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一个话语构型来说，文本是显像，语言则是微像。上一节曾指出，朱熹将“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在《论孟集注》的《读论语孟子法》中提升到第2条，并且贯彻在《论孟集注》中，使之成为《论孟精义》的升级版。照理说，有了升级版，而且朱熹也确实以升级版为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业，作为初级版的《论孟精义》就不必在乎了；况且正如前引《论孟精义自序》中所言，此书原本是朱熹整顿自己思想时“以备观省”，只是“同志之士有欲从事于此者，亦不隐焉”。那么，为什么朱熹后来对《论孟精义》仍然很看重呢？四库馆臣曰：
  朱子初集是书（《论孟精义》），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①
  前引朱熹自称“以备观省”，虽然是自谦之语，但也是部分事实。《论孟精义》（1172年）原是在《论语要义》（1163年）基础上完成的，前后近十年。《要义》是朱熹由禅返儒的标志，而《精义》是他整合二程理学的标志，换言之，从《论语要义》到《论孟精义》确实是朱熹自己思想型塑时期“以备观省”的真实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论语要义》后，朱熹马上又补撰了《论语训蒙口义》。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朱熹曰：
  予既叙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暇日又为儿辈读之。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②
  虽然朱熹以此通训诂、正音读“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但他深知这又是基础，故在《论孟精义纲领》中才会强调，“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尽管朱熹高度意识到训诂是义理的前提，彼此存在高低层级，似乎没有冲突，而且后来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合训诂与义理为一体，为什么他在《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成书后的近十年思想型塑过程中，只致力于单纯的《论孟精义》撰写呢？而且，即便后来撰写《四书章句集注》，他还要将“其余议论，别为《四书或问》一篇”③，为什么朱熹很在乎这些“议论”？
  朱熹在《论孟精义自序》中就他限定程门及其同志（实仅张载一人）“蒐辑条疏”的问题，自设问答作了一个详尽的说明：
  或曰：然则凡说之行于世而不列于此者，皆无取已乎？曰：不然也。（1）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2）而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则亦何适而无得哉？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3）若夫外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顾其语言气象之间，则实有不难辩者。学者诚用力于此书而有得焉，则于其言虽欲读之，亦且有所不暇矣。①
  笔者所标示的三条说明，（3）所涉及的异端杂学辩析问题，且待最后一节讨论，这里专论前两条。
  先看第一条说明。“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因此朱熹声明学者必先弄明白这些，才足以用力于义理。不过，又必须记得，这虽是前提，但毕竟是“童子之习”，为“启蒙之要”，而《论孟精义》则是专以义理为务的。《论孟精义纲领》辑录程颐语曰：
  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
  读《论》《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②
  “晓其文义”“得其言”固然是前提，但“求其意”“得其心”终是根本，“知道”才是研读经典的目的。这就明确表明，在朱熹看来，经典传释实际上存在着两套语言系统，汉魏诸儒使用的是“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的语言系统，即清儒所谓的经学之汉学的语言，程门使用的是义理条疏的语言系统，即清儒所谓的经学之宋学的语言；而且从朱熹自设问答的（2)(3），可知朱熹以为这套宋学的语言系统是宋儒通用的，并非程门独有，只是彼此在思想内容的阐发上存在分歧。对于思想型塑中的朱熹来说，毫无疑问，宋学的语言系统是重中之重；而且即便是两者并用了，经由宋学的语言系统所展开的“议论”也仍然是不可轻弃的。《论孟精义》的体例之所以单方向强化《论语要义》，没有合《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为一体；在升级精华版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书以后，《论孟精义》仍需重视，而且“其余议论别为《或问》”，原因尽在此。
  然则，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为什么汉学的语言系统只具有“晓其文义”“得其言”的语义学功能，而只有宋学的语言系统才拥有“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意义学功能呢？西方哲学在由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发展中，存在着重要的“语言学转向”，虽然汉宋学的转移不必强作类比，但却不妨借镜于彼，以解开上述的困惑。在西方近代认识论的语境中，语言被单纯认为是表象的工具，关注语言的静态结构就可以把握语言所要传达的观念与思想。但在转向现代时，静态的语言结构让位于实际生活的发生，语言与实际动态的生活相联系，这一语言学转向直接催生出现代存在论，虽然语言学转向有现象学意义上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区别①。在朱熹看来，汉学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正是类同于近代认识论中的语义学，只足以对经典作静态解读，“晓其文义”“得其言”，虽重要却是童蒙之学，而只有宋学的义理条疏则近于现代现象学的意义理论，能够实现“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追求。
