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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述及，二程“本乎人情，出乎礼义”的理，存在着抽空个体生存主体性的危险，而理学致力于排除这一危险的核心工作，就是对人的认定，亦即理学的仁说。关于二程到朱熹的仁说，前贤多有论述，近则以陈来最为重要。①其中，据分析朱熹以前的，陈来采二程、谢良佐、杨时、吕大临与游酢，以及胡宏诸家说，以说明朱熹据二程的立场，统合与整理程门诸子，尤其是谢、杨，以及湖湘学，从而确立朱熹为核心的程朱理学；而分析朱熹仁说的文本主要是三个，即1171年因张栻完成《洙泗言仁录》后的彼此讨论书信，次年（即《论孟精义》成书这年）朱熹为出自自己出生成长地尤溪的友人石子重写的《克斋记》，以及同年稍后写的更重要的《仁说》，以观朱熹在与湖湘学的思想论辩中走向确立。从三个文本与《论孟精义》的编撰时间，便可断言，三个文本的思想基础都在《论孟精义》，而程门统合的工作更在其中，故就程朱理学的型塑而言，这里以《论孟精义》再作补充，或更足以彰显，同时亦可进一步看到程朱理学对人的确认。
  朱熹于《仁说》开篇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②
  这段话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了人心及其性质与特征，可以认为是朱熹关于仁说的总论。首先，人之为心的自然基础在天地。其次，天地之心的根本是生物，具体为四德，统之于元；人心之德亦有四，统之于仁。这里，仁作了狭义（四德之一）与广义（统包四德）之分。最后，人心之四德显现为具体的感情，即爱恭宜别。但在这段概述中，“天地以生物为心”很明确，而人“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故也应该是“生物”，而不是仁，正如天地之心不是元一样。末尾一句“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则似乎明示天地之生物心，在人即是恻隐心。
  论恻隐之心的经典文本是《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且摘录数则朱熹所蒐辑的程门议论以为比较。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灭天耳。始则不知爱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杀，充之以至于好杀，岂人理也哉！”又曰：“恻，恻然。隐，如物之隐应也。此仁之端绪。”
  明道先生见谢显道记闻甚博，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显道不觉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
  明道曰：“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
  程颐的论说首讲心为生道，此心具是形以生，又以恻隐为仁之端绪。程颢与谢良佐的对话，则以切身体会以喻恻隐之心正是身心对外在刺激的一种反映；后一段是解释有四端而不可言信。二程的论说，除了元包天地生物心之四德、仁包人心四德没有明确论及外，其余皆为上引朱熹《仁说》所概括。
  游曰：“恻者心之感于物也，隐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体伤于彼，而吾之心感应于此，仁之体显矣。”
  游酢的议论更进一步明确，恻隐是人对外物的感觉所引起的痛觉，这种痛觉自然不完全是生理，而是包括了痛惜等心理在内的反应；前引程颐所述的不知爱物、忍、安之、杀、好杀，便是指人的这种感受性的丧失及其延伸的不同层次的结果。朱熹的“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程、游师徒议论的综合。
  谢曰：“格物穷理，须是识得天理始得。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方乍见时，其心怵惕，所谓天理也。要誉于乡党朋友，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也。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①
  这里明确指出，理学的天理就是人的恻隐心的自然展开，而恻隐心的丧失，即程颐指出的反向展开也是存在于人的自然性中的，此即为人欲。如此，程朱理学核心理论的型塑过程已看得极为清楚。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标示，其本义也得其正解。
  基于上述的仁说总论，有两个具体的分论，它们既是总论的延伸问题，也可以认为是总论的支撑问题。第一个分论就是如何知仁。依总论，人心就是恻隐心，发用是爱恭宜别之情，在两者之间是仁义礼智；仁包四德，故关键是仁，而仁对应的是爱；仁抽象，爱具体，因此仁与爱便产生互相界定的问题。程门论仁，至朱熹时，已产生许多分歧，在《答张敬夫》信中，朱熹曰：
  大抵二先生之前，学者全不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自二先生以来，学者始知理会仁字，不敢只作爱说。②
  程颢的原话是：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
  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③
  仁是性，爱是情，恻隐也是情。由此，似又可推知，情与心又是相关联的概念，心为体，情为心之发用。仁作为性，实质上是对心之发用的一种价值规定，即善。故在二程看来，孟子言人性善是极为重要的。
  或问：“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①只是性及其善的规定被标举出来后，仁之性反过来与发为恻隐、爱之情的心形成对应，仁性为体，而心为发用。谢良佐曰：
  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②
