笔者撮举观察，心得如下：
  一、自宋以下，朱熹学术得以传续，黄榦坚定为学，深具信念，《四书大全》建构朱熹、门人、元儒相承的经说体系，引录黄榦说法总共165条，延续朱熹思考，深化四书义理，不仅是深入门人集团的关键，也是了解朱熹之后四书义理发展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