  何以见得呢？朱熹辑录程颐所谓“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可以说是一个总的表达，而他具体的释传举例则将这样的认识彰显得极为清楚。程颐曰：
  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虽孔门亦有是患。（1）如言昭公知礼，巫马期告时，孔子正可不答其问，必更有语言，具巫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过，人必知之”。盖孔子答，巫马期亦知之，陈司败亦知之矣。（2）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圣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为圣人，岂不有害？（3）又如孟子言“放勋曰”，只当言“尧曰”，传者乘放勋为尧号，乃称“放勋曰”。（4）又如言“闻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问，及仲由为比，便信此一句，岂不有害？（5）又如孟子，齐王欲“养弟子以万钟”，此事欲国人矜式。孟子何不可处？但时子以利诱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若观其文，只似孟子不肯为国人矜式，须知不可以利诱之意。（6）“舜不告而娶”，须识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顽，过时不为娶，尧去治之，尧命瞽使舜娶，舜虽不告，尧固告之矣。尧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7）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杀舜为事，尧奚为不治？盖象之杀舜无可见之迹，发人隐慝而治之，非尧也。②
  笔者不嫌其烦，照引这段长文，并加以标示，实因朱熹在悬为示范引导的《论孟精义纲领》中辑录这段文字，表明很重要。事实上，程颐这样举例，朱熹这样照引，当时人熟读经典，自然能知晓其所指，今人对经典并不熟知，仅看这段文字，仍不免一头雾水，不明所以。此处限于篇幅，也不宜逐一说明，只能概而言之。程颐所举七例，旨在表明，如果就文本文义进行解读，即便音读、字义、制度、名物都确定无误，仍然只能“得其言未得其心”，甚至作出“必有害”的误读。这些举例不仅彰显了宋学与汉学两种解经语言在功能上的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也示范了程颐应用宋学的解经语言实现“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即必须将经典文本与历史中的生存实际相结合，切身体会甚至不免想象重构经典文本中没有记录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当时人而言是不言而喻的，而对后人理解时却变得至关重要。
  现在再看第二条说明。“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事实上，五年以后的《论孟集注》就呈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除《论孟精义》所辑录者外，自汉魏以降至当时，直接间接征引者达几十家，虽荆公新学、三苏蜀学也不排斥①，那么《论孟精义》为什么只限于二程以及张载与程门诸弟子呢？朱熹的回答是：
  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则亦何适而无得哉？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换言之，《论孟精义》的选择范围限定于二程理学，实乃朱熹思想上的认定。
  不过，这只是上一节讨论文本所揭示的问题，可作上节的一个补充。而与本节主题有直接关系的是，由朱熹的说明，似乎可以追问，二程对《论》《孟》的解读已充分而精准，与孔、孟之心契合无间，为什么不将范围仅限于二程呢？
  前引程颐所举七例表明，在二程理学的经典解读中，客观地对待经典给定的文本是不够的，必须要结合文本的人物及其实际的活动，如此才能使得文本所呈现的死的“语言”，转换成文本中讲话的那个人的活的“言语”。经过了这样的转换以后，对经典的理解就变成了读者与作者跨越时空的对话，经典文本的意义就延伸到解读者的当下生活之中，从而影响当下的生活。可以设想，这个过程自然是艰难的，故“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直到宋兴百年才有二程出，与孔、孟心契。唯其不易，故虽孔、孟弟子未必完全理解孔、孟，二程门人也未必完全理解二程，更难完全理解二程对孔、孟的理解。对此，朱熹显然有真切认识，故曰：
  读书考义理，似是而非者难辨。且如《精义》中，惟程先生说得确当。至其门人，非惟不尽得夫子之意，虽程子之意，亦多失之。既如此，不是更应限于二程的解说吗？朱熹的看法却又不然，他接着讲：
  今读《语》《孟》，不可便道《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②至此似乎终于明白，《论孟精义》为什么既要排斥程门外的，又不能限于二
  程。在朱熹看来，把握经典的义理，既不能太宽泛，以免陷于支蔓，甚至迷于歧路，又不能专限于权威，以免自我逼仄，丧失独立思考。对经典的义理探求，需要二程这样的圣人来接绪前圣，开悟后学，同时又需要圣人门下的贤人参与到对经典的共同研读讨论中，甚至不惜形成某种争辩（argument）。事实上，就朱熹而言，正与孟子一样，终其一生的思想历程，便是充满争辩的。也许这是思想巨子们的共同特征。《孟子精义》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问为国”章条录张载与人对话：
  或谓：“井议不可轻示人，恐致笑及有议论。”先生谓：“有笑有议论，则方有益也。”①
  这一对话不仅是其思想开放性的生动显现，而且也充分表证“有笑有议论”的语言或言语本身就构成了理学的存在。
  要言之，朱熹建构程朱理学的话语构型，在语言上虽最终呈现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汉学与宋学两套语言的整合，但更视宋学语言的彰显为重要与必要，《论孟精义》充分表证了这一点，《四书或问》也是如此。《论孟精义》中理学传释经典的语言替代了或补充了经学汉学的风格，它使得经典由死的文本转换成活的言语，从而与理学家发生沟通，并且通过共同议论而促成思想的生成。语言或言语在程朱理学这里，已然不再只是反映思想的工具，而毋宁就是理学乃至理学家的生活本身。在此意义上，朱熹对《论孟精义》的看重、对《四书或问》的不弃，并不在于其所表达的思想的正确，而在于它们是思想探求过程的记录，也是理学家追步圣贤生活过程的记录，人们可以“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