  既如此，作为理论的探究，自然要专心于讨论本体的仁性了。然而其结果，则如朱熹指出，撇开情来论性，弊病丛生。朱熹曰：
  然其流复不免有弊者，盖专务说仁，而于操存涵养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无复优柔厌饫之味、克己复礼之实，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离了爱字悬空揣摸，既无真实见处，故其为说，恍惚惊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爱字看却之为愈也。从大的方面讲，弊病有两类，一是专务说仁，务虚不务实，全不落在个体生
  命的践行上；二是务虚流于悬空揣摸，议论恍惚惊怪。因此，朱熹强调，与其如此，不如回过头来，依旧从情之发用上来体会仁之性。朱熹曰：
  若且欲晓得其仁之名义，则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若见得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则仁之名义意思了然在目矣。可以说，朱熹“将爱字推求”仁，正是坚持了二程门下道南一脉的路径。
  或问：“何以知仁？”杨（时）氏曰：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体究，久之自见。且孺子将入于井，而人见之者必有恻隐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为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此理，知其所从来，则仁之道不远矣。
  杨时不仅只是这样就着经典解释来阐述，而且在现实中也能据事作出这样的阐述。在引了上面这段问答后，朱熹接着更引述了下面这则杨时的故事：
  薛宗博请诸职事会茶，曰：“礼岂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礼起圣人之伪。’真个是。”因问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谓？”薛曰：“前后例如此，近日以事多，与此等稍疏阔，心中打不过，须一请之。”曰：“只为前后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过，岂自外来？如云辞逊之心礼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当辞逊，只此是礼，非伪为也。”③
  此外，朱熹的以爱推仁是在答张栻书信中提出，盖回应张栻主张谢良佐的以觉言仁，张栻后来又针对朱熹的以爱推仁，主张程颐的以公论仁。①其实，谢良佐的以觉言仁虽直接来自程颢，但强调感应也是程颐的根本思想，而且他赋予感应以亨通的价值判定。程颐释《咸》卦：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复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感有亨之理也。②
  朱熹当然很知道程颐的观点，而且他还引过程颐讲的“天地间只是个感应”。③至于以公论仁，同样是二程共同的观点，程颢曰：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④而程颐则曰：
  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⑤
  很明确，公实与觉、爱一样，只是理解仁，或践行仁的路径，本身不是仁。相比较而言，朱熹的以爱推仁既得二程本意，也最能说明仁。⑥
  第二个分论是如何求仁。前引朱熹《答张敬夫》指出程门后学流为悬空虚说，无复克己复礼之实，故在朱熹看来，知仁固然重要，但最终须落在求仁上。在为石子重写的《克斋记》中，朱熹曰：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己。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⑦程颐曰：
  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⑧
  故论仁，必须接着义讲。孟子的一大贡献，在二程看来，就是将仁义合在一起讲。程颢曰：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①
  由于义与克己复礼相关联，形之以外在的践行，因此在认识上往往容易忘记义是心的四德之一，内属于仁之性体。程颢曰：
  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也。②程颐又将义与敬、理、养气结合着说：
  或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问：“义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义在心内，苟不主义，浩然之气从何而生？理只是发而见于外者。”③
  与敬的关系，义是敬的主脑，离开义的敬其实是无所事事。与理的关系，义是存于人之心内的原则，理只是这种原则形之于事。与养气的关系，浩然之气因义而生。故诚如孟子所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④只是克己复礼与内心之义的把握都很难，常常于不自觉中破坏与沦陷，初似无害，久则成患。《论语·八佾》载：
  三家者以《雍》辟。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伊川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故仲尼于此著之。⑤
  明道曰：介甫说鲁用天子礼乐，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岂有过分之事，凡有所为，皆是臣职所当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亲最孝，观其言如此，其事亲之际想亦洋洋自得以为孝有余也。在程朱看来，这个“义”字，“惟是孟子知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