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1414）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纂《四书大全》，建构以朱学为宗的四书“官学”体系，《明史·选举志》言“四书主朱子《集注》”，“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①，四书成为明儒学术的基础，朱学成为明代思想的核心，实是朱熹生前未及见，也无法想象之事，相对于晚年遭受庆元党禁，朝廷视为伪党之魁，人生困难艰辛，莫此为甚，却仍有弟子无惧严令，跟随学习。朱熹学术的传承，固然出于朱熹一生汇聚北宋以来学术成果引领思考；另一方面也是门人以道相尚逐渐形成气候，然而全祖望于《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案语云：
  朱门授受，遍于南方，李敬子、张元德、廖槎溪、李果斋皆宿老也，其余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云耳。李、张诸子之书，吾不得而见之矣。述《沧洲诸儒学案》。②
  沧洲诸儒列于朱学之末，地位可有可无，朱学之成立与弟子传播四书义理深有关联，然而以理学角度分析，却未能得见沧洲诸儒成就。由此一思想转折，相较之下，《四书大全》建构诠释体系，从朱熹到形成朱学，门人意见极具指引价值，朱熹门人不仅于各地方传布四书义理，延续学脉，更深化义理内涵，使朱门成为宋元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只是朱熹一生讲学，收召弟子众多，他的学说整理起来并不容易，近人陈荣捷整理戴铣《朱子实纪》，宋端仪《考亭渊源录》，韩国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朱彝尊《经义考》，张伯行改订之明人朱衡《道南源委》，万斯同《儒林宗派》，黄宗羲、黄百家续编、全祖望修补《宋元学案》，王梓材、冯云濠编《宋元学案补遗》，日人田中兼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等材料，撰成《朱子门人》，汇总结果，共计六百二十九人，可称门人者四百六十七人，加上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合计四百八十八人，不知名而未考见者，当更倍于此数。并举长沙一夕有七十余人请教，而今所见湖南学人仅十五人，以此之例，朱熹弟子总数，可达数千，数目之大，孔子之后实所罕见，甚至与明代阳明门人相比，也有五与三之比①，人数之盛，反映朱熹重视讲学，乐于接引后学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门人慨然承传，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也才有朱熹学术传布于天下的结果②，此乃清楚可见之事。日人市来津由彦更以朱熹初传门人于学禁当中保有朱熹资料，延续思想，初传、再传门人成为政府官员，提升社会地位，三传、四传则逐渐开展学术影响，扩展于不同地域与社会层面当中，形塑“朱熹门人集团”影响力。③只是朱熹学术具有进程，不同阶段说法有异，弟子人数既众，体会各有不同，朱熹学术复杂与歧出，造成后人理解的困难，这来自朱熹本身，也来自门人集团。因此明代《四书大全》补缀阙失，从纷杂讲论中，确立一种诠释模式，运用“以朱证朱”的诠释方式，还原朱熹的思考，并兼取门人语录，从朱熹与弟子讲论中寻求用意所在，成为四书诠释的主轴。师门建构说解体系的形成，尤其以黄榦最为重要，黄榦既是朱熹门人，又是朱熹女婿，他捍卫师说，传布朱学，成为“朱熹门人集团”的领袖人物。《四书大全》引录黄榦说法，《大学》有2条、《中庸》有3条、《孟子》有12条、《论语》有148条，总共165条。这些成为了解朱熹之后四书义理深化最重要的材料。《四书大全》建构朱熹、门人、元儒相承的经说体系，黄榦的四书诠释方向，正是深入门人集团当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了解朱熹学术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既可得见朱熹之后朱门诠释四书的成果，也可补强明儒四书学传衍失落的环节，甚至可以了解东亚儒学底蕴所在，大有助于四书学术发展的观察。是以列举分析，撮举检讨，期以了解黄榦思考朱熹学术的方向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