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事实上，禅宗义理是在佛教义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有些义理在禅宗这里更具特色。禅宗义理富厚深幽，朱子所及禅宗义理非常有限，这里仅以朱子所及较多的“作用见性”考察朱熹理解禅宗义理的情形。
  王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见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①
  对佛教而言，成佛是根本的追求。可是，“佛在何处”？答案是“见性是佛”；而“性在何处”？答案是“性在作用”。既然“见性是佛”，而“性在作用”，意味着“在作用处可成佛”；而“作用”的具体表现是“在胎为身，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等八种相状。那么，朱熹是怎样理解的呢？其一，“作用见性”即“形下为性”。朱熹说：“他合下便错了。他只是说生处，精神魂魄，凡动用处是也。正如禅家说：‘如何是佛？’曰：‘见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盖谓目之视、耳之听、手之捉执、足之运奔，皆性也。说来说去，只说得个形而下者。”②在朱熹看来，告子以“生”为“性”，就是以“气”为“性”，而“气”属“形下”，所以是以“形下”为“性”；禅宗“作用见性”，而其“作用”为“目之视、耳之听、手之捉执、足之运奔”等，因而与告子一样，都是以“形下”为“性”。其二，“作用见性”即“知觉为性”。朱熹说：“心只是该得这理。佛氏元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如视、听、言、貌，圣人则视有视之理，听有听之理，言有言之理，动有动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谓‘明、聪、从、恭、睿’是也。佛氏则只认那能视、能听、能言、能思、能动底，便是性。”①朱熹认为，在“心”与“理”之间，“心”是主观性存在，“理”是客观性存在，所以“心”可以认识、把握“理”，但不能代替“理”。“性”是“理”故非主观性，是“作用”或“现象”的根据。因此，“作用见性”意味着“知觉运动”是“理”，意味着“知觉运动”与“所以知觉运动”混淆为一，即将现象与现象的根据混为一谈。其三，“作用见性”即“无情为性”。朱熹说：“释氏云：‘作用是性。’或问：‘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此是说其与禽兽同者耳。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释氏元不曾存得。”②在朱熹看来，既然“作用”也为动物所能，也就是认同动物的“知觉运动”是“性”，而“性”在儒家系统中，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纲常，如此一来，“作用见性”必致“无情者有性”。那么，朱熹对于“作用见性”的理解是否合乎本义呢？
  佛教中国化过程，也是佛教基本义理不断被调整和发展的过程，而其基本趋势是：修行简约化、成佛便捷化，这种精神必在佛教心性论中有所体现。禅宗心性论则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等。“作用见性”集中表现了禅宗对于成佛便捷的诉求。这应该成为理解“作用见性”的内在逻辑。因此，强调无处不佛性，无时不佛性，从而提醒僧众觉悟佛性不难，成佛也不难，因而不能借口缺乏悟性以推脱提升自己的修行。从结构上看，“作用见性”属于由“用”见“体”模式，即在“作用”或发用流行处见“性”，也就意味着佛性不能停留于口舌上，而应在僧众的行为中得到体现，佛性实践化。从价值诉求上看，“作用见性”即要求“作用”处有佛性，也就是对僧众言行举止的要求，从而表现为对僧众言行的规范，无论怎样“作用”，佛念念在心，这就是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因此，朱熹将“作用见性”理解为“形下为性”“知觉为性”“无情为性”而予以批评，是与其本义有距离的。朱熹以儒学立场进行分析、判断，又极度放大此命题的负作用，自然会影响其准确把握此命题的意涵。牟宗三说：“朱子不了解禅家‘作用是性’之义，将此诡辞之指点语视作实然之陈述，以告子‘生之谓性’之义说之，此说皆非。”③这个评论确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