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主体的生命，人的一切展开无外于言与行。人活在自己的言语中，言语进而转成文本；人又呈现在自己的活动中，而活动是人基于自我认定的展开，并在展开中辩别不同的主体，作出取舍。《论孟精义》作为朱熹型塑程朱理学的初始文本，即以上述诸要素完成了程朱理学的话语型塑，而表证于文本、语言、身体、仁义、存养、辩学诸方面。
  在经学的传统中，经典即为正典（canon），当正典形成闭合后，经典就不再具有变动的可能性。程朱理学不仅完成了《四书》的新经典建构，并以之彻底促成了经典系统的开放与扩大，而且通过类聚的方式，将自己的传释绑定在经典上，从而完成了自己的释经作品（commentary）的正典化，为整个理学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础。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在传释经典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使汉学的注释性语言转向宋学的议论性言语。这种具有分析的论辩的言语，使得哲学性质的理学得以从静止的尊崇的经学中脱胎而出。更具意义的是，在经典扩大、语言转向的过程中，言语的主体获得高度彰显与自觉，并以身体为标识而成为整个程朱理学的中心。程朱理学没有抽空身体的个体生存主体性，从而使主体抽象成为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存在；尽管普遍性的主体性是程朱理学的追求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将这样的主体性赋予个体的身体存在，从而保证了个体生存主体性既是理学的起点，也是归宿。这一确认也构成了程朱理学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基于个体生存主体性，程朱理学进一步对主体性的内涵作仁义的细致阐明，以及如何充扩仁义的存养讨论，形成了基于孔孟儒学的传统，又更具理学自身特色的思想系统与论说风格。程朱理学的整个话语型塑不是在自我封闭的语境下完成的，而是在开放的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中展开的，因而辩学不仅使他者的言说得以呈现在理学的话语中，而且更构成了理学话语构型中的重要环节。
  可以断言，到朱熹这里，程朱理学虽然形式上仍在经学的旧知识形态中进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但所型塑而成的话语构型已基本上摆脱了经学，使理学成长为新的学术思想形态，正如陆九渊所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①事实上，经过元代的消化，至有明一代，整个经学式微，而理学光大。故黄宗羲又讲：
  有明事功文章，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②
  以至于顾炎武发出严厉批评：
  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③
  并对宋学进行研判取舍，下开清学。④此自然是后话，却足以表证理学对经学